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潮州城市网络中心转移

——从潮州城到汕头埠

吴丹华

 

摘要：明清时期，潮州府通过一系列的地方行政建制活动与下辖的各县构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的行政联系，并且始终居于行政等级的上层而成为地方行政中心城市。同时，由于处在货物集散的枢纽地带，潮州府城逐步从纯粹的行政中心城市发展成兼为经济重心的多功能城市。其后，随着东西交流日益密切与远洋贸易日趋繁荣，汕头凭依其滨海的有利条件以及先天酝酿形成的商业发展传统，并且借助开埠等机遇，逐渐取代潮州府的商业重心地位，崛起为新的商业中心。

关键词：城市网络中心 潮州城 汕头埠 明清时期

 

施坚雅曾运用中心地理论模型将经济中心的城市与行政治所城市加以区别，认为“行政治所只不过是经济中心地的一个子集合而已，因为所有治所都为腹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他还指出城市区域体系是一个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多阶次层级。但该说法预先设定了经济职能为城市的基本职能，因而只适合于分析商业活动中心城市，却难以解释那些因行政需要而建的城市。此外，地方中心城市的地位是动态变化的，地方行政中心城市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发展为商业城市，而新的中心城市的形成往往促成旧中心区的转移与城市网络的变迁。基于此，本文以潮州为例，探讨潮州城如何从纯粹的行政中心城市发展为该区的商贸中心的过程，并讨论其后汕头港市如何凭借海贸的发展兴起，逐步取代潮州府城成为本区城市网络新中心的过程，借此分析不同社会历史背景对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转变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联系网络的转移。

一 以潮州城为中心的行政建制

“府境据岭表东隅，扆山襟海，右连循惠，左接汀漳。”潮州地处粤东，内陆拱以层峦丘陵（如海阳山、桑浦山等），滨海地带环以澳湾岛屿（如南澳、妈屿等），海山交错，为河海交汇之区；另外，其东为诏安，西为嘉应，南至大海，东北连汀赣，西南则接循、惠，为闽赣粤的冲要之地。而这也造就了潮郡特有的城池形态，府城与所辖诸县及其他山海要隘之城共成臂首相连之势，其军事战略与行政地位可见一斑。明清时期潮州府城的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更与之有莫大的关系。

据《通典》载，潮州府“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尉佗。汉初属南越，后亦属南海郡。后汉因之。晋置东官郡，又分置义安郡。宋齐因之。梁置东扬州，后改为瀛州，及陈而废。隋平陈，置潮州；炀帝初，置义安郡。大唐复为潮州，或为潮阳郡。”自唐乾元元年（758年），改“潮阳郡”为“潮州”后，“潮州府”之名基本确定下来。明初因之，设潮州府，领海阳、潮阳、揭阳、程乡四县。明成化以来，山海寇盗流劫地方，潮州府辖区内增设饶平、惠来、澄海、普宁等十一县以保境安民，所取县名也颇有靖乱澄氛之意，如普宁意为“普遍宁谧”、澄海取意“海宇澄清”。明万历年间，郭子章尝由潮州府下辖县邑之名，抒时变升降感之叹：“国初四县仍汉隋，旧海潮揭以山川名，程乡以人名，何其淳雅也。自饶以下，则夷盗窟，辟草莱，而邑之所命名，不以章武功，则以来远人，盖治乱殊故矣。”清初沿袭明制，仍设潮州府，其间也曾因盗寇频发多次调整建制，如康熙三年（1664年）迁界，澄海县毕裁；至康熙八年（1669年），复澄海县；雍正十一年（1733年），析程乡、平远、镇平三县；乾隆三年（1738年），置丰顺县。

通过以上的行政变动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是行政管理所需而非经济发展促成了潮郡县邑的频繁更置，而潮州府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地方行政建制活动与下辖的各县构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的行政联系，并且始终居于行政等级的上层位置，成为地方行政中心城市。

