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南怀瑾谈儒学：爱人，知礼，守信，儒之道
谈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南怀瑾先生曾经谦虚地说：“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如果要深入地问我，我就无言以对了。”因为“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岂能随便即加定论。”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解释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孔、孟的儒学……是汇集先民对於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知道博古通今，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先生还强调历代儒生钻研儒家经典，继承周、孔之教的精神，使儒家之学成为贯穿中国文化的经络，谈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脱离儒学的范畴——“等於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
壹 儒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南怀瑾先生说：“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等于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所以看过我的书，只可以认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儒学，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尤其是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使得一股新儒学热潮在全世界掀起。当今中国对儒学的重视，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在有人问到儒学是否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的时候，南怀瑾先生却并没有如此回答。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一般认为，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诸子百家当中较为突出的一家，但还不能成为正统。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儒学则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由这之后一直占据思想主流的地位。儒学发展到今天，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于儒家的含义和起源最好的诠解，应当为西汉刘歆在其《七略》中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家这个流派，大概是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以此来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潜游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在仁义之间的事务上，远尊奉尧舜的道统，近则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孔子被尊为他们的师表，以此来加重他们的言论，在各派道术当中是最为崇高的。”
儒学被尊为正统思想，和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
董仲舒生活在一个安定繁荣的时代。他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他家中有大量藏书，他唯潜心发愤钻研儒家学说。据说他书房的外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园圃，三年中，他在屋内读书，竟然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虽然他经常骑马，却分不清雌雄，可以说他为经传所吸引，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董仲舒在三十岁左右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但他此时却只是教书收徒，人们称他为“汉代孔子”。他招收了很多学生，以此宣传儒家经典，传播他的思想。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让对策的文士们作答，再交由皇帝阅览。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被他的光彩议论深深吸引。于是汉武帝接连三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而这三次策问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将周代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宗教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他要求废除不合六艺和孔子之道的学说，以儒学作为经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立为治国之经典学说。而这一政策中规定，只允许那些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配合这一政策，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以儒学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成为了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但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压抑了学术的自由发展，使得后来人们的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从而导致国家的封闭落后。
