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视野下的产学研合作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自此之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而被学术界广泛引证。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开篇写道：“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于是“认识论—政治论”就成了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很多问题，不管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还是具体的实践问题，都可以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得到较好的分析和解答。

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强调大学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场所，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中心。在大学里，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大学生活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的研究生活，学者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来保护学术自由。大学教育要陶冶学生的心智。这样一来，大学就成了一种几乎超脱于社会生活之外的“象牙塔”。“19世纪以前，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在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中世纪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行会，是以教学和研讨为主的学术性组织；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自然科学的空前繁荣，由此导致人们对知识的崇拜和景仰，使大学作为探讨高深学问的场所吸引了人们对其发现和发明新知识功能的关注，从而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确立了其存在的坚实合理性。大学成为一个按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它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所谓大学的象牙塔精神，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是相通的。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是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相对立的，其基本主张就是大学应当走出象牙塔，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进而全方位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大学的学者追求知识、探索知识的奥秘并不只是为了满足某种闲情逸致和个人的好奇心，而是更在乎知识本身的功效。因此，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也是一种工具论取向的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成了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布鲁贝克写道：“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的场所是高等学府。当高等学府卷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如何确定目标和如何行使权力来实现这些目标的争论。而这些争论自然具有政治性。对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用不着大惊小怪，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都是如此。”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到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意味着大学开始从“象牙塔”转向“服务站”，尽管大学仍然拥有保存和发展高深学问的职能，但是服务公众和社会，就无可争议地成为大学的另一种显著的职能。如果大学拥有知识却缺乏把知识应用于现实的能力和责任感，那么大学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无用的，因而也就失去存在的最好理由，也就没有必要消耗大量的财富来兴办并无实际价值的大学。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思想还体现在德里克·博克的《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一书中。博克曾经任哈佛大学校长，在其长达20年的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加强本科生教育、实行核心课程制度、重视通识教育等，带来哈佛大学一段时间的辉煌，因此被认为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校长之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与大学的办学经费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大学不可能完全实现自治的根本原因。博克认为：“随着大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它的财政需要也相应地增加了。对资金的寻求已经变得不遗余力，范围也越来越广，教育工作者已经不能仅靠工业家的资助办大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使是公立学校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并设专人向基金会、公司和校友寻求资助。更重要的是，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在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准备提案，以求联邦政府拨款支持大学开展研究、添置新的设备以及设立学生助学金等。由此，社会越来越依赖大学，大学也越来越依靠社会的资助来支持其日益增多的活动的经费开支。”博克据此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已经过时了。相反，有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把大学和社会其他主要机构连接起来。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并要考虑到社会的现实需求。“大学在考虑社会需求的同时没有理由感到不安。事实上，大学显然有责任这么做，毕竟高等教育机构垄断了几乎所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知识资源。大学文凭对许多炙手可热的职业来说必不可少，全国绝大多数基础研究活动也是由大学操作，而且大学还掌握着很大一部分重要知识技能的供需要求。除此之外，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渠道，大学维系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大量经费来源于广大纳税者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只有努力运用其资源对社会需求做出合理的反应，那才是公平。问题的关键在于做出何种反应才是合理的。”博克认为大学服务社会的方式有两种，即学术方式的社会服务和非学术方式的社会服务。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兴起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研究者据此指出：“19世纪开始的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赋予学院和大学所发现的知识越来越现实的影响，结果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与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多方面发展的要求使高等教育在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职业的互动中联系日益密切，大学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社会生活的中心。伴随着知识产业的兴起，高等教育被视作克服国家危机的工具和社会发展的‘轴心组织’。这些都使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越来越发现大学或学院已成为它们所服务社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生为了‘准备生活’而进入学院和大学，学院和大学同样也被塑造成‘为准备生活’的服务性机构。因此，这一时期‘政治论哲学盛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在市场经济与效率主义的整体氛围中，大学服务职能被空前地强化，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地位更加显著和牢固。

在这样的时代处境下，应用型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广泛兴起，工程科学成为强势学科，即使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也走上一条R&D的道路。R&D即科技研发活动，是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整合。R&D是当代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行动框架，这一行动框架表现为从基础研究到设计、生产和市场开发的链式结构。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是通过科学发现来实现的，而R&D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它不仅关注新的科学发现，而且更加关注新发现的商用价值和市场效应，遵守的是“用知识创造价值”的原则。在科学技术时代，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而研发机构则是直接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国家的R&D经费投入持续增长，并成为国家实现自主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科技创新无疑已经成了促进国家发展一个关键变量。

事实上，当今时代是一个典型的科技工商时代。科技工商时代的科学研究越来越走向“市场化”与“产业化”。当代英国著名的科学技术学专家约翰·齐曼对科学的产业化的解释是，“产业科学是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C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它产生不一定公开的所有者知识。它集中在局部的技术问题上，而不是总体认识上。产业科学研究者在管理权威下做事，而不作为个体做事。他们的研究被定向要求达到实际的目标，而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业的解决问题的人员被聘用，而不因为他们个人的创造力”。市场科学意味着科学资源的配置逐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即使是纯科学研究、基础研究也由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推动，并实施制度化的组织与管理。同时，学术营销行为被看成是一种合理的行为而开始盛行，科学家的研究动机从追求真理、最大限度地扩展知识，转变为追求利益、名声和权势，试图获得对某一领域的垄断与支配地位，或某种永久性知识产权。“科学共同体”开始成为一种具有自利倾向市场组织。

