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与传统迁移理论的张力_通往城市之路：农民工住房与市民化-QQ阅读女生青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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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与传统迁移理论的张力

一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新趋势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历程中，受户籍制度、迁移成本等多方面条件的约束，在大部分时段，农民工的迁移形态以青壮年劳动力单独外出为主，其家庭结构呈现夫妻分居、子女留守的状态（蔡昉，1997；辜胜阻，2007）。临时性的城市务工者而非永久性迁移者的流动性质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候鸟式”或“钟摆式”地循环迁移（王春光，2001；李强，201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农民工务工历程的持续推进，近年来，农民工迁移及在城市的居留形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即农民工“携家带口”迁移越来越普遍，且在流入地城市工作和居留开始趋向长期化和稳定化（韩俊，200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a；王子成、赵忠，2013）。在2013年1.67亿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农民工达3525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1%; 2008～2013年的6年间，举家迁移的农民工人数平均每年增加133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计算得到，该报告具体可参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551585.html。。在东部地区一些主要的劳务输入地城市，农民工与配偶、子女在城市共同生活开始成为该群体在城市居留形态的主要模式（周皓，2004；洪小良，2007；王春光，2010；李强，2014）。家庭日渐成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基本单元，家庭化迁移亦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新趋势。

二家庭化迁移与经济理性范式的张力

农民工举家外迁而非个体迁移的新趋势，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经验层面看，都无法完整于传统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从而使得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解释框架在面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时出现了“容量不足”的问题。

从逻辑上看，传统迁移理论将迁移者视为单纯由经济理性驱动的个体，他们以获取城乡部门间实际或预期的相对工资差额、寻求务工净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迁移的动力来源于城乡之间的“推拉作用力”（Lewis, 1954; Fei&Rains, 1961; Harris&Todaro, 1970）。迁移决策的主体也被假定为单独的个体而非家庭。按照经济理性的逻辑，外出农民工在寻求务工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尽可能减少务工的附带成本。因此，家庭成员随迁带来的高成本约束将驱使农民工放弃“携家带口”而选择个体迁移一般而言，农民工家庭成员的迁移遵循一定的顺序，一般是劳动技能水平高的家庭成员先迁移（一般是作为户主的成年男性），后续迁移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技能水平明显低于先行迁移者。这意味着，后续迁移的家庭成员的务工净回报率较低，进而降低了家庭整体上（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经济效率。后续迁移的家庭成员通常包括无法参与经济活动的子女以及务工回报率较低的配偶等（蔡昉，1997；洪小良，2007；王学义、廖熠娟，2013）。。特别是在随迁的家庭成员缺乏获利能力（例如学龄阶段的随迁子女）或其劳动生产率明显较低的情况下，家庭化迁移带来的务工总收益增加有限，但生活成本却会成倍增加，因而不利于实现务工净收益的最大化。相比之下，个体迁移具有相对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上述基于纯经济理性的假定显然忽视了迁移者对家庭和社会联系的内在需求以及迁移行为所面临的复杂的约束-激励机制，故该假定有关迁移以个体为单位的预言常常与事实相左。批评者认为，传统迁移理论疏于考察迁移的社会过程而依赖于一系列关于个体社会行为的简化假说，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对经济理性的完全规定以及个人效用最大化理论。而这些简化假说在考察农民工的实际迁移行为时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面对农村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现象时存在着“解释失灵”（Boswell, 2008; Sanchez&Romero, 2010）。在影响农民工迁移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与社会习俗、文化及制度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会相互作用，因此，有必要在人口迁移研究中促进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视角的结合，以推动迁移理论的新发展（Boswell, 2008; Bakewell, 2010）。即使是作为经济理性逻辑的延伸，新迁移经济学实际上也否定了迁移决策多在个体层面做出的这一假定，取而代之以家庭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迁移的目的也不再被设定为最大化预期收入，而被解释为寻求经济风险最小化以及克服市场失灵的局限。

从经验层面看，与传统迁移理论有关个体迁移的预言相左，农民工举家外迁和“携家带口”在城市长期稳定居留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一方面，在城市生存状况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有配偶和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比例仍保持较高水平，这显然有悖于一般的经济理性。以“经济人”假定为基础的理论在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新趋势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净福利为负时仍不回迁的事实前，难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李强，2012）。另一方面，倘若农民工的家庭需求例如夫妻间的情感与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其个体迁移会增加其以扭曲方式实现这一需求的可能性，进而成为诱发一些潜在社会风险和矛盾的源头。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传统劳务输入地悄然兴起的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就是其例证。一些与配偶长年分隔两地的农民工在务工地与其他独居的异性务工者“配对生活” 农民工“临时夫妻”是指已婚的农民工在无法与配偶在务工城市团聚的情况下，隐瞒配偶而与其他异性务工者同居生活的现象。这种“临时夫妻”一般互不过问对方的婚姻关系并奉行经济独立原则，讲求“好聚好散”。这一做法违背法律和婚姻道德，对农民工的正常家庭关系和社会稳定形成潜在冲击和威胁。，以填补夫妻分离造成的性需求和情感需求缺口。这种因夫妻分离形成的群体失范行为，对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伦理无疑构成严重冲击（周竟、周蕊，2013）。与此同时，相关经验研究的结论也证实，“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和城市融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蔡昉（1997）很早就注意到，家庭决策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中具有独特地位。一些调查发现，仅根据经济理性不能全面解释农民工的迁移行为，而增加家庭因素则能明显增强农民工迁移模型的解释力，情感、社会心理、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各种社会因素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洪小良，2007）。有关农民工迁移动力机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支持、乡土文化和习俗等社会因素纳入模型，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综合的分析框架（例如文军，2001；王桂新等，2008）。

基于以上考量，本章就农民工迁移新趋势中的关键图景，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为何会发生；社会理性在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作用机理及影响程度如何；对进城农民工来说，家庭化迁移到底意味着什么。本章将首先建立解释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假说，然后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这些研究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