南怀瑾先生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实质上，也是掺杂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并非只是以儒家或儒学来概括的，即使是董仲舒所独尊的儒学，也是掺杂了各个宗派的思想，而儒学在其中，只是较为重要的代表。
南怀瑾先生继续说道：“讲到文化，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把它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
由南怀瑾先生的话语可以看出，南怀瑾先生对于儒学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很有他独到的见解的。他并没有认为儒学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是最崇高的，而是去客观地还原儒学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贰 以礼相待，学善用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恰到好处为可贵。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道理，君王治国的办法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当，但有时也会行不通。如果只为和谐而和谐，不用一定的礼制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出自论语中的这段话，将儒学中有关“礼”的作用，提及出来。
中国素来号称“礼仪之邦”，古人也格外注重礼仪，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尊礼而行。而南怀瑾先生在谈到“礼”的时候却说：“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仪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
南怀瑾先生在谈及儒家文化提倡的礼仪制度时，可以说感慨万千，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礼仪现象，他表示十分担忧，认为中国已不再像是一个“礼仪之邦”了，更多充斥在社会上的，是伤风败俗、蛮不讲理的行为。
南怀瑾先生说：“再讲到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等于礼的哲学。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而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南怀瑾先生解释，“礼的作用”是在于中和，也就是和平，人与人的相处，社会的秩序与国家的治安，都需要强调“礼”的重要性——以“和为贵”。
郭子仪是唐玄宗时期的大将军，他用兵如神，杀敌无数，在平定“安史之乱”和抵御外族入侵中，为唐朝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郭子仪没有成名时，曾在朔方节度使麾下当牙将。当时，和他一起当牙将的还有一个人，名字叫李光弼。郭子仪与李光弼性格不合，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动刀动枪。甚至到后来，两个人互不说话，将对方视为敌人。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即位，即唐肃宗。唐肃宗封郭子仪为国家大将。郭子仪却向唐肃宗举荐李光弼，还把自己的兵力分给李光弼，交由他来指挥。这个决定，把李光弼也搞糊涂了。李光弼由此也屡立战功，甚至成为和郭子仪齐名的护国功臣。
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郭子仪却遭到了皇帝最宠信的奸臣鱼朝恩的嫉恨。他趁郭子仪出兵平乱时，派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让郭家的祖先暴尸荒野。其实，人人都很清楚这件事是鱼朝恩干的，众人也都以为这件事会在朝廷内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但郭子仪却在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前，跪在祖坟前伏地大哭。他说：“我作为主帅，平生杀敌如麻，一定是因为罪孽太多，才会遭到这样的报应的。”于是，这件事竟然就这样平静的过去了。
有一次，鱼朝恩邀请郭子仪赏游章敬寺，郭子仪答应了。有人劝告他不要去，而他的手下则请求带上兵器予以保护。但郭子仪只带了十几个仆人和他同去赴约。鱼朝恩看见后很是惊讶地问：“你怎么只带了这么几个人？”
郭子仪针对二人关系的流言对鱼朝恩说：“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话。”
鱼朝恩听到后很是感动地说：“如果你不是长者，怎会可能对我没有怀疑呢？”从此，鱼朝恩与郭子仪，化敌为友。
郭子仪与鱼朝恩的故事，正是“和为贵”的典范。郭子仪的以礼待人，不仅使自己与人和好，更是平定了朝廷内的一场腥风血雨，将“礼”的作用，发挥得恰到好处。
南怀瑾说：“‘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我们经常看到‘矫枉过正’四个字，‘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矫正得过分了，又歪了。换句话说，不是向这边歪，就是向那边歪。总之‘过正’就是歪。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地调节也不好。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太多礼了，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所以‘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地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仪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南怀瑾先生认为，一个人不能行“礼”太过分，要将“礼”行得恰如其分，否则就起不到中和的作用了。
孟子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母亲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一天，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叉开腿蹲坐在地上。孟子进屋看见妻子的这副样子很生气地就出去了，并向母亲说：“这个妇人太没有礼貌了，一点都不讲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
