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顺江而下(4)
今天，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岁月时，会觉得我们父母的思想和行为都有些盲目和狂热。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看待那一段时期，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们。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各自的悲欢。对年轻的一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责备。我们的上一辈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好的机会和环境去实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的精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求知欲强，尊敬师长，也很聪明。这所学校尽管名声并不响亮，但在中国，仅占有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人能够进入高中以上的学校学习，也就是说，涪陵师专的学生也算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个群体。事实上，我乐于在低层学校里教书，因为这里的学生身上有我从未见过的未经打磨的品质。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教育都太早地迈过了这个门槛——在美国，连高中生都谨小慎微、愤世嫉俗，甚至疑心重重。教育是一场游戏，学生则是玩家，但涪陵的学生还没有到这个份上。他们的才智还未成熟——带有乡村的气味，带有汗液和大粪的气味，带有夜幕下的泥土和成熟的油菜籽的气味，带有所有来自四川乡下农田的气味。他们的思想中闪现的是土地，瞥见的是师专周围那同一类的厚实美丽的土地，校园外一片片伸展到插旗山[9]边的梯田。
有人心中就闪耀着这些。我们有一个学生，名叫凯尔——像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是一团谜。他是班里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年农民：身体矮小粗壮，脸庞因为四川日光的照射而显得黝黑，仿佛饱经风霜。他的脸上带着农民那种无声的微笑，谦卑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农民，直到有一天，政府来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可以进入涪陵师专读书。当时他二十一岁，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有一天，亚当布置了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凯尔埋头写道：
我正在田里劳动。那头水牛突然变成了一架长着牛头的机器。于是我提前收工。因为这，我被提拔当了镇长。之后，我坐飞机去北京向领导汇报。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从来没看见过有牛头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进监狱。就在去监狱的路上，我的水牛出现了。它变成了一列有牛头的火车……
我的命运和那头会变化的水牛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火车形水牛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来到了镇政府办公室。那头水牛——现在是一头真的水牛了——跟在我的身后，低声地说着什么。我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它变成了一部像牛头一样的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我年轻的主人，你不适合搞政治。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到学校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很差。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工作干得更好，过上更好的生活……
也许是听了水牛的忠告，我将弃农习文。
在这两百来字的作文中，有太多的四川色彩，而他似乎不花吹灰之力就写出来了——当然，有些东西不是单用眼睛就能看到的。亚当第一次安排学生自由写作时，事情未能按计划进行。他告诉全班有十五分钟的写作时间，然后叫他们“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下课的时候，亚当把作业收了上来。学生们写了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于是他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一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部新收音机。我想买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一间自己的房子。我想要一个BP机、一部手机和一辆轿车。我想要一份好工作。有些学生的清单列了一整页，每个项目都编了号，还有优先购买顺序。
这并不是亚当所希望看到的，但就在这些清单中也同样有不少四川色彩。第二次，亚当非常仔细地向学生们说明，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主题”。
这次奏效了。凯尔埋头写出了这篇作文。我和亚当则不停地埋头苦干，在所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尽可能地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长江、乌江交汇处的山坡上密密麻麻依势而建的一座城市。狭窄的街道起于河岸，沿山势蜿蜒而上，狭窄而迂回，加之太陡，无法骑自行车。汽车行至急弯处，总会遇上交通一片混乱。因此，长长的石阶才是涪陵真正的干道，承载着主要的交通任务——逛商店的人拾阶而下，走走停停地浏览店铺里陈列的各种商品；搬运工拾阶而上，成箱成捆的货物压弯了他们的腰。
事实上，一切必需品和服务在这些石阶上都可以找到。有商铺、食店，有补鞋匠、剃头匠。在一段石阶的低处，坐了一排道家的算命先生。另一段石阶被两三个牙医占据着，他们干活的桌面上散放着各种锈迹斑斑的器具，针筒浸泡在令人琢磨不透的液体中，被严重蛀坏的牙齿装了整整一盘子——这真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广告。偶尔，一两个农民驻足摊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然后拔牙，这时总有一大堆人过来围观。一切都是公开的。理个发也会有人围观。每一次买卖的价格都会被刚好路过的购物者品评一番。生了病，可以在露天坐下来看中医郎中，他们通常在石阶的顶头摆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摊位。摊子上一般有一只凳子，一个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盒子，还有一块白布，上面用大字写着：
帮你排忧解难！
专治：鸡眼，乏力，黑痣，看耳。
手术治疗——不痛不痒不出血，不影响工作！
在涪陵，做什么事都不容易。经常可以看到气喘吁吁的老人坐在石阶上歇息。把东西往上坡拿是一件累人的活儿，所以城里有许多搬运工。他们把货物系上竹棒，挑在肩上；19世纪的中国南方就这么搬运货物，当时的英国人把这种劳工称作Coolie——它是“苦力”这两个汉字的音译，意为“辛苦的体力活”。在涪陵——在川东所有的江边小镇，人们把这种搬运工称为“棒棒军”——手持竹棒的劳务大军。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中国农民常穿的那种简朴的蓝色服装），带着谋生的家伙（一截竹棒，几圈廉价的绳子），喜欢成群、成队、成营地聚在一起。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等于在和一个团的棒棒军砍价。即使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的活计也已经够艰辛了，所以他们经常相互照应；他们没有正式的联盟，但艰苦劳动结成的非正式的联合体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午时分，人们大都休息了。但在城中央的一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棒棒军，他们就坐在那截竹棒上，抽烟，聊天，玩扑克；他们空下来时的样子，与其说是放松，不如更像是在战斗间隙稍作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