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体系转型与利益共同体：概念范畴与理论探讨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刘丰[1]
摘要：当前，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动和调整时期，学界和政界对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存在“单极”“多极/多极化”“两极/两极化”乃至“无极”等截然不同的认识。国际体系由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等三项基本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认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和完整的国际体系面貌。实力结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和基础，它带来了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改变，而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调整方式是国际体系实现和平变迁的关键。中国国力持续提升给既有实力结构带来改变，同时，中国需要与其他新兴国家一起，共同推动和促成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与观念分布的适度变革，从而为国际体系和平变迁创造条件。
关键词：国际体系 实力结构 利益格局 观念分布
国际体系的调整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传统力量中心的衰落，国际体系处于加速变动之中。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调整的势头，全球经济衰退加剧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变化。这场危机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冲击仍然存在，而且将进一步影响新兴力量与传统力量各自的行为和彼此的互动。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探讨国际结构调整与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向、趋势与特点，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 国际体系调整的既有判断及其评估
国际关系学界在讨论国际体系时一般从体系的格局或结构入手，而判断国际结构的标准通常是“极”（polarity）的数量。冷战结束至今，中外政界和学界就国际体系结构的判断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出现了“单极”“多极”“一超多强”等多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至今并未在这一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国际体系加速变动的背景下，原有的判断也在做出调整。在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评估目前有关国际格局调整的基本判断。
（一）单极、弱化的单极与国际体系的延续
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一种主流认识是，冷战后的国际结构始终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美国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顶端，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单独或联合起来与之对抗。美国新保守派专栏作家、“单极时刻”一词的创造者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冷战结束时就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美国学者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的“单极稳定论”则对这种观点做了系统的论证和辩护，他认为单极状态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与人们以往的认识相反，它比多极或两极状态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2]
不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美国衰落的讨论持续不断，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3]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这一基本性质并未改变，但是对于这一体系的未来走向却有不同的看法，比较突出表现为“单极维持论”与“单极弱化论”两种观点。主张“单极维持论”的学者认为，单极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甚至还在强化之中。持这种看法的学者的论据有：①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力仍然无可匹敌，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继续稳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②在“9·11”事件之后，美国通过几场战争强化了其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存在，在战略上处于优势，更有能力防止地区挑战者的出现；③与传统上认为美国霸权会遭到制衡的观点相反，针对美国的制衡力量并没有形成，而且目前也没有出现的迹象。[4]主张“单极弱化论”的学者则认为，尽管单极体系的现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但这一体系正在弱化，并且会在某个时间向两极或多极体系转化。[5]“单极弱化论”实际上为多极/多极化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多极/多极化与国际体系的再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多极化”和“一超多强”等观点在中国学界比较盛行，也构成中国政府对总体国际格局的基本判断。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政界，多极或多极化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观点。前法国外长于贝·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对“超级强权”（hyperpower）的批判颇具代表性，被广为引用。他说道：“我们无法接受一个政治上单极、文化上同质的世界。我们也不能接受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强权的单边主义行径。正因为此，我们要为一个多极、多元和多边的世界而奋斗。”[6]一些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也主张，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并不是单纯的单极，而是一种复合体，比如，亨廷顿提出了“单—多极”（uni-multipolar）体系的看法，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则认为国际体系在军事、经济和跨国关系三个维度中存在不同的“极数”。[7]
根据这种观点，国际体系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多极体系，体系中有多个潜在的力量中心，它们的发展使得美国无法实现单极独霸，使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重新向相对平衡的方向回归。实际上，这种观点与“单极时刻论”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并且始终对“单极稳定论”进行激烈的批评。比如，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将那种主张美国单极能够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且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观点称为“单极幻想”。他指出，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是一个持续变动的过程，在大国竞争的压力和不平衡发展的动力作用下，次等大国必然会重新回到强国行列，因此美国单极无法长久维持。[8]
不过，对于哪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极国家”，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同认识。约瑟夫·奈将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比作一个复杂的三维棋盘：在军事维度上是单极，在经济维度上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构成的多极，而在跨国关系维度上存在着权力分散化、无法确定“极数”的状况。[9]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西欧、俄罗斯、日本、中国构成了美国之外的力量中心；[10]一些中国学者则强调，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大国崛起正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支撑。[11]
（三）走向两极？
介于单极与多极之间，还存在一种两极状态，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为代表。一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向两极方向发展，而美国和中国将构成未来世界中的两极，这是因为中国崛起的强劲势头以及西欧、日本在过去十多年的明显衰落。比如，阎学通认为，随着欧洲和日本的持续衰落，一超多强的格局已经无法维持，国际体系发展的趋势是由美国与中国两个超级大国主导。[12]