二 潮城区域商贸体系的形成

其实，潮州府城并非纯粹的行政中心城市，而是兼有经济重心的多功能城市。在政治界域里，潮州府居于地方行政系统的上层，下辖的各县处于次级地位，府城可以通过行政职能取得对辖区的政治管理，并借此确立自身的中心位置。在经济发展层面上，明清时期的潮州府城，是本区域的经济重心，它可以通过将本地区的商品货物吸引至府城，从而将其附郭厢区、所辖各县联系在一个商贸网络里。另外，它还可以通过韩江等内河航道、内陆交通线路以及远洋近海的航道超越行政边界的束缚，与循梅汀漳、南洋西番等地取得跨地域的商贸联系，“以故郭门内外，商旅辐辏，人烟稠密，俨然自成都会。”因此，潮城区域商贸体系不失为讨论潮州府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的历史演变过程的重要命题，商业联系对地域商业中心和区域商贸体系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需要对潮州城与其辖区各县、国内其他省区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业联系状况有相对清楚地把握，才能更准确地思考潮州府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形成的特色所在。

（一）交通运输网络

区域的联系与物资交流有赖于发达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而潮州区域的联系网络恰恰是依靠着便利的河海陆运交通网以及各个散落的商货交易点而得以形成并扩展的。

陆路交通主要为官道铺驿。潮郡的官道，通连循梅闽赣，既是行政邮传重要的道路，也是实现区域联系的重要凭借，故而历代地方官多重视驿路铺递的建设，光绪以前，驿路始终是主要的陆路交通。此外，乡道民路也是重要的陆路交通。

在水运方面，潮州城东郭的韩江，就是潮州昔时最重要的河运航道。潮州通闽之路多沿韩江而至。古时入都，也多取道赣浙，经长江转运河北上。若由府城东城外广济桥泛舟而下，则可抵海。榕江、练江也是本区重要的水路。实际上，韩、练两江通过榕江得以连接——榕江北溪自西南汇入，而练江则首受揭阳县南溪。这就为潮州地区联系提供更加畅通的水运通道。另外，至明代，潮人纷纷拓殖南洋，海运日趋发展，到清代后期尤显突出。汕头开埠，更进一步地扩大了本区的海外远洋贸易联系。

而在此基础上，潮境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市场渡头。潮城内的大街、东门街等，货栈商铺林立，为潮州城繁华的商业市区。潮城外日常交易的墟市更为稠密。周府志曾载：“潮民殷盛，物产亦饶，墟距城或数里，或数十里百里，大率三日一市，其犹古之遗意欤。”各县与郡城、各县之间均有相互通连的关津渡口，如在潮阳县有抵揭阳的揭阳渡、抵府城的水头渡、达省城的营前渡；饶平有傍及邻邑的黄冈市、柘林渡等。

总之，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各地人流商货往来，客观上推动了本区商业系统、跨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

（二）本区商业系统

“商业重心在郡城，滨海居民供其鱼盐、农产以易，取内地燃料、纸、瓷等物，直至清道咸间犹然。”这说的是，潮州府城中居民日常消费仰给于辖区诸县，各邑则通过府城的集散网得以互通有无。而在“自然”发展的贸易联系中，潮州府城逐步取得经济中心地位，成为本区商业重心。

由各县邑流向潮州城的物产货材莫过于粮米、瓜果、布、竹木、纸张、蔗糖、矿产、渔盐以及各类手工制品。不过，由于各县的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其所产与输出之物各有不同：

粮米主要由潮阳、揭阳供应。揭潮两地平畴无际，素为产谷之区。《论食货》云：“潮之饔飧，半取资于兹土，担负舟移，日计千百，而南澳一岛，告籴岁烦文移，菽粟水火，利波于邻。”因此，郑成功将潮阳县作为驻军措饷之地。

瓜果菜蔬及其加工制品主要来自揭阳、丰顺。揭阳所输的水果有甘庶、龙眼、荔枝、柑、佛手、地芝、柚等。隍、汤坑各村枇杷、柰、菠萝、橄榄、柑、橙、桃李之类，“多销潮州”。另外，潮城无酱菜，酱瓜、酱茄、酱姜多出程乡。

