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顺江而下(2)

我们表示反对——这完全没有必要，电话费又比较贵，其他学校的志愿者也都没有安装电话。他挥挥手，打断了我们。“这不成问题，”他说，“要不，你们就太不方便了。”我和亚当对看一眼，耸了耸肩。我们向他表示了谢意，大家便开始吃饭。第二天，修理工前来为我们安上了电话。

几天之后，又是一次宴请，又是一起声明。“学校决定，”阿尔伯特说，“给亚当买一台洗衣机。”

“我的公寓里有一台洗衣机，”我回答说，“我们可以合用——没有必要再浪费钱。”

“那不方便，”阿尔伯特说，“学校已经决定了。”再一次，我们的反对被无视了。大家又开始吃起饭来。第二天一早，一台新洗衣机出现在亚当的门口。

几天之后，亚当正和英语系的几个老师一起玩纸牌，党支部书记张彦提到，学校早就收到了从“美中友好志愿者”寄来的我们的简历和自传材料。

“我注意到你会打网球，”张书记说，“你一定玩得很棒吧。”

大学暑假期间，亚当曾担任过网球夏令营的教练，但他很快就摇了摇头。“不怎么好，”他说，“我好久没认真打过了。”

张书记笑了笑，继续摸牌。他是个瘦弱但精力充沛的人，蓄着小平头。经过一周的时间，我们给他总结出两点：在英语系的教职工中，他篮球打得最好，喝白酒也最拿手。他是英语系职位最高的领导，作为支部书记，他掌管着学术、纪律以及政治事务。他属于不爱说话的那类人，但他一开口，必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了看手中的牌，上身往前倾了倾，抬起头来看着亚当。

“学校决定，”他缓缓地说，“给你们买网球。”

他又退后坐定，似在等着亚当领会他话中的意思。但那正是问题所在——这网球究竟该怎么买？好一会儿，亚当使劲地思索，该怎么回答。

“太感谢学校了，”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说，“我十分感谢你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没有这个必要。张先生，你们不必为我们买网球。”

张书记笑着打出一张牌。

“韦先生担心你们可能想打网球。他想确保你和彼得能在这里住得愉快。”

韦先生是学校的党委书记，作为学校职务最高的官员，他无疑有比为志愿者买网球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亚当表达了这层意思，并特别说明，即使不打网球，他也一样过得十分愉快。但张书记依然立场不改。

“已经定了，”他断然说道，“学校将为你们买网球。咱们继续玩牌。”

第二天早上，亚当的门前并没有出现网球，但他不敢大意。他给我讲了他和张书记的谈话，我们决定一起去和学校谈一谈，类似的努力在后来的两年中做了一次又一次，而结果往往各不相同。我们的交流通常间接迂回，鲜有简单明了的。有时候，结果甚至与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我们找阿尔伯特谈，又找张书记谈；找傅主任谈，也找英语系的其他人谈。我们说，修建网球场价值不菲，我不会打网球，而且亚当实际上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已过了在大学时喜欢打网球的年纪，如果他还有什么热衷的事情的话，那也与网球毫不沾边。网球是一项条件要求较强的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足球则简单得多。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当然，我们并没有说到这么严重，但我们想尽了办法。整整一周，我们差不多在进行一场运动，坚决反对他们买网球。

在我们公寓楼旁边就有一个门球场。无疑，那是校园内最好的风景，而且也许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宁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类似的地方并不多见——除了供娱乐外，这块地别无他用。门球场边上是一排树，中间是一块十分平整的沙土场地。这块场地护理有加，而且玩门球的人们技术到家，所以中央的沙土场地总是十分平整好看。每天早上，学校的退休教职工便来到这里，打上一整天的门球，只是在吃午饭时停息一下。他们打球的技术相当好，好得无以复加，几乎到了无可匹敌的地步——他们想把球打到哪儿，球就滚到哪儿，颇像魔术师手中的纸牌，不声不响地在和谐的程序和技艺中随意移动。这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表演，成了充满特技的体育运动。这些退休教职工好比艺术家——他们将门球运动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这块地的大小，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

头几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害怕。从我们的阳台上就可以俯视那个门球场。每天早上我们放眼凝视的时候，总担心看见工人、铁铲、锄头、挖掘机、炸药——哪一样都可能和买网球扯上关系，我们深切而又真切地感到一阵阵后怕。最糟糕的，还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买网球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十分明显，在涪陵这个地方，人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工作把抽象变成现实。只需看一看三峡大坝的规划，便足以证明。

不过，涪陵最终没有修建网球场。数周后，宴请也渐渐停止了。一个月之后，学校不再为我们的公寓添置任何东西。不久，我们便像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抱怨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也只是在干部们住的公寓顶上，对自己小声地咕哝几句。

每天早上，门球场上的声音都会飘进我住的公寓，有门球轻轻碰撞的声音，沙地上的脚步声，以及退休教职工们在不紧不慢的玩球过程中柔和的谈笑声。那是我听过的最平和安宁的声音，我会坐在阳台上，就这么听着。门球的撞击声和着高一阵低一阵的蝉鸣，与乌江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窄窄的河谷上回荡着船只的汽笛声，发动机噼啪作响，搏击江流，驳船上不时传来丁丁当当的敲击声，那是工人们正把河沙卸到停在岸边的马达轰鸣的卡车上。从我的公寓看出去一英里远的地方，乌江消融在长江浑黄的激流中，不时可以听到从长江上传来的孤零零的汽笛声。

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主要意味着各种声音。这是一座十分喧闹的城市，各种噪音也都是我以往没有听到过的——建筑工地上传来钢钎有规律的丁当声，以及岩石在铁锤下的崩裂声：大部分活计仍用手工完成的地方才会有这种声音。我也是第一次住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听着船只发出的各种声音，在峡谷中来回飘荡。

我的公寓位于乌江边的山坡上，一栋楼房的顶层。那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激越而清澈透明的水流从贵州省的崇山峻岭中自南向北而来。乌江的对岸就是涪陵的主城区，山坡上到处都是方块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出去，都是陡斜的山坡，尤其向北倾斜下去，直到两江交汇处，山形陡峭的白山坪[2]拔地而起。

这就是从我的住所——六楼，高踞两江，俯视江城——能够欣赏到的风景。视线中没有障碍物，所以我能听到这么多声音。每天早晨，在门球声响起前好久，我就听到楼房后面传来了公鸡的啼鸣。六点整，我又听到了响彻校园的起床号声，然后是学生们在贯通校园的小路上踉踉跄跄的脚步声，他们就在那里做着早操。六点稍过，早操的音乐就通过大喇叭播放了出来——快乐的起床号，不断重复播放的早操音乐，日复一日。早操之后，是一些事务性的通知以及政治宣传，还有学生前往食堂吃早餐的声音；然后是上课铃声。这时，门球场上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回声。

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阳光明媚，一年级的学生正在军训。他们不停地操练着步伐。尽管汗流浃背，但没有教官的许可，他们不能停下来。

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明白军队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激情也能得以约束。

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国家花了许多钱来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忠于祖国。军队是国力的象征，对军队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潮。作为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明辨是非。哪儿热闹，他们就往哪儿凑。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

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