孟母问：“怎么回事？”
孟子说：“她叉开腿蹲在地上，箕踞向人。”
孟母接着又问：“那你怎么知道的？”
孟子说：“这是我进屋后亲眼看见的。”
孟母说：“这不是妇人不讲礼仪，这是你不讲礼仪。难道你忘了《礼记》上是怎么说的了吗？进门前，必须要先高声问一下里面是谁；要上厅堂时，也要高声说话，让里面的人知道；当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眼睛必须向下看。《礼经》上这样说，就是为了不让人措手不及。你想想看，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你不出声、不低头就闯了进去，没有响声人家不知道，所以你才看到了她不雅的姿势，这是你不讲礼，怎么能责备你的妻子呢？”
孟子听了母亲的教导后，认识到是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讲休妻的事了。
孟子的故事，就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矫枉过正”，过分地去调整“礼”，已经失去了“礼”本身的作用。
南怀瑾先生对“礼”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礼”的功用。让我们明白要以礼待人，学善用礼。
叁 孔儒之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怎么做才是尽孝。孔子说：“如今人们认为的孝，只是说能养活父母便够了。然而，就连狗马等牲畜，我们也都能养活。假如不是存心孝敬父母的话，供养父母与饲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
南怀瑾先生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南怀瑾先生道出了当今社会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孝”，只有形式，却并非出于真心。有多少人，常年在外不回家看望父母，只是寄一大堆钞票回家，以为那便是孝心；有的人，给父母买了一间大大的房子，自己却从来没跟父母住过一天。其实，这不是尽孝，而只是奉养。
孔子的弟子子路，出生在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叫“卞”的地方。子路小时候，他们家里很穷，吃不饱，穿不暖，时常拿野菜来充饥。子路尊老爱幼，常常被村里的人称赞，人们都知道子路是个孝敬父母的孩子。有一次，子路的父母念叨着想要吃一顿米饭，但家里这个时候却断炊了，这可怎么办呢？子路想起远方的舅舅家里比较富足，于是他就准备到那里借些米来。
子路一路翻山越岭，历经辛苦，终于从舅舅家借得一袋大米。他还没有好好歇歇脚，就又急忙向家里赶。他回到家后，将大米煮好，端给自己年迈的父母，而他自己却不舍得吃上一口。看到父母开心地吃着米饭，子路也就忘记了这一路上的辛苦。
楚王非常欣赏子路的品格和他的学问。子路在父母去世后，去楚国南游，楚王赐给子路百辆马车，和万石粮食。子路在吃着佳肴美味的时候，不由地感叹道：“如果能再回到之前的生活该多好啊，可以到百里之外背米回来赡养父母。可惜，如今再也没有机会了。”
孔子对子路大加赞扬：“你赡养父母，可谓是，生时尽力，死后又不停地思念啊！”
子路对其父母尽孝，不仅仅是尽了奉养的义务，还真正用心体谅自己的父母，愿意不辞劳苦，来完成父母的一点小心愿，可谓是用心至深，用爱之切，和那些只停留在形式上的“孝”，实在有着千差万别。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做子女的，在父母面前，始终做到和颜悦色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仅仅是有了事情，年轻人去帮着做；有了好吃的酒饭，让父母先吃，难道这样就是孝吗？”
南怀瑾先生说：“态度很重要。好像我们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地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吧！’在儿女这样的态度下，为父母的心里，比死都难过，这是绝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态度的。”
南怀瑾先生认为，一个人对父母，如果连一个正确的态度都没有，是不可能称之为“孝”的。孝敬父母，并不单单是顺从父母，还要心甘情愿，即或心里有不愿，也不能故意露出不高兴、生硬的样子。能够做到“色难”，是为“孝”的最高境界。
二十四孝里有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涤亲溺器，里面提到的人物叫黄庭坚，他是宋代的一代文豪。黄庭坚秉性至孝，从小在侍奉父母一事上就极真诚，可以说对父母的关心做到了无微不至。黄庭坚的母亲有洁癖，受不了马桶的异味，所以他从小就每天亲自倾倒并清洗母亲使用过的马桶，数十年从未更改过。
后来，黄庭坚做了大官，在朝中也极为显贵，家里面有了很多仆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母亲的照顾。虽然他大可不用亲自为母亲清洗马桶，但是他认为孝顺父母是为人子女该做的事，不可以假托他人之手，尽心侍亲和当不当官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他始终如一地侍奉他的母亲。当母亲病危的时候，黄庭坚也是日夜守在母亲的床边，亲自尝试汤药。
可见，黄庭坚在孝敬父母方面真正做到了“色难”，即使每天为母亲清洗马桶，他也是心甘情愿，毫不含糊。试问，有多人肯为自己的父母这样做呢？有很多人，连父母的脚都不愿意洗，更何况是每天刷马桶，而且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呢？
对于“孝”，南怀瑾先生还说：“同时做父母的，更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孝道’思想，并非只是单方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每句下面那个重复字，都是假借作为动词来读。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为父母，或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之‘爱’的责任，只是单方面要求子女来尽‘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余各句的观念，依此类推，同一道理，当然不必重复细说。”
南怀瑾先生认为，子女的尽“孝”，与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分不开的，父母要做爱子女的榜样，才能使自己的子女懂得“爱”的含义，如此才能将“孝”表现出来。如果父母一点都没有尽到对子女的责任，单方面去要求子女尽“孝”也是不合理的。