布所产有麻布、蕉布、苎布、波布、绸绢、葛布等。揭阳主要产蕉布、麻布、苎布；汤坑主要出夏布和波布；海阳产绸绢；程乡多为茧布蚕绸。云葛多产自潮阳，凤葛则产自饶平。

竹木、纸张主要产自丰顺、程乡、大埔等县。这些地区崇山邃谷，山涧多植竹木。所产竹木或砍伐后直接在韩江堤岸集散，顺韩江顺流而下达府城（府城东城墙专有竹木门，当因竹木进城而得名）；或烧成木炭，运销梅埔潮澄揭各县；或是制成各类竹器、木器，再销运他邑，如丰顺沙田乡内山所产笔管就销运至潮州笔铺、潮郡所用椅棹匜勺之类大半是由大埔所制。

矿产之类，主要有铜、铁、锡、铅等。大埔、丰顺等地矿山均有铜、铅、铁，故而多产铁器，如锅、鼎、斧、斤之类，其中“埔制最佳”。潮阳、普宁、丰顺、大埔都有锡矿，而揭阳汤坑山的锡矿优于洋锡，但其加工品通过潮阳匠人的雕镂镕范才成上品，有谚云：“姑苏样，潮阳匠，揭阳之锡居其上。”由此，亦不难窥见地区性的产业分工形态与物产的流动。潮阳虽非锡等矿产资源的产区，但因其工匠的技艺，亦可以发展锡铜等方面的手工业生产。清初府志曾载，“白铜锁，潮阳铜匠制，取工价值三百钱”。

渔盐则多出沿海地带。澄海多鱼盐蜃蛤之利，甚为富饶；南澳海带、龙须菜尤多，同时，珠螺、青螺等一大半出于南澳；潮阳水产品“惟鱼最多，甲于诸邑，其大者数百斤，名称动以千数，此外又有龙虾、蚶蛤、水龟、海胆、仙掌、千金子之类，不可数举”。沿海之渔盐多销至内地诸邑，换取粮米、布帛等。需注意的一点是，潮州城东城外的广济桥是盐船所经之处，设有榷盐场所。盐商需要从本府管桥官领票到盐场收买，再运至桥门，遵照规定先纳在库饷银，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潮州城成为本区的榷盐中心。

综上，潮城与其辖区各县邑形成了互通有无的商贸联系网，而这一贸易网络又嵌入了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的土货贸易圈，形成了区域性的专业化商贸系统——山区发挥林木果矿之优势出产竹木、纸张、竹木器物和铜铁铅器皿；平原地带多运销粮米和布帛；沿海输盐与各类海产品。在这样的基础上，府城将辖区各邑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本区的商业系统，而潮州城因处于货物集散的枢纽而处于商业发展的上层，对各邑货产具有很强的向心力，使得各类物产货材流向以府城为中心的集散网，其商业重心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跨区域的联系网络

此外，潮州还与闽赣、淞沪、苏杭、东南亚、日本等地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其路线主要有：借韩江通达上游的汀赣地区；沿海岸线北上浙杭、天津、东北等地，南下广州、高州等地；沟通日本、琉球、暹罗等远洋航路。本区所输出的商货主要有粮食、糖、盐。输入的则多是韩江上游的竹木、纸张、茶、果干；长江下游地区的棉花与布；东北的豆饼等。

潮粮不仅供养本区民众，还外销各地。可通过韩江销至汀州、赣南等地，或由海船运到泉州、厦门等地，揭阳县始行于明末的落地税就是专为闽省海船进港市籴而设。沿海潮民直接以米粟与来船交易，如三饶百姓常用粟与海外鱼盐小舟做交易。但是，当揭阳、潮阳等地因旱涝等灾害而导致粮食歉收，或者是所产难以供养增长的人口之所需时，则需从惠州、高州、雷州等地运米，如惠州永安有余米，便会从米潭、大梧运至潮；雍正五年（1727年）潮郡出现粮荒，抚藩派拨省仓西谷发运，惠潮观察楼公曾议往高州买谷运潮。

