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中的主体性重构

戏剧在外国文学中，特别在西方文学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到了二十世纪，戏剧已经有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总体来说，戏剧在西方史上属于文学的精华，艺术的桂冠。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外国戏剧的翻译、演出和研究都非常重视。

本书以1919—1949年《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为对象。以新译今译、文学史教科书、民国期刊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在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时期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与归纳。此时期以新变、多元、交叉为特色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是《诗经》学、古典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诗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本书收录了1949～2019年中国学者发表的富有原创性和代表性的史诗研究学术批评文章17篇，以点带面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历程和基本概貌。选文的作者均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对史诗研究贡献良多，成就为学界所公认。选文既涵盖了中国各民族史诗研究和域外史诗研究的学术批评成果，也兼顾了不同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批评的领域、类型、层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本书从小说文体学的角度寻找严歌苓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世界华文文学史中的地位。现有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文体研究把作家的所有小说分解成文体因素碎片来分析小说文体，使单篇小说缺乏整体性文体特征。本书主要从文本出发结合文体学、叙事学理论，运用文本细读、文化批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来分析严歌苓小说文体特征。从体式、结构、叙事、语言等文体因素方面着手，以多个单篇文本案例分析为基点系统勾勒出严歌苓小说文体

本书以“中国当代小说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为核心，旨在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小说文本置于与佛教文化关系的发展脉络中，考察佛教故事原型、基本观念、话语表达方式对故事本体的塑形及小说精神内涵的生发；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体例、时间及空间结构的创设意义；对特定意象、意境及语言表达方式的生成与开掘等。通过将中国当代小说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放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维度中梳理，突破了前人指证性的研究和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深化和

本书以中国的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力图梳理呈现俄苏文学学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研究方法以及时代特色等特点，同时采用群体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戈宝权、高莽、吴元迈、刘文飞、周启超五位学者进行个案分析，这五位学者分别侧重不同的研究方向，体现不同的研究个性，展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学术传承。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为俄苏文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并为以后的学人研究提供一种参照。

本书在明治时期汉学发展变化考察的基础上，对明治诗话与汉诗中的“中国韵味”和“日本特色”进行整体观照，挖掘明治汉诗文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结合明治时期的时代风潮，剖析日本文人汉诗文创作时的文化心态和创作风格。主要内容包括明治汉诗文坛的发展阶段，中日文人之间的汉诗文交流，明治诗话的内容、特征与成因，以及明治时期不同阶段汉诗文的不同风格等几个方面，进而揭示明治诗话和汉诗文在明治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为研究对象。本书首先著录并考证了目前已知尚存世的14部钞本（其中6部为本书首次发现）和3种民国印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诸钞本的目验校勘，将《歧路灯》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归纳了两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以及两钞本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关系，并从微观层面选取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校勘实例加以佐证，进而论述《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