用南怀瑾先生的一句话来讲，“孝”是“爱”的延伸，也是“爱”的反映。父母尽到“爱”子女的责任，子女将这份“爱”延伸出去，表现出来，便是“孝”了。
肆 不自傲是做人的长远之道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一个人若有像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只要他骄傲自大又吝啬小气，余下的那些才能，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南怀瑾先生说：“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这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修养，是不能够沾染上“骄傲”的，否则就会很容易失败。一个人的失败，不在于他的学问，不在于他的才能，也不在于他的权威，而是在于他是否骄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当军队正安全撤退时，他却在后面掩护他们，将进到城门时，他却故意鞭打着战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我的马跑得不够快啊！’”
南怀瑾先生说：“《论语》之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呢，又太窝囊。人实在不大好做。”
孟之反的不居功，是很谦卑的表现，也正是因为他的谦卑，才没有引起其他将领和同僚的妒忌。在南怀瑾先生看来，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人们往往会因为取得的一点点成就而欣喜不已，并将其带到他人的面前去夸耀。倘若成就了一件大事，被万人景仰时又怎么样呢？而一个人能够居功不自傲，才具有谦卑的品性。
宋神宗有一天对文彦博说：“先父继位的时候，就好像当初西汉丙吉、霍光等人力拥汉宣帝一样。虽然韩琦和你做的工作不同，但功劳都很大啊。”为了表彰文彦博，神宗下旨，想要加封其为节度使，文彦博却不肯接受。
1069年，宋神宗任陈升之为宰相，他同时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将担任枢密使的文彦博，列在陈升之的前面。宋神宗认为，文彦博是朝廷的重臣，论资格，论功劳，理当排在第一位。
文彦博对此并没有欣然接受，而是断然拒绝了。他说：“大宋建国以来，枢密使位在宰相之前的，从来没有过。曾经曹利用在做枢密使的时候，骄傲自大地站在宰相王曾的前面。我自是不敢向他学习的，这是不合礼仪的，我怕坏了朝廷的规矩。”最后，宋神宗答应了他的请辞。文彦博上朝时，每次都心甘情愿地站在宰相的后面，朝廷大臣为此都对他十分敬仰。
文彦博曾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的元老重臣，但他从不将自己抬高，从不依仗自己的资格和功劳，只是尽自己的能力为朝廷做事，一点都不居功自傲。这一点，正是源于他为人谦卑的品格。
南怀瑾先生博学古今，学识渊博，可谓称得上“一代宗师”，但他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却只用了八个字——“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南老对自己的这番评价，可谓是谦卑至极。一代儒学大师、佛学家、教育家竟能谦卑到如此地步，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做到。真正的谦卑，就是要在自己所有的成就面前，毫不骄傲。
伍 交友之道在于“易其心”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孔子的这段话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和正直的人交朋友，和诚信的人交朋友，和知识渊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处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奉承而在背后诽谤别人的人交朋友，与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南怀瑾先生说：“从表面的文字上看来，这节完全在说友道。其实，扩而充之，以广义来讲，所谓君臣之际，领导人与干部之间，规规矩矩地讲，应该都属于友道相处才对。历史上创业的集团，主从之间，大都是友道相处。等到严格分君臣主从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走下坡路了。天下事固然如此，个人的事业，又何尝不如此。”
南怀瑾将孔子的交友之道，扩展到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其实，这更是将交友之道，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交到好的朋友，有益于自己；交到不好的朋友，则是害了自己。
顾贞观，字华峰，号梁汾，江苏人。顾贞观曾经是一介寒儒，在他仕途坎坷，走投无路时，结识了只有二十二岁的相国之子——纳兰容若。当时顾贞观已经四十岁，而他遇到的这位年轻朋友，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纳兰性德，字容若，原名成德，被认为是清代第一词人。他出身显贵，待人却温文尔雅，他一向有扶弱济贫的古道心肠，对落迫的顾贞观更是真诚相待。他们二人不仅性情极为相投，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风格也极为相似。纳兰容若的《饮水词》和顾贞观的《弹指词》同时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名扬四海。
纳兰容若在读到《金缕曲》的时候，被顾贞观和吴季子之间的情意打动。顾贞观的好友吴季子因清初冤案被流放到塞外二十多年，在了解了情况后，纳兰容若决心要帮助自己的好友将吴季子救出来。他对顾贞观承诺五年之内定要将其好友救出。终于，在纳兰容若和父亲共同的努力下，将吴季子救回京，完成了顾贞观的心愿，这在当时也一度传为佳话。
纳兰容若用他的真诚和品格，印证了他与顾贞观的友谊，而顾贞观也成为他的第一知己。纳兰容若，英年早逝，顾贞观写了一首词以示思念。
顾贞观与纳兰容若的结识，可谓是交到了人生的一大益友，如果没有纳兰容若，也就没有后来的顾贞观，而对于纳兰容若来说，认识顾贞观也是结识到了一位有益的朋友。正如古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朋友在一起，他们的思想、言论、志趣都会受到影响，如此才有了两人在文学作品上极高的造诣。
结交一个好的朋友，的确是受益匪浅。然而，在交友当中，应该以什么为参照呢？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为追求利益而行动，就会造成别人对自己的怨恨。
