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评传：孙昌武文集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乾嘉时期，朴学取代理学成为主流学术，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乾嘉学人重新思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关系。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纲的肌理说，前者对抗朴学，后者拥抱朴学，两者旨趣迥异。性灵说与乾嘉义理有内在的一致性。朴学的博雅考证推动了乾嘉时期的骈文创作。乾嘉学者将骈文视为文章正宗，此时的骈散之争是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延伸。在乾嘉朴学的影下，通俗文学也具有了浓厚的考证色彩。

伍尔夫用一部伟大的意识流巅峰力作《海浪》永久铭记布鲁姆斯伯里。凯恩斯始终相信布鲁姆斯伯里的魅力、智识、超凡脱俗和情真意切。福斯特声言布鲁姆斯伯里是英国文明中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布鲁姆斯伯里并非风月情事，亦非浅薄的风雅或刻薄的高慢。它是耀眼的才华和才华投射在友情、美与艺术上点亮的璀璨星空。它深邃、宏阔、历久弥新，仰望它，便能找到一种方向和力量，是思想，也是行动。

《国语》文献研究，主要探讨《国语》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编撰意图、版本、注本、韦注特点、旧注辑佚以及《国语》与相关文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尝试形成相对系统化的成果服务于学术界。研究立足文献学视角，兼用语言学、考据以及对比的研究方法，论证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借鉴和讨论。

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文化特色的历史时期，中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此期得到全面展示。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创作集中于元明清三代，创作者百余人，有别集传世者50余人。本书从历史、文献、思想史等多个维度对这个时期的蒙古族汉诗创作展开讨论，通过空间—政治秩序建构下的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精神—心灵秩序建构下的明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历史与空间建构下的清代蒙古族汉诗创作三个部分，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元明清时期蒙古族汉

明代贬谪诗的主题取向，或抒发孤闷、思乡、叹老之怀，或表达用世、愤世之心，或书写酬赠、安闲之意，或咏史纪事、记写边地风物；其感伤的创作基调、情真意切的抒情指向、多元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延承与发展兼具的特点。明代仕宦文人的贬谪心态，或孤独感伤，或漂泊思乡，或忠心不遇，或恐惧不安，或乐闲崇道，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并存、复杂而幽微的特点。研究明代贬谪诗有助于深入了解明代的社会文化与士人的生命形态。

《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曾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9年再版。《俄罗斯作家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选自《文学艺术和社会心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艺术家个性心理和发展》选自《艺术家个性心理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心理美学和文艺心理学》中的三篇论文分别选自《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俄国作家创作

范晔有些才华，因卷入刘宋皇族内讧而被杀。其所处之南朝著史风气兴盛。受家学影响，其《后汉书》重儒术，崇王道，尊仁政，颂忠节，要“正一代之得失”。全书体例及人物，承自《东观汉记》及诸后汉史著。范晔吸收前人成就，化为己用，新设类传，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直逼《史记》；采用“牵连法”，使合传更像一个整体；人物传记，虽头绪较繁，但前后关联，杂而不乱。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序、论为其亲笔，倾

延安文学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学形态，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更为真切和久远的当代价值。延安文学研究自其诞生伊始就已经开始了，而把它跟中国社会主义70年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可知延安文学研究不仅是一部有着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史，更是一部文化思潮和文学观念变迁史。本书不仅为人们深入而准确认知延安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为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具有学术内涵的延安文学研究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学理思考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