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转型与企业变革之道
很高兴与大家共同探讨发展模式转型与企业变革之道，这也是我近期致力研究的一个课题。几个月来，我在北京、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内蒙古、宁夏、山西和辽宁等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研，所涉企业家等人员达200人左右。随后，我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分送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保部、商务部等部委，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央行、银监会、深交所等金融管理层的约60位相关人士征求意见，并与很多学界人士进行了交流。下面，我想着重讲三方面问题。
第一，持续要有新动力。从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复苏。2007年我国经济同比增长13%，但是到了2008年底GDP增长速度下滑到9%, 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滑到6.1%，第二季度呈现复苏迹象，是7.9%，第三季度是8.9%。但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这样一种复苏是不是可持续的？我国经济会不会有二次探底？经济增长会不会是W型的？我认为，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扩大民间投资和消费。
第二，发展要有新模式。应该看到这次复苏政策在保增长方面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但是在结构调整方面的任务也非常繁重。结构调整，首先要调整消费结构，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其次，要调整财富分配结构，要扩大中产阶级，因为富人是有钱不消费，穷人是无钱不能消费，而消费的主力军是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再次，要调整城乡结构，这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较大成功。城镇化的发展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可能比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要大。最后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如果从 GDP角度看，相比国外，我国服务业至少滞后15 ～20个百分点；如果从就业的角度看，服务业至少滞后20个百分点。外需受到很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制造业面临困难，因为制造业是外向型的，而服务业则是内向型的，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
第三，企业要有新战略。我将重点介绍后危机时代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竞争有红海战略和蓝海战略。我国的企业在后危机时代要选择“蓝海战略”，创造新需求，制定新规则；要发挥“巧实力”, “以变应变”求转型；构建“轻模式”，通过“轻、奇、特、专”升级商业模式。
一、持续增长要有新动力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是6.1%，而美国是负3.3%，其第二季度是负3.8%，第三季度是负2.3%。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很多发达国家是负增长，“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和中国是正增长。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金砖四国”，我国抗击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成效显著。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主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靠经济的外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我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呈现“五强五弱”：一个是保增长强劲，调结构不够；二是投资效应强，消费拉动弱；三是公共投资强，民间投资弱；四是经济硬件设施强，社会软件设施弱；五是国有大企业强，民营小企业弱。国有大企业由于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天量信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机会优势，加上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处于相对强势地位。
通常说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但是目前在投资中民间投资不够。以广州为例，2009年前三季度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了60.3%，但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0.6%。我国已出现房市、股市和车市构成的“新三驾马车”，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而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73.4%，汽车销售额同比增长24.5%。
目前，我国外需依赖型经济难以为继，不仅是金融危机暴露了脆弱性和风险性，同时这种模式也给我国带来了极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随着“人口红利”所导致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消费转型升级，很显然，“中国生产 -欧美消费”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为刺激外需而出台的出口退税实际上是穷国补贴富国。比如，我们生产一个鼠标价值24美元，设计者拿走8美元，而生产者只拿到0.3美元，这种模式给我国创造的价值太低而代价太高。
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春节期间消费的贡献很大。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95%，消费的贡献只有52%，而出口对GDP增长贡献是-47%。可见，现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主导，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民间投资和消费。
二、改变结构失衡，转变发展模式
要转变发展模型，重在调整和改变结构失衡问题。