南怀瑾将这句话引申到交友之道上，他说：“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南怀瑾先生非常了解现今的社会，他说，现在的人们无不以利害搭织关系网，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想尽办法去结交，而对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却理都不会理。以是否有利可图为交友的依据，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好朋友。当彼此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朋友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真正的交友之道，是不去计算利益的，因为真正的朋友之间，不会在乎金钱的得失，而是在乎是否对其真诚。
管仲和鲍叔牙是春秋时代的人，管仲幼年时常与鲍叔牙游山玩水，两人互相照顾，情同手足。
年轻的时候，管仲家里穷，还要奉养自己的母亲。鲍叔牙便与管仲合伙做生意。鲍叔牙出三分之二的本钱，到了分红的时候，他却只要了赚到的钱里面的三分之一。鲍叔牙的家人对此表示不满：“你看这个管仲多贪心，拿的本钱那么少，分钱的时候却拿的比你多。”
鲍叔牙却说：“不能这么说，管仲不是贪财之人，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
后来，管仲从军出征，在战场上多次临阵逃脱——打败仗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逃走。人们讥笑管仲胆怯，没有勇气。这时，鲍叔牙却为其争辩说：“管仲家里有年老的母亲需要他奉养，所以他不能轻生。”
管仲和鲍叔牙都是齐国人。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后来两位公子为争夺王位互相残杀，最后公子小白即位，称齐桓公。当齐桓公要封鲍叔牙为宰相时，鲍叔牙一再推辞，反而向他推荐管仲，称管仲比自己更有才能，自己甘愿做管仲的下属。齐桓公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任管仲为齐国宰相。管仲后来也帮助齐桓公赢得了天下霸主的地位。
管仲与鲍叔牙绝非利益之交，鲍叔牙也从未在意过金钱上的得失，反而对管仲处处维护。这不是鲍叔牙愚蠢，而是他深知管仲的为人，并在对待自己的朋友时，能够真诚相待。
南怀瑾先生说：“交朋友之道，要‘易其心而后语’，要彼此知心。但是知心很难，《昔时贤文》说：‘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所以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我们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真有一个知己的，尽管我们都有家人、父子。但夫妇为夫妇，不一定是知己；兄弟是兄弟，父母是父母，也不一定是知己。所以知己只有友道，友道就是社会之道，有人把五伦之外加一伦，那是不通的。朋友一伦就是社会，过去家庭一伦也是社会。我们中国文化标榜的知心朋友，从古到今只有一对，就是管仲与鲍叔牙两个人。以后的历史虽不敢说没有，但的确很少。如果大家懂得他们两人全始全终的历史，就可以知道知心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易其心而后语’，这个‘易’就是交易的易，不是容易的易。‘易其心’是彼此换了心，就像古人一首非常有感情的词：‘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南怀瑾先生的交友之道，就是“易其心”，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将心比心，才能交到全始全终的朋友，以心换心，才是交友的智慧和境界。
陆 君子之道在于“讷于言，敏于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南怀瑾先生在提到这句话时说：“司马牛问仁，孔子的答复又不同了。他说，有仁道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不随便说话。这个‘讱’就是后世所谓说话忍一点，慢慢来。由这一句话看来，司马牛可能有放言高论的习惯，所以孔子教他不要随便说话。”
在南怀瑾先生看来，所谓“讱”就是忍，说话时，要学会慢慢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口才不凡的人，他们总是夸夸其谈，在人面前好像非常光鲜，人们大多也很欣赏这样有语言魅力的人，甚至纷纷去锻炼自己的口才，力争能以言语胜过他人。殊不知，人们往往因为自己说话不谨慎，而犯下大错。
贺若弼，隋灭陈名将，出身鲜卑军事贵族家庭。其父贺若敦为南北朝北周时的大将，以勇武闻名当世。贺若敦曾任金州总管，在参加平定湘州之战中立下大功。
贺若敦自以为能受到朝廷的封赏，但没想到自己反被奸人诬告，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被降职。他见其他人都当上了大将军，自己却只做了个中州刺史，心中愤愤不平。他为人自负敢言，对把持朝政的晋国公宇文护颇为不满，常出怨言。一次他当着使者的面怒气冲冲，大发怨言。晋国公宇文护听到使者的回报，大怒，立刻将贺若敦罢官调回，迫其自杀。贺若敦后悔也来不及了，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一心想要平定江南，虽然我没有做到，但这是我的心愿，你一定要完成我的志向，我是因为说错了话而被害死的，你说话不能不小心啊。”
说完贺若敦便拿锥子刺破儿子的舌头，以此告诫自己的儿子要慎言。
贺若弼勇猛非常，少有大志，学识渊博，能文能武，而且像他父亲一样，也是豪爽直言。十几年之后，贺若弼做了隋朝大将军，但他骄傲自大，自以功盖群臣，常以宰相自许。杨素做了右仆射之后，贺若弼心里很是不满，认为杨素根本不如自己，并将这样的情绪表露出来。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杨坚，贺若弼因此遭致罢官。贺若弼不但没有因此教训而收敛，反而怨气愈甚，常常夸耀他和太子杨勇的关系密切，后来杨勇太子一位被废，他又为此抱怨不平，隋文帝责问他说：“我任命高颎、杨素为宰相，你却总是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说这两个人只是酒囊饭袋，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这个皇帝也是个废物吗？”
之后，隋文帝把他削职为民，一年后使其官复原职，但并不予以重用。杨广篡位之后，贺若弼又因为和人私下议论隋炀帝太过奢侈，终被隋炀帝所杀。