科技工商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科学家的研究动机与科学活动的运行方式等也发生了转变。大学作为当今时代国家最主要的创新基地，其科学研究正在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融入了科技工商时代的潮流中。在这一背景下，国家逐渐建立了各种项目生成与管理制度、奖励制度、职位晋升制度、专利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对科学家来说必须忠诚于相关利益集团，科学家往往以一个“经济人”的角色出现，并成了一个现实利益追逐者。在科技工商时代，国家常常通过项目市场来进行科学资源的配置。项目不仅是一个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研究经费的载体，于是获取项目就意味着获取研究经费。这样一来，科学家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项目的海洋之中。项目市场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科学家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应对各种项目事务。

布鲁贝克曾经宣称，“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这也意味着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已经在大学牢牢地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统治地位越来越显著，但是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它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当代的思想家仍然怀有强烈的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信念。

在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启示下，学术界还提出了许多微型的或局部理论，如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创业型大学理论等。学术资本主义能够解释当前大学教学与科研人员的许多行为，特别是那些具有市场特点的行为。“为了保持或扩大资源，教学科研人员不得不日益展开对外部资金的竞争，这些资金用来进行与市场有关的研究，包括应用的、商业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标的研究等，不管这些钱是以研究经费和合同的形式、服务合同的形式、与产业的政府合作的形式、技术转让的形式，还是以招收更多的、更高学费的学生的形式。我们称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为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目前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很显然，学术资本主义与科技工商主义是相通的。学术资本主义定义了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生环境。这个所谓的新生环境可以这样解释：“一个充满矛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学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员越来越多地在竞争的形势下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储备。在这些情况下，大学的雇员们在受雇于公立部门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它而自主。他们是来自公立研究院中的充当资本家的大学教师。他们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从这些描述中不难发现，当今时代，市场、政府、大学之间的传统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它们之间以十分复杂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开始流行的同时，另一个高等教育学概念——创业型大学开始出现在各类文献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自然丰富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概念体系。创业型大学是大学，特别是一些研究型大学在回应社会与环境的变革过程中逐渐转型生成的，“是一种全新的，集成的大学理念和实践模式”。创业型大学具有全新的内涵，伯顿·克拉克的描述为：“创业型大学是积极寻找摆脱政府严格管制和部门的严格标准的地方。它们寻找特殊的组织实体；它们积极地表现出与众不同，哪怕这是一种冒险；它们在市场中寻找机会。它们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与其冒险单一地保持大学的传统形式和实践，还不如冒险进行一些大学特征的尝试性的变革。”总的来说，创业型大学是具有明显的公司特点的大学。创业型大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萌发的，并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下半叶，部分研究型大学奋起创新创业，造就了一种全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以提高国家竞争力、生产率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创业创新精神为己任，以提高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和水平为目标。”关于创业型大学的功能与影响，有研究者做了类似的分析：“创业型大学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目的；具有确定自己战略方向的自主性，主动寻求组织创新以适应内外部的变革，与产业界、政府等其他机构密切地发生相互作用；教学和研究更注重实际问题；不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是创业文化与学术文化一体化的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的兴起正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一种实践与印证。

创业型大学理念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对中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回到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来。在当代中国，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不仅全方位地介入了社会生活，而且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继续保留学术性特征，重视基础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大量的应用型、地方性大学开始致力于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并且开设了大量的应用性和技术性专业。国内学者基于高等教育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大学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越来越突出的现实，同时也意识到大学特色的形成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国家要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教学服务型大学以本科教学为主，根据条件和需要适度进行研究生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以服务地方为宗旨，培养地方需要的应用性人才，产出地方需要的应用性成果；大力开展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服务活动，形成地方全方位服务的体系。而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具体对策则包括合理定位；人才培养以服务地方为宗旨；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服务体系；建立合作机构与制度等。教学服务型大学概念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大学的类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很显然，教学服务型大学与创业型大学在内涵上有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

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及其两个亚理论——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和创业型大学理论能够为大学产学研合作提供一个适切的理论解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产学研合作、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型大学是同义语，只是产学研合作更加凸显了现实性和中国的当下特色，也更加适合当下的政策语境。有研究者对20世纪后期的大学行为进行了描述：“欧美、亚洲、拉丁美洲出现了大学周边共同的创新格局。这里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方面：第一，利用创新结果引资创办公司；第二，对于原创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第三，孵化催生新的企业；第四，承担推动国家竞争力的重任。”这实际上就是产学研合作和创业型大学兴起的表现。在产学研合作体系中存在一种相对明显的资源依赖关系。另有研究者指出，“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依赖于对方所拥有的某种资源。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的战略联盟，即产学研联盟可以使合作者获得合作伙伴的资源，从而减少企业对市场、大学、政府的依赖。大量事实表明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具有能力和资源互补性，因此这个概念在产学研合作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互补性正是企业和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的关键动力所在”。资源依赖被认为是产学研合作的动力。产学研合作折射出了大学功能的当代拓展和大学行为方式的时代转型，大学事实上已经告别了象牙塔，成为搅动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同时也被社会生活所搅动。所有这一切正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所期望和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