其次，潮糖为潮州外销出口之大宗。潮郡揭阳、潮阳、海阳等县多植蔗榨糖，所产之糖，除本区消费外，多溯韩江而上销往汀赣地区，或由各海港出口。据《澄海县志》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盐、竹木、纸张、茶、果干等货产交易也是潮城跨区域贸易联系形成的重要一环。潮盐例配潮、惠、汀、赣四府，各盐船经韩江、汀江等水道运至韩江上游地区。而韩江上游的长汀、上杭、连城等县的竹木、纸张、茶、果干通过水路运至潮城集散，部分在潮州本区销售，其余则继续沿韩江运至樟林、庵埠、鮀浦等港埠出口。

商货的流动也带动了人群的交流。这一方面表现在工匠佣工的流动，如在潮州糖生产基地，来自雷、琼等处的煮糖佣工甚多，大埔“陶旊匠多在本地佣作，其木匠、墁匠相率往漳泉各府，铁匠相率往三阳澄惠各县，春初离家，岁暮旋里，计工受值”等。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具有地域标签的会馆、商会的建立。随着商业发展，各地商人开始在潮城内建立镇平会馆、大浦会馆、汀龙会馆、两浙会馆等。潮州本籍商人还在本区外建立会馆，如明代创于金陵的苏州潮州会馆、建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前的北京潮州会馆等。

潮州跨区域的商贸网络与本区商业系统共同构建了以潮州城为中心的经济联系网络，潮汕地区各县的土产材货通过府城这个中转站得以集散，外域的人群、商品也通过相似的方式进入到潮州城所主导的商贸网络中。通过各类物产货材的交流集散，潮州跨区域的商业联系网络得以形成与发展，并且相对“自然”地连接到苏、杭、闽、赣以及海外地区的商业交易圈里，它与本区域的商业系统共同构建了潮州的商业空间贸易体系。在这个商贸体系网络里，潮州府始终处于商业发展的高层位置，本区各县的土货通过府城这个中转站得以集散交流，外域的人群、商品也通过相似的流动方式进入到潮州府所主导的商业联系网络里，实现的跨区域的交易。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在鸦片战争（1840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明清社会的主要政策基调是海禁。尽管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又有开海贸易的举措，但所谓的开海禁，其实是有限制的，如硝磺军器等物严禁外运、禁止商人在国外造船、禁民私自出洋或久居国外、不得打造超过五百石的双桅船出洋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潮州的远洋贸易在很多情况下受到约束的。简言之，潮州城区域商贸体系是有层级差别的，它以本区的商业交易和与邻区的闽赣循梅地区的交流为主。而远洋国际贸易主要为官方层面上的朝贡贸易和非法的走私形式进行，这使得潮州城商业重心的辐射力主要在内陆。

三 重心转移与体系演变

潮州府的中心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在潮州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足以挑战既有的结构体系的社会变动要素，旧的联系网络可能会被打破，原先流向中心地各类资源也流向新的重心而出现中心地的易位。在汕头的商业地位日渐凸显后，潮州城的商业吸引力逐渐下降，经济中心地位逐步被汕头取代。

汕头昔为海澳，后经泥沙淤积而逐渐成陆。初时仅有渔民、盐民在此耕田、晒盐和捕鱼，后随着商船来汕寄碇贸易，商业街区形成而渐具港市雏形。咸丰十年（1860年），辟汕头为商埠。外国商品大量从汕头港涌入潮汕及内陆，而本区各县邑、粤东、赣西南、闽南的货物多通过水陆从汕头中转集散，许多产业从韩江中上游等内地区域迁往汕头港等沿海地带，如金纸业最早源于福建的南台，后来随着汕头对外贸易日趋发达，分布重心最后转移至汕头。正是如此，汕头最终成为商船停泊之总汇，商业地位日益凸显，据《潮州志·实业志》载，自开埠后，汕头商业十分兴盛，“贸易额岁有增加，其初出入口总额为一千三百五十万两，民国十二年（1923年）增至八千四百万两；二十五年（1936年）增至一亿四千余万两，七十年间膨胀逾十一倍之巨”。约在1950年间，汕头商业发展居全国第七位。