贺若弼父子的悲剧正是因为他们言语不慎，以至祸从口出。《论语·里仁》上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做事应当勤奋敏捷，说话却要谨慎。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只是意气用事发一些牢骚和埋怨是毫无意义的。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南怀瑾先生说：“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南怀瑾先生认为，说话是人生的一大智慧，有时候，说出去的话，不但危害自己，也会伤了别人，但有时候又不能不说，不说又对不起别人。所以，在合适的时间，说合宜的话，是最有智慧的。
乾隆对满腹经纶的天下第一才子纪晓岚，颇为赏识。
有一年中秋节，乾隆在御花园召集群臣赏月，宴请大臣。大臣吃喝得非常畅快，君臣之间其乐融融。这时，面对皎洁的明月，乾隆不由地诗兴大发。他出了上联：“玉帝行兵，风刀雨箭云旗雷鼓天为阵。”
乾隆要求大臣们对此下联，结果无一人能对得上。乾隆更为得意，便指名要纪晓岚答对，以祝雅兴。
纪晓岚沉思了片刻，从容对答：“龙王设宴，日灯月烛山肴海酒地当盘。”
纪晓岚对的下联不仅工整，也很有气魄，与上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群臣们也都是赞叹不已，好像纪晓岚为他们解了围一样。
乾隆听后，脸上得意的神色顿然失尽。他面有怒色，半日沉默不语。
纪晓岚察言观色，得知自己得罪了皇上，便紧接着自嘲说：“圣上贵为天子，故风、雨、云、雷都任凭你调遣，威震天下；微臣只是酒囊饭袋，因此希望连日、月、山、海也都能在宴席之中。圣上神威，微臣不过肚大贪吃而已。”
乾隆一听，顿时转怒为喜，连忙夸奖纪晓岚说：“爱卿尽管饭量甚好，但若不是学富五车，又哪来这么大的肚皮。”
纪晓岚能够及时地分辨乾隆的颜色，故意抬高皇帝，贬低自己，才化解了这场危机。也就是说，纪晓岚不仅仅是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把话说到正处。有句话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可见，说一句合宜的话，有多么重要。
南怀瑾先生说：“风一来，平静的水面就起波浪，所以叫‘风波’。这是讲动态。一句话说出来，说不对了，人与人之间就会挑出问题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南怀瑾先生认为，一句话说得好与不好，甚至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说得好，就是家和万事兴，天下太平；说得不好，甚至能引起世界大战。可见，说话也需要智慧。
柒 何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礼记》上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南怀瑾先生对此解释说：“《礼记》上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老师有两种，一个是经师，一个是人师。传播知识容易，用自己的品行给孩子们效法的‘人师’难得。古时候什么叫‘经师’？就是教各种各样的知识学问的人。讲‘经师易得’，说的是传播知识容易，‘人师’，用自己的行为、品性、言语影响学生，有道德有品性，一辈子给孩子们效法，这叫人师。”
南怀瑾先生提到，“经师”就是教授各样知识的老师，“经师”是很容易遇到的，这样的老师太多了，但是，真正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人品格和德行的老师，实在没有几个。如果说，古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体会，可想而知，当下的社会，从幼稚园到大学，究竟能有多少“人师”了。
孔子的学生子夏，生于公元前507年，比孔子小44岁。他对西周的文献典籍很精通，在孔子的学生当中，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也算是最高的。
子夏拜孔子为师时，孔子已经闻名于世了，当时，天下间很多有才能的人都来拜孔子为师。子夏在见到孔子后，很是惊讶，因为孔子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模样——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头，既不英俊潇酒，谈吐也不高深。子夏很是疑惑：“老师可是闻名天下的良师啊！可为什么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呢？不会是传言有虚吧。”子夏再去观察自己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很有才能，相貌也大都英俊威武，有的同学在言语和智慧上也并不输于孔子。子夏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众多优秀的人，还要不远万里跑来拜孔子为师。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向孔子询问有关他的一些同学们的修养情况。
他跪在老师的身边，问道：“老师，颜回同学的为人怎么样？”
孔子知道子夏的心思，说：“颜回的仁爱之心比我要好。”
子夏又问：“那么，子贡呢？”
孔子笑着说：“子贡的能言善辩比我好多了！”
子夏接着问：“那么，子路同学又怎么样呢？”
孔子说：“说到勇敢，我是远远不及子路的。”
子夏又问：“那么，子张的为人又如何呢，难道也有超过老师之处？”
孔子说：“子张的为人处世，庄重而严谨，这是我不及他的地方。”
子夏听到这里，吃惊地站了起来，曲躬作揖地说：“老师！这就是我一直不明白的问题。既然这些学生都有超过老师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要向您学习，拜您为师呢？”
孔子和蔼地说：颜回虽然很仁慈，但是不知道变通，以致影响自己的判断，反而会害了别人；子贡的口才的确很好，但是他不够谦虚，能辩不能讷；至于子路，他非常的勇敢，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但是不懂得退让，难免会意气用事；而子张为人庄重，做事严谨，但不能广纳于人，以至于让人生畏，和人合不来。所以，这些学生，虽然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我能看到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并能改正他们的缺点，挖掘他们的优点。他们虽然都有比我好的地方，但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他们一心跟从我，不愿离开我的原因！