第一，调整消费结构，发展消费主导型经济。中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只有37.9%，发达国家平均有59%。中国GDP中消费贡献率非常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是很大的结构失衡。从经济结构上来看，美国是低储蓄、借贷消费，中国是高储蓄，外贸顺差积累了大量资本，却通过高外汇储备将钱又给美国消费，所以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完全相反。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无钱不能消费、有钱不敢消费和消费环境不优等问题。在居民消费中，中国农民有巨大的潜在需求，但限于收入水平，是“无钱不能消费”。还有的是“有钱不敢消费”，社会投资和公共服务跟不上，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有人说住房、医疗、教育已形成新的“三座大山”。消费的环境亟需优化，要进行消费引导。社会保障在促进居民消费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发达国家用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一般在30%～50%，而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11%～12%。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而我国只有2.4%。有些农民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因为医疗保障不完善，使他们不敢看病。
第二，调整阶层结构，扩大中产阶层群体。中产阶层是同时具备高消费倾向和强消费能力的群体，因此是最稳定的消费主体。中产阶层是汽车、住房等消费品，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中等收入群体在推动消费升级方面也有显著贡献。我国现在的中产阶层人数占全社会人数的比重，2008年是22% ～23%，而美国达到80%，新加坡是90%，德国是50%。我国消费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财富分配结构不合理，中产阶层比重太小。研究也表明，城镇化、服务业、创业与中产阶层关系很大，城镇化使农民变为市民，服务业使蓝领变为白领、金领，创业使穷人变为富人。要扩大中产阶层，就要重视城镇化，增强服务业，鼓励创业。有一个统计显示，在中产阶层职业构成中，个体工商户占40.6%，私营企业主占10.5%。另外在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就业比重也相对较低。因此，我们要营造服务业良好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人投身创业。
今年以来，我在和诸多企业家直接沟通中发现，现在大家的创业激情不太高，这很令人担忧。国际金融危机使很多中小企业倒闭，这并不可怕，关键是需要更多中小企业成长起来，使更多的人来创业，弥补这个空缺。在我国适龄劳动人口中，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75%的大学生有创业意愿，渴望创业，但有行动者不到2%，只有1.94%，而发达国家达到20%。返乡农民工有7000多万人，但是创业农民工不多。目前，每千人拥有中小企业数，我国不到10个，发达国家是40 ～50个。所以，要在全社会营造好的创业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创业，这样才能培育中产阶层。我国有三次创业高潮，第一次是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创业为特征的“精英创业”；第三次是以加入WTO以后伴随新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海归创业”。这次金融危机引爆了电子商务，在就业压力下，每个月在淘宝网上开店的有20万人。美国“911”以后大量人不敢出差，所以电脑生意非常火爆。危机也会倒逼农民工创业，像安徽有30多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了200多万富余劳动力就业。
第三，调整分配结构，建立均衡共享模式。应该看到，当前收入分配格局也不合理。GDP以两位数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财政收入是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从劳资两个方面看，财富不断向资方集中。现在，劳动者报酬只有 GDP的39.7%，发达国家是60%。1996年至2005年，中国的企业、政府、居民分配关系中，居民收入占比从69.5%下降到58.4%。从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中有1/3是垄断性因素造成的。从城乡来看，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是2.37:1，现在超过3.32:1。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比重越来越大，占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消费只占1/3。调整收入分配，实现均衡共享，是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日本曾经施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将近1亿人的中产阶层，“就像换了一个国家”。
第四，调整城乡结构，大力发展城镇化。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45%，世界平均水平接近50%，高收入国家是77%，中等收入国家是54%，巴西也达到了84%。我们知道，拉美出现了过度城镇化现象，即大量农民集聚在城市，把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差异搬到了城市。但是，我国城镇化滞后，同样带来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每年农民工往返产生的巨大经济成本，6000万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现在，我国有2.25亿农民工，而跨省的农民工有1.5亿，加上家庭人口，约3亿。一般而言，一个市民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按此，如果将这3亿农民工及其家庭人口转化为市民，既可以减少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代价，也可以引爆内需。要按中小城市标准规划，在2800多个县级市县区中依托县城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10万至30万人的城市，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城关镇发展为3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万～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万～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把县城做大，以建成为扩大内需的引擎。在这个过程中，土地新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让农民使用土地权融资，可以使农民工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借助土地金融实现创业，让农民安居乐业。我在北京调查了农民工，他们觉得不可能融入北京这个大城市，赚钱以后还是要回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这种现象表明，下一轮房地产发展应该主要在三线城市、四线城市，潜力非常大。
