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新解

沈括在科技史领域享有民族英雄般的崇高地位，然而一旦将其还原到历史语境，便会发现，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其实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宦生涯——从“王安石新政”的参与者，到沦为“新法叛徒”惨遭流放。本书采取了独特的“对照式”结构，揭示了沈括的仕途经历与贯穿其一生研究的“闻见主义”立场之间的联系，既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场对哲学观念的探索。作者以“闻见主义”为核心，建立起一套挖掘北宋知识世界的概念，将

是什么决定了小说的生死？在创作8本小说的过程中，作者找到了答案：结构，以及由结构决定的故事的节奏。只有深刻理解故事结构，写作者才能把握好各类情节的出场顺序和时机，对故事的节奏操纵自如。作者结合三幕结构、剧情痛点等概念，详细说明了故事运行的原理和情节安排的方法，并通过对《傲慢与偏见》等4部案例作品的深入解读，展示了故事结构和情节塑造的多种可能性。只要掌控好故事的节奏，就可以调动故事的所有潜能，让读者

钱钟书的贡献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为代表的中文学术著作，以知识渊博，考证严密和辨析深刻而成为谈文论艺的学术典范；二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的误读、误解和误导，以及考证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西方传播情况的一系列文章，即在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的贡献；三是以《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等为代表

《赋比且兴：先秦两汉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一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丛书之先秦两汉卷，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秀礼领衔的团队合作成果，分为如下四部分：《周易》古歌与诗歌叙事传统的萌芽、《诗经》与诗歌叙事传统的奠基、《楚辞》与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秦汉与诗歌叙事传统的传承与新变。

“疯狂天才”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文艺创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文艺大师们更是人类精神高贵性的象征。然而，历史上有一群特殊的大师，他们童年不幸、穷困、颠沛、酗酒、疯癫，浪荡出格或者遗世独立。他们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如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双相障碍、焦虑障碍、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等，他们的生命和作品都是在痛苦和救赎之中双向拉扯的产物。本书聚焦于21位患有精神障碍的中外文艺大师，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

本书是个体学术研究的经历回顾与思想感悟。全书以时为序分为四章，以学术为轴心、成果作支柱，讲述作者走过的学术“道路”与研究的体悟。第一章从转益多师与任教授业的角度，追忆孔子故乡的学术启蒙、山东大学的拓宽视野与复旦大学的研究提升；第二章讲述国家项目管理时期的学政一体与学以致用，侧重学术研究领域的开阔，回顾对学术本质、意义与规律的探讨；第三章叙述受聘上海交通大学后，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相互促进的实践探索和

关中“四先生”指三原马理、高陵吕柟、朝邑韩邦奇和富平杨爵。他们是明代弘正嘉时期的关中代表人物。本书侧重于两方面内容：其一，梳理四先生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实践；其二，探求学术与文学的交互影响，并试图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书稿首先从哲学史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关学主张及流脉；提炼出“大文学观”概念，以说明学者反对汩于词章，提倡德行践履为言文之根的主张。之后则对每位先生分别进行专门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知人论

本书梳理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诗歌创作中的抒情、叙事两种传统消长、演变的历程，着重对重叙事说理的代表诗人胡适、李金发、穆旦、袁可嘉的新诗理论及创作予以阐述，分析现代新诗走向“叙事性”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对传统旧诗词中的“叙事性”隐性传统的发掘。本书还着重探讨了新诗的肇始原点是胡适还是郭沫若这个颇具争议的重要问题。本书适合对诗歌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利用“一点两翼”的研究思路——以唐诗自注为研究立足的“一点”，以自注本体探究为“一翼”，以发掘诗歌自注与史书自注、诗歌文本、诗人三者关系的拓展研究为另“一翼”，将唐诗自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以翔实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力求解析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生成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唐诗自注与诗歌情旨内涵亲疏关系变化的轨迹，以及以注入诗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诗人的作品传播意识，从而将对唐诗自注的认知与研究推进到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