由此可见，孔子之所以有三千子弟，名满天下，并非是因为他的学问有多高深，他之所以被人敬仰，不是在于他向学生们传授了多少知识，而是在于，他真正能够去帮助他的学生，认识到自己人格与修养上的不足，并能不断使之加以完善，这是他有过人之处的地方，也因此，他才成为了为人师的典范。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南怀瑾先生对其解释说：“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别。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作过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点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们的成就，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后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
南怀瑾先生对孔子的这一观点很赞同。其实，这里说的就是“因材施教”。一个好的老师，不应该将学生的智慧平齐对待，因为每个人的智力水平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也有他各自的特点，所以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子路曾经问孔子：“老师，如果听说一个主张很好，那么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
孔子说：“不行。还有比你更有经验的父兄在，你应该先照顾好你的家人，请教了他们之后再说，怎么能听到就行动起来呢？”
冉有也同样问孔子：“老师，如果听到一件可行的事，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呢？”
孔子却回答道：“当然应该马上行动。”
这时弟子公西华听见同样的问题答案却不一样，感到困惑，便去问孔子，说：“仲由问‘听到了就去行动吗？’你回答说‘有父兄健在’，冉有也问‘听到了就去行动吗？’你却回答‘听到了就去行动’。我实在感到疑惑，敢再问个明白。”
孔子说：“冉有遇事总是畏缩，所以我鼓励他想到了就去做；仲由性格鲁莽，容易冲动，所以我叮嘱他小心行事。”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却得到老师不同的回答，这是很少有老师能做到的，能够根据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对症下药，帮助他们建立完善的人格，这才是为人师的表现。当今社会，大都是“填鸭”式的教育，老师一味地对学生知识进行灌输，丝毫不去注意学生之间的差别，更不会想到如何去真正解决他们每个人独自存在的问题。这正是“人师难求”的表现。
南怀瑾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教做人；做人从什么开始？从心性修养开始，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当今早已不缺乏传授知识的老师，缺乏的是像南怀瑾先生所说的“教做人”的老师，这也是儒学当中所提倡的。之所以“人师难求”，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学为人师。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用在师生上也是一样的，“当老师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怎么命令学生，学生自然也会跟着做。反之，如果老师自身品行不端，却要求学生行为端正，那样，即使每天不停地说教，学生们也是不可能去做的。”所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很重要的。
捌 大勇，才是真正的勇敢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孟子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
南怀瑾先生在解释孟子的回答时说：“你齐宣王好勇，不要紧，只要你爱好的不是小勇。你不要专去喜欢摔跤、柔道、弄枪、舞棒这些个小勇的玩意儿。一个人握着剑把子，把剑抽出一截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冲着人说，你敢跟我较量吗？这种只是普通的个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打。功夫好，也许可以把别人打垮；功夫差，自己会被打得鼻青眼肿，难有大志。我相信你齐宣王不会局限于这样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范围扩大，像《诗经·大雅·皇矣篇》所描写的文王那样。当文王得到密国无故攻打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兵阻挡了密国的攻击，逼得密国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自己的国防，增加了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文王之勇’。”
齐宣王说自己有个毛病，那就是逞强好勇，孟子于是说了自自己的观点。南怀瑾先生对孟子的回答很是赞赏，“王请无好小勇”。南怀瑾先生认为，一个人逞强好勇，只是小勇，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勇敢。
南怀瑾先生借用秦武王任力好勇的故事，来说明什么是小勇。
秦武王是一位以好勇而闻名的国君，他长得非常高大，强壮有力，认为当今天下已经没有人能比他更厉害了。他平时的乐趣就是找一些高手，切磋较量。秦国在当时有两位将领，有一名叫乌获，另一名叫任鄙，他们因为力大勇猛，被秦武王宠爱有加。秦武王不仅不断地增加他们的俸禄，还不断地提升他们的官职。
齐国有一个名叫孟责的人，他力大无比。传说他走水路时都不避让蚊龙，走在陆地上也不怕虎狼，没有他不敢去的地方。如果他发起脾气来，吐气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震天动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公牛正在打架，于是上前去阻止，用手抓住牛角把两头牛分开。其中一头牛服软，伏在地上不斗了，另外一头牛不服，还要再打。孟责大为恼火，按住这只牛的头，硬生生地把它的牛角拔了出来，以致这头牛因流血过多而死。
后来孟责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的勇士，于是离开齐国前去投奔秦武王。从齐国往秦国的路上，需要渡过黄河，但等待过黄河的人很多，孟责因为来得晚，只能排在最后，可是他不按先后次序，抢着要第一个先上船。船主生气他这般鲁莽，用船桨在他头上打了一下，说：“不排队就上船，把自己当孟责了？”孟责气得睁大眼睛瞪着船主，大吼一声，这一吼，河水被震动得波涛汹涌，以致船也跟着翻倒了，船上的人都纷纷掉到黄河里去了。孟责却趁机跳上船，将船桨插到岸上，脚底下猛力一蹬，船就离岸射出去好几丈远，不一会儿船就到了对岸，他也很快到了咸阳。到了秦王那里以后，因为其力大威猛和乌获、任鄙一样，故被秦武王宠爱，任为大将。
