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流亡者之歌

《中华文学史料（第七辑）》结合2019年、2020年两次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年会的近百篇论文，根据参会作者的意见和论文的质量情况，从中精选了数十篇论文。这些论文，既能体现“中华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能体现“中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中华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与可能性。

本书全面系统地对英语世界的巴金研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比较分析，梳理出英语世界巴金研究史的基本发展脉络，以期让中国学者更多地了解英语世界巴金译介和研究的状况，借鉴英语世界学者的“他者的眼光”，给中国的巴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架起东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此外，本书还对国内巴金研究与英语世界巴金研究进行对比与比较，以期为中国的巴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书立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文化及其与西欧文化关系的宏观语境，从时间处理和空间设置的角度勾画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时空形式特征——多重时间系统和聚合性精神空间，以及作家所采用的多镜聚焦、三重透视、梦境与幻觉描写等艺术手段，探讨了这部总结之作如何表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体验与宗教情怀，揭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处历史转折期的文化焦虑、回归民族文化根基的意愿以及“美拯救世界”的理

本书系统梳理了先秦至唐代文学作品中游侠形象的变迁，探索侠客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当时社会风气、士人心态的影响。司马迁首为游侠立传，构建了侠的经典形象。从曹植开始，侠的形象又与爱国结合，侠少年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举，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热血男儿。唐代咏侠诗与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亦是唐代包容开明、积极昂扬的时代风气之代表。侠文学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因而具备蓬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长期以来遭到文学史忽略的晚清翻新小说进行了研究。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复原了翻新小说的创作面貌，分析了翻新小说的创作动因，重新评价了翻新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上工作，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将翻新小说置于晚清小说变革与社会文化变革这一特定时代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翻新小说是因应晚清“新小说”运动而出现的一股创作思潮，翻新

“趣味”一词自滥觞以来便引起了广泛讨论。它不仅是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重要概念，也频繁出现在美学、文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批评，乃至心理学和现代神经学等众多领域。尤其在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加达默尔、布迪厄、伊格尔顿、阿甘本、桑塔格以及阿伦特等现当代思想家对该词的关注，有关“趣味”观念的讨论经久不衰，使该词逐步成为现代批评体系中的核心词汇。本书以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再现“趣味”观念在英

本书以汉魏六朝时期的私人交往书信为考察对象，勾勒这一时期书信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每个阶段书信的特点，探讨演变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客观评价每个阶段书信的成就与不足，揭示汉魏六朝书信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超验，在作者看来，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超验”的诗学探索，旨在将诗的审美与哲理认知有效地统一，建构文学艺术的本体性（语言》与总体性（诗性）合一的象征诗学。针对宙同化、同质化等“非诗”写作趋势，该书着眼于探讨诗的超验写作的话语特征特征及表意可能，以期对当代诗歌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分析海子、昌耀、洛夫、西川、潭延桐等诗人作品，勾勒“超验”诗写的理路与可能，由此呈现作者倡导的语言本体意识层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