第五，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从GDP角度看，我国服务业滞后15～20个百分点。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仅40.1%。从就业角度看，至少滞后25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不到40%，巴西达到58%，美国是78%，我国香港是90%。我国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服务业是创造中产阶层的产业载体，也可提升消费水平，引导消费升级。同时，发展服务业可以实现从过高的外向依赖转向内向依赖。印度快速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层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目前已达2.5亿，从而使印度经济主要依赖内需，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因此，现代的生活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人口数量的中产阶层。
三、后危机时代企业发展战略
（一）后危机时代企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面临着诸多发展机遇，比如扩大内需、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自主创新、绿色经济和政策扶持等机遇。这次危机是企业信息化非常好的机遇。电子商务成本低廉效益高，潜力巨大。国际化机遇使企业能够更多更好地走出去。2009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规模同比下降35%，但中国公司海外并购总额却增加40%。我国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产业链重组的机会，积极吸引国际先进产业转移进来。特别是服务外包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来料加工的20倍，而能耗仅为制造业的20%。还有，绿色经济机遇可以发展新的能源和环保产业等。另外，金融体制改革、创业板推出，也为中小企业发展带来机遇。
同时，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也面临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市场开拓难度提高、低成本竞争战略失效、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市场竞争加剧等挑战。所以，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和科技条件的变化，都要求企业以变求变，实现转型。
（二）后危机时代企业战略选择
第一，走向“蓝海”（战略），创造新需求，制定新规则。比较来看，“红海”领域竞争激烈，而企业通过开辟新项目，14%的“蓝海”业务投入能够带来60%的利润。现在，企业竞争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国企取得了大量超额利润，另一方面民企主要集中在“红海”领域，竞争激烈，利润微薄。从“红海”走向“蓝海”，要开拓市场空间，创造新的游戏规则等。产业升级，首先要消费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升级曾给企业发展带来很多机遇。如第一次消费升级带动了轻工、纺织业的发展，第二次消费升级带来了家电、钢铁、电子等行业的发展。当前，住宅、交通、教育、娱乐、通讯、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将带动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将会给我国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从国外看，汽车行业50%～60%的利润是在服务领域中产生的。比如，在消费信贷方面，美国贷款买车达到80%，德国是71%，印度也是60% ～70%，而我国平均水平只有5%。很多新型的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休闲旅游等，也会创造很多机遇。
第二，发挥“巧实力”, “以变应变”求转型。企业要实施巧实力战略。实力有三个概念：一是硬实力，二是企业文化等软实力，三是强调对软硬实力进行策划整合的巧实力。企业通过深入的市场研究和消费者需求研究，利用技术创新、企业文化、经营智慧等软硬实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历史上，有许多成功企业都运用过这种战略，从而在恶劣环境中逆风飞扬，比如三星电子加强产品设计，成功塑造了世界品牌。
第三，构建“轻模式”, “轻、奇、特、专”来升级。企业要实施“轻模式”战略，轻装上阵。比如，运用扁平化组织，降低管理、组织成本，实施轻型管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比如，格兰仕将原来的5层管理简化为3层，从而大大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概括说来，实施发展模式转型，一要实施城镇化战略。未来2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还要以城镇化作为动力，把农民变为市民，这是很重要的保障因素。二要通过创业让中小企业快速长大，从而产生更多白领、金领，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培育中产阶层群体。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三要有高消费人群。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业和社会性投资支出，让人们解决后顾之忧，调整消费预期，使人敢于消费，最终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
对企业战略来说，应该有五个方面的转型：一是从低成本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向差异化战略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利用人口红利这样一种低成本优势打造了中国出口的辉煌。但是，低成本优势将难以为继，所以必须实行战略转型。二是以多元化战略向归核化战略转变，要做强主业。三是从实现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四是从跨越式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从做快向做久转变。五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企业战略转型的路径，一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变新”，二是通过创造环保价值“变绿”，三是通过延伸产业链“变长”，四是通过聚焦精品和精细管理“变精”，五是优化管理，做强、做久，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
此文写于201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