“两国集团”（G2）和“中美共同体”（Chimerica）等提法是对国际体系走向两极/两极化的一种认可。“两国集团”的概念源于著名国际经济学家C.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13]伯格斯滕认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以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分别代表最大的高收入工业国家与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目前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鉴于这种情况，美国应该以更加务实、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促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其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14]“中美共同体”的概念则是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瑞克（Moritz Schularick）共同发明的，其含义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与美国的过度消费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世界经济秩序，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共生的利益共同体。[15]
不过，“两国集团”、“中美共治”和“中美共同体”等概念提出后在政界和学界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双边贸易和货币问题上都存在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表明这些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四）无极世界？
除了从“极”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角度对国际体系进行探讨之外，也有少数学者试图超越“极”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极”对于理解国际结构变化的意义。[16]
从这一角度描绘国际结构变化的代表性观点是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的“无极时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概念。哈斯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将转变为“无极”，即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主导，而是由诸多掌握和行使各种权力的行为体主导。在美国衰落的背景下，未来的国际权力结构将变得更加分散，没有明确的力量中心，多个世界大国、地区大国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17]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无极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由于急剧增多的、具有各不相同却都行之有效的杠杆作用的权力中心，国际体系呈现分散状的多极格局。[18]一些中国学者也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没有哪一种力量中心可以主导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19]
从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极”是分析国际结构的一个基本概念，但是对当前国际体系中“极”的认定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学者们在分析中没有区分现状与趋势、实然状态与理想状态。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极”就是指体系中的主要大国，而“极数”是根据主要大国数量来确定的。由于目前学界对国际格局认识上的分歧，更由于“极”的含义明确、边界清晰，单纯考察“极”的数量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概括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也难以理解其变迁方向。因此，本文试图突破关于“极”的讨论，从国际体系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探讨当前国际格局的特征及其正在发生的变化。
二 国际体系基本要素的变化及其特点
国际体系是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行为体之间发生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主权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这是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出现过部落、城邦、封建诸侯国、帝国等不同的政治实体，它们之间也有与今天的国际关系类似的互动[20]。当前，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构成单位，因为它是武力的合法垄断者、安全的提供者，也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实力地位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基本格局，而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国际格局确定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
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国际体系格局的界定各不相同：现实主义将其定义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结构[21]；自由主义则将其定义为实力结构与互动过程两个方面，而互动过程尤其受到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影响[22]；建构主义从文化结构和共享知识的角度定义结构[2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国际结构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国际分工结构[24]；英国学派则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待国际体系，其核心是一套共享的利益、规则、规范和价值观[25]。
显然，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以及各自的关注焦点，这些理论对国际体系做了高度的抽象和简化，试图从复杂的现实中抽取某一种据称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进行理论推理，以便获得理论结构上的简约性和解释力上的普遍性。当我们回到国际关系的现实时，比如看待国际体系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段的呈现时，仅仅看到其中一种因素显然不够全面。然而，将这些理论所提到的众多因素简单叠加在一起也不能让我们获得对国际体系的整体认知。因此，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提炼和类型化，将一些核心要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以便在国际体系的基本坐标系上将其基本形态和特征描绘出来，从而让我们能够将某一具体时段的国际体系放到坐标系的某一象限。
实际上，已有一些研究试图对既有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比如，秦亚青将国际体系的要素界定为体系结构、体系制度和体系文化三个方面[26]；而陈寒溪和肖欢容则试图从权力分配、国际制度和共有观念三个维度理解国际结构[27]。显然，这些对国际体系的认识综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主流体系层次理论的核心内容。不过，这样的概括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和建构主义的体系文化/共有观念这两项要素并不能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就国际制度而言，这一概念涵盖的内容过于宽泛，可以指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其自身可能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类行为者，也可能只是约束国家行为的一套规则和原则。而且，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提升也是近几十年的现象，并不能反映国际体系的历史形态。就共有观念和体系文化而言，建构主义尤其是温特的体系建构主义的界定过于抽象，是一种“大文化类属”[28]。这并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因为国家在互动时考虑的观念因素并不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等抽象内容，而是对方国家具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我们从三个维度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
第一，实力结构指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和力量对比，它构成了国际体系的物质基础。
在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它决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以及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模式。实力结构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由“极”的数量所确定的力量分布，二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差距。前者对实力的判断主要是静态的，因为“极”的数量（单极、两极和多极）在一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对实力的判断更具动态性，因为某一具体的结构中，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可能存在着量的变动，而正是这种量变积累导致质变（即“极”的变化）。
第二，利益格局则指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就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利益分配和调整的基本规则做出的安排，这套安排确定下来构成了特定的国际秩序。