后来秦武王带着几位勇士，跑到周朝的太庙见到了象征王权的九鼎。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和豫九州的名字以及载有其本州的山川人物和图腾，秦武王指着镌有“雍”字的鼎叹道：“这是雍州之鼎，就是秦鼎啊，我要把它带回到咸阳去。”秦武王听守鼎的人说，这九个鼎每个都有千斤的重量，还从未有人能将其移动过。当时，秦武王的身边有任鄙、孟责两人，于是他问他们能否将其举起来。任鄙回答说：“我只能举起百斤的重量，这鼎千斤之重，我自然是无法将其举起来。”孟责却仔细打量了眼前的鼎，并使出浑身的力气想要将其举起来，但他只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多，便重重砸在了地上。而他由于举鼎时用力太猛，以至于眼珠迸出，眼眶裂开，流血不止。而秦武王一心想要展示自己的力气比孟责的大，心想：你都能举起来，我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也决定试一试。任鄙在旁边劝他，身为一国之君，还是不要去尝试的好，但他一心只想把鼎举起来，根本不听劝告。于是用力抱起鼎，也举起了半尺，并想将手中的鼎移动几步，却因为力气用尽，手里的鼎不慎脱落，将其右脚上的胫骨压断，立刻昏了过去。当天晚上，他就因为疼痛难忍、流血过多而死了。
昭襄王登上皇位后，将武王举鼎殒命的一切罪过，都算在了孟责的身上，随即将其处死。
秦武王因为逞一时之勇，将命都搭进去了，这就是因为只有小勇没有大勇导致的。孟责和秦武王一样都是在逞匹夫之勇，他们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这样的勇，对于自己，对于天下有什么益处呢？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路本以为孔子若要打仗一定会带着他，于是问：“老师，你若率领军队，你带哪一个呢？”孔子回应他说：“像你这样的一介武夫，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带着去打仗的。我要带的人是那种遇到事情谨慎小心，善用谋略而能成功的人。”
在孔子看来，子路不过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勇敢罢了，还不具备大勇的气质。
历史上有多少人物，都只是停留在小勇上面。项羽，虽然“力拔山兮气盖世”，作战时英勇杀敌，以一当百，纵横沙场，无人能阻挡。但其在和刘邦阵前相见时，却指望和刘邦能够单打独斗，决一死战，而刘邦却说，自己是斗智不斗力，绝不会去跟他单打独斗的。项羽虽武功盖世，最终输给了刘邦，正是因他有勇无谋，有小勇而无大勇也。
论及儒家的思想，南怀瑾在谈到“勇”的时候说：“子路呢？‘由能勇而不能怯’，只晓得冲，跟人拼命！不过，真勇敢的人啊！比谁都胆小，非到必要的时候不会用武。但是真到拼命时，忘我了，那个才是大勇。真大勇的人临事而惧，子路就没有学到。”
南怀瑾先生认为，真正的勇敢，不是毫不畏惧。敢于跟人拼命的，那是小勇，而非真正的勇敢。真勇敢是，明明很害怕，却能冷静下来不慌乱，从容去面对。能用智慧的办法就不会去逞匹夫之勇，但若真到不得已时，又能舍己为人，敢于拼命，这才是大勇，才是真正的勇敢。
玖 君子何以“施仁爱，轻利益”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南怀瑾先生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的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当今时代，已经很少能看到有仁义的君子了，而贪图利益的人却到处可见。古人讲君子喻于义，而今天世界的一切都在讲喻于利。南怀瑾先生甚至还为孔子“担忧”，说，如果孔子看到今天的世界景象，只怕是非常失望了。
春秋时期，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有二十余年。在帮助勾践灭掉吴国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但范蠡却向勾践请辞说：“大王之前受辱，臣不敢说离开，但现在大王已经大功告成，臣不敢居此大功，请大王允准我离开。”越王勾践虽然很不理解，但还是准许他离开。其实范蠡心里清楚，与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是不可能与之同安乐的。范蠡的家人劝他不要离开，但范蠡确信自己的判断，范蠡说：“人一生的生死祸福，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如果只是贪恋钱财，没有约束，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于是，范蠡只装了轻珠宝玉，就带着家人乘舟而去。
范蠡浮海到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耕地，父子治产。由于范蠡善于经营，所以没用多久，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齐国国王仰慕他的贤能，便请他做宰相。范蠡忧心地说道：“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范蠡退还了宰相印，散尽家财，想要远走高飞。范蠡的家人同样表示不理解，辛苦赚来的银子，又不是贪来的，凭什么要白白送给别人。范蠡却说：“做官做大了，就会招人怨；钱财赚得多了，便会招人嫉恨，这些都是祸根。如果人家都贫穷，只有我富裕，只不停地赚钱，却不施舍，这是不仁义的。赚钱再多又有什么用？”于是范蠡把钱财分给朋友和邻舍，只带得一小部分珍宝行至于陶，隐居起来。
范蠡来到陶邑之后，观察此地为贸易的要道，便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表示不解：“你有钱的时候不去珍惜，认为赚钱无用，将钱财都分给别人，现在为什么又想着赚钱呢？”
范蠡认为，经商是一种乐趣，钱财只是身外之物，钱财的用途，应该在于实行仁义，周济贫民。他留在此地经商，自称“陶朱公”，没用多久，便成为当地的首富。而后，他又将钱财散尽。这就是有名的“三聚三散”。
范蠡能够“三聚三散”，不求名利，真可算得上是有仁义的君子了，他坐拥财富，却不贪图财富，绝非是小人能够做到的。即便是君子，恐怕能够做到像范蠡这样的，也没有几个吧。
南怀瑾先生说：“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上面曾经讲到过，真正‘仁’道的人，一定能爱人，不会讨厌人。即使讨厌，也是要把讨厌的人改变过来，使他同样地能达到‘仁’的境界。在这里又补充这个道理说，我们看见有一个道德、学问、修养的贤者，就想达到他那个境界，跟他在造诣上有同等的成就；如果看到不贤的人、坏的人，最好当作自己的捷径，借以自我反省。上面一句话就是说明上文仁者爱人不能恶人的道理；下面一句话，就是解释上文‘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