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清代前期皇帝刚柔并济的统治术(3)
崇祯太子之狱，始于是年三月。弘光及马、阮，以北来之太子为伪，下之狱，而朝士多信为真。士民不慊于时政，亦诽议君相。其先于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见崇祯太子，清廷以为伪，杀之，并杀认太子为真者。至南中复见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讯，知太子已被害于北，不附和继至之太子，朝士则谓可法受马、阮胁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实不伪，即南都太子非真也。余别有专论，于此不复赘。六月，明总兵田雄、马得功等执弘光献于豫王。闰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广。势穷入通城之九宫山，自缢死。是时，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闽，建元隆武，鲁王以海称监国于浙。豫王多铎既克南京，并下杭州，旋召还，以贝勒勒克德浑代将。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军平闽，隆武帝殉。豪格入川，张献忠战死于西充。会明遗臣复立桂王由榔于肇庆，改元永历。自成、献忠余部巨万数，先后归之。南明之兵多为归附之众，自隆武倚郑芝龙立国，郑氏即前时受抚之海寇，至永历又尽收张、李余部，不收则无兵可作声势，收之亦无弹压之力，非唯不足图功，亦且备受屈辱。清对南明，亦用汉人为前驱。使相屠杀，是为吴、尚、耿、孔四王之兵。吴三桂原为明将，所统为明之官军，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龙旧部，实盗类也。清用此诸军，自有八旗为中坚，以监督之，其势自不敌。然犹亘十余年，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圣祖即位后，永历帝乃为缅甸所缚献，鲁王亦卒于台湾。自是无与清对立之明。以国统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时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实有可以修明之价值，若闭关之世不改，虽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极应研究其制作。清之代明，纲纪仍旧，唯有节目之迁流，自非详考不足标其大异之点。八旗制已有详考，余从略。其驭宫廷阉宦之法，清实大胜于明。但在世祖开创时，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设内十三衙门，严为限制，令宦官不得过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铁牌，禁内官干政。此皆有复蹈明阉祸覆辙之渐。十五年三月，有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惟华贿结内监吴良辅之狱。之遴、惟华流徙籍没，之遴遂死贬所。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昵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阉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当时犹用帝礼，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以称其实。乃未几以属下首告，王曾制八黄袍，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为不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唯王与肃王不合，囚王致死，而又取其福晋，肃王为世祖长兄，于此事不无怀愤。又于顺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诏，尊称王为皇父，世乃传太后有下嫁摄政王之事。今见之笔墨者，唯明遗臣张煌言之《苍水诗集》，有“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确为当时人语。然苍水以邻敌在远，仇恨所敌，因传闻而作揶揄之词，难为信史。世所传则谓春官指礼部尚书，而其人则坐以钱谦益，以附会谦益之所以为高宗深恶，且传有谦益撰太后大婚诏文，清亡后顿见传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谦益未为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去国已久。且考《朝鲜实录》，当时有“拟议摄政称皇父”之语，并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诏之明证。唯旧《东华录》议多尔衮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或可为事有暧昧之据，但不必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与下诏大婚公然称庆有别。以其坦然尊为皇父，转信其非有暧昧之惭，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不具录。摄政王之身后获咎，因缘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始本同为摄政，后以多尔衮功高，己为所掩，后于四年七月又停其辅政之职，而代以多尔衮之同母弟多铎。多铎于定天下实亦功高，先摄政而死，至摄政死后，郑王再起辅政，有报怨之心，益构摄政之罪。观高宗之为摄政昭雪，极道世祖冲年受惑，诬此贤王，则其子孙自有公论，要为开创时之一大反复，不可不记者也。
当世祖时，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见开明之象。前七年为摄政代行，亲政以后，虽有攻异端，宠侧妃，不无太过之失，然资禀英明，不至妨政。世传世祖之崩御非实，乃缘爱宠董鄂妃，妃死而帝为僧以殉之，盖以媚佛、宠妾并为一谈。余别有《世祖出家考实》，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自摄政王好延揽汉人，用陈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荐起。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实力，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恩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朝，通摄政、亲政两时期观之，其有君人之度，略无更改。入关以后，摄政与亲政时代无殊，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明季习于苛敛。摄政时用范文程言，一切厘革。然乱世宵人，伎俩百出，尝试不已，非有明决之识，真实之意，辄为群小所眩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顺治朝不肖疆臣，时时有规复加派之请，辄废黜不行。举例如下：
清《国史·土国宝传》：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佥民户输运，民以为苦。至是复明初官运制。国宝言：“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民皆乐从。”谕曰：“佥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察核，官运经费果不敷否。部臣言：“经费未尝不敷，惟（唯）严绝克减虚冒诸弊，则用自裕。”黜国宝奏不行。华亭县有义田四万八百余亩，明光禄寺署丞顾正心置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及国宝降调（以擅杀非阵擒之吴易党降调），周伯达代为巡抚，以改充织造匠粮入奏。户部议：“令察勘义田在明时曾否题明，创置者有无子孙。”至是国宝以实覆奏。户部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义田所以恤贫助徭，非入官之产，宜仍令顾正心子孙收获。至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其擅用义田米，责国宝偿还。”六年，国宝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上复黜国宝奏不行。
此皆摄政时事，后亦持之甚谨，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真所谓殷鉴不远，以实心行之，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明之余弊，窟穴于其中者迭试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扑灭之。复举厂卫缉事之弊。再见一例：
《清史稿·季开生传（附张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息。
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侍从之臣，往往蒙赐，具见诸家记载。此赐画自必指此，亦见其禀质之美。
四 乾纲独断的政治手腕
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唯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时，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官掌管为一款。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而其实世祖为己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厚己薄人，靡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