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

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进展较为缓慢的合作领域。欧洲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机制实现地区和平，并提升欧盟的全球行动能力。本书将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本书引用了大量资料，也举例了典型的事例，有助于读者了解欧盟在外交方面的协同进展。

近年来，世界主要力量纷纷与中亚建立“5+1”合作机制，这一新的多边合作模式成为中亚多元化外交的标配。五国将此作为地区博弈的重要砝码，域外力量则希望借此扩大对中亚的整体影响。西方与中亚“5+1”合作机制建立时间早、覆盖领域广，发展成熟，是各自中亚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本书梳理了日本、韩国、欧盟、美国与中亚“5+1”合作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政策目标，对其战略本质和共有规律进行了总结。中国与中亚的“5+

《北京国际交往中心总论》是一部阐述北京全面融入全球城市网络并形成国际多边合作协同效应，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中发挥城市外交独特作用的著作。本书深入梳理国际交往中心的概念与内涵，阐明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实施路径，首次提出构建国际交往中心的“钻石同心圆”理论模型。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北京的秘书处和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本书系统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行动领域、前景和展望等

本书以大航海时代下全球殖民扩张为广阔背景，以俄日互识为切入点，有序探讨两国早期关系的发端、发展、延续、突破与延伸，呈现两国之间“好奇”“试探”“警惕”“接触”“冲突”与“睦邻”的历史过程，总结出俄日早期关系史的显著特征（特殊规律）和依循的历史普遍规律。本书立足于全球史和东北亚区域史的历史记忆，构筑自成一体的世界史视野下的俄日早期关系史叙事体系。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梳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防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导弹扩散领域的政策与做法、成效及其影响，勾勒出一幅美国单边、双边和多边防扩散政策框架的立体画面。作者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防扩散外交和战略安全环境三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深度研究专题个案，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冷战后美国防扩散采取的新方式、新手段和新模式，尤其是其集防扩散、反扩散以及后果管理三位一体的政策，认为美国防扩散的实质是防威胁，为保障自己的绝对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