在此过程中，新式的交通运输更新了旧有的联系模式，据《潮州府志略》所载，民国时期，汕头已有海、陆、空全面发展的交通路线，这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扩展。于此，以汕头为重心的新区域贸易网络逐步形成：（1）潮州当地开始以汕头作为商货中转的枢纽，各县的土货多由出产地运至汕头转售，如南澳的咸鱼脯料、澄海的海介纸箔、丰顺的柴炭等，同时，各县又从汕头购进其所需的外货，如豆饼、花生。（2）汕头与国内的其他地区开始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相互转销土产洋货，从本港出发往北，所输出之物以土糖、纸箔为大宗，而运进上海的棉布、芝罘和天津等地的豆饼、福州和厦门的药材等。而往南的沿海航线上，汕头多与高州府、雷州府和琼州府所辖的港口进行贸易，运出食糖、花生、花生饼、油、木材、柑橘、瓷器和桂皮等，到了香港或者广州腾空后承载返程货物。（3）远洋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扩展。汕头与暹罗、安南、吕宋、新加坡、英国、日本等国也均有相对密切的贸易联系。需指出的是，在海外贸易中，汕头贸易一贯以南洋诸商埠为主，主要供应侨居国外的华侨。向港澳和东南亚诸国出口的土特产品有陶瓷、潮绣、渔网、夏布、竹器、茶叶、土糖、柑橘、蒜头、菜籽、腌咸菜等，进口则以大米、木材、香料、锡、铝等为主。

伴随着商业重心的转移，原先集中于潮州城的商人、资本等逐渐从城里流向更有发展前景的汕头等沿海港口新城。如府城官员为筹措营修资金开始到汕头置办商铺租项；樟潮会馆、南商公所、商会等开始兴建。此外，汕头商贸还呈现出新的特色，出现新式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侨汇、香港汇等新兴业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以汕头中心的区域联系网络的范围，同时相比旧有的区域体系来说，也是具有革命性的新发展。

在清末民初东西交流日益密切与远洋贸易日趋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汕头凭依其滨海的有利条件，借助开埠等机遇成为本区的商业中转站和中国南北通货的中介，此外，它尤其倚仗远洋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网络里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俨然为滨海一大都会。故而，与以潮州府为中心的商贸网络不同，其所辐射的区域联系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区域体系规模，货物人流集散更繁盛，这也是它最后能够取代潮州府城成为新商业中心的重要原因。

四 总结

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空间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特定的中心城市也不是永远都处于上层，一旦在这一地域上出现了足以挑战既有的结构体系的社会变动要素，旧有的区域结构将有可能被重组，流向旧的中心地的各类资源也将可能改变其流动的轨道，中心地也可能因此而发生易位。简言之，特定区域环境的变化，会导致城市功能的变化，进而推动区域联系网络中心的转移与原有联系网络发生演变。明清时期，潮州城通过一系列的地方行政活动逐步强化自身的政治功能，成为本区行政中心。但随着区域商贸联系网络的构建，它从纯粹的行政中心城市，转变成兼为经济重心的多功能城市。不过，在以海禁为主流的国家政策和以河陆交通为主的背景下，潮州城商业重心的辐射力主要在于内陆。其后，随着东西交流日益密切与远洋贸易日趋繁荣，潮州城的商业中心吸引力逐渐下降，其经济地位也开始下降，甚至需要仰给集中在汕头的商货。相反地，汕头逐步崛起为新的商业中心，并拥有更大范围的经济联系与辐射力。与潮州府所构筑的结构体系有着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在经济活动的触发下形成的新兴港口城市，同时，它的商业中心地位更多的是建立在远洋国际贸易之上，其地域的辐射范围比潮州府更广阔，货物往来也更加的兴盛。

责任编辑：陈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