利益格局是国际体系的又一重要维度。实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利益格局随之做出调整，然而，利益的调整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斗争和博弈的结果。利益格局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在安全领域，核心是领土的安排、武力的使用、核武器的拥有、国际争端和冲突的调解等；在政治领域，核心是大国地位、在联合国的投票权；在经济领域，核心则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国际经济治理架构中拥有的权力和扮演的角色等。
从历史上看，失势大国不愿意放弃在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与利益分配不一致，这是导致国际冲突甚至发生战争的重要原因[29]。由于国际体系的调整都是重大战争的结果，战后利益的重新分配通常决定了此后几十年间主要大国之间的利益格局。国际制度可以被视为利益格局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其是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权重和影响是利益分配的一个重要维度。不过，通过制度形式将利益安排确定下来是二战之后形成的经验。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国际体系的利益分配调整主要是通过大战之后的国际会议和大国协调的方式完成的，只有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利益分配和秩序的建立才诉诸正式的国际制度[30]。
第三，观念分布指国际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间的影响力对比，是国际体系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
随着建构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文化、规范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中，这些因素一直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影响。观念分布也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二是国际社会的主导行为规范与准则。前者支配国际社会的意识，决定国际社会中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后者主要调整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是利益分配在观念形态的深层体现。
主导观念是伴随着实力结构的确立而生成的，也会随着实力结构的变动而演化。然而，当某种主导观念生成之后，其变动也像利益格局一样不会自然发生，从而会显现一定的滞后性。不过，不同观念之间的竞争和争夺主导权的过程也会导致或强化发生国际冲突和危机的可能性。19世纪欧洲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以及冷战时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31]。
综上所述，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具体体现在实力结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三个维度。与以往研究相比，我们在以下方面有了新的推进：①明确了实力结构是由力量分布和力量对比两个方面构成的，从而弥补了单纯从“极”的角度讨论国际结构的缺陷；②明确了不能把国际制度作为体系本身的要素之一，国际制度至多只是利益分配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唯一或特有的）；③对观念的界定超越了建构主义较为抽象、略显狭隘的表述，更符合国际关系现实。就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实力结构的变化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这一变化决定了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的必要性，只有当利益分配与实力结构的配置相一致时，国际体系才能保持稳定，调整才会告一段落。主导价值的变化更加缓慢，却为体系的维系和稳定提供了深层的基础。主导价值部分确认了利益分配，使国家的国际行为符合实力结构的基本状况。
上文对国际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当前国际体系在这三个方面表现的基本特点进行概括，从而把握其动向和趋势。
首先，从实力结构看，我们可以从力量对比（“极”的数量）和力量差距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从“极”的数量来看，美国仍然处于国际体系实力结构的顶端，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挑战其优势地位，但国际体系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单极状态，尽管单极有趋于弱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主要大国的实力排序和实力差距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些次等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鸿沟在缩小，另一些则在扩大。在次等大国中，以往排序靠前的国家被排序靠后的赶超。中国在实力结构中的位置明显上升，经济总量逐渐超越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军事实力也在逐年提升。不过，中国的崛起并没有改变实力结构的基本性质。只有当中国的实力与美国能够相提并论时，体系的调整才会有实质性变化。
其次，由于实力结构的第二维度（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也有调整的必要性，集中体现为实力上升的国家要求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更多的利益，同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然而，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本身是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既得利益者自愿让与的，因此原有的利益格局只是出现了微调，而没有实质性变化。比如，实力地位下降的西欧国家仍然在国际经济治理、国际安全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制度中的投票权比重仍然低于某些实力地位较低的国家。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中国的位置显然没有与其实力地位相匹配。这集中表现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所拥有的权力与所承担的责任不对等，在地区安全议题的处理和解决中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利益格局调整一方面取决于崛起国的实力和意志，另一方面取决于与主导国进行博弈的策略。
最后，就国际体系的观念分布而言，当前存在西方意识形态与非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西方意识形态由于其实力上的强势而占据了一定的上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这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内容是根据美国的标准界定的，而且在冷战结束之后，得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力推行。另外，在行为规范领域，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主权、武力使用等领域都存在着规范上的竞争与对立。
三 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经历了一次重大和平转型，在后冷战时代，从美国主导到后美国世界，国际体系是否还能经历和平转型？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尽管大国崛起或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发展，但是既有权力结构的性质、特征及发展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国崛起的方向和路径。国际体系和平转型需要哪些条件？在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如何准确界定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据此调整战略，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
（一）大国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与约束
从根本上说，大国崛起是一个内生发展过程，其动力源自内部发展，由增长的可持续性、政治经济体制的效率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等内部因素主导。但是，大国崛起的方向、路径乃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国际结构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强有力制约。这主要是因为，大国崛起必然意味着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改变甚至是颠覆，而既有权力结构的变更会改变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不同结构下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基本约束条件和机遇可能是不一样的。
从崛起的规模、阻力、手段等方面考虑，我们可以确定崛起国在不同结构下面临的五个方面的约束和机遇。一是崛起所需要的实力基础。一个国家需要在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中占据多大比重才能构成崛起，到怎样的程度才算得上成功崛起为一个体系性大国或者说一个主导国家，在不同体系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二是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利益的兼容性。崛起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主导国的利益，尤其是维持自身在格局中的地位这一根本利益，这一点对于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互动具有很大的影响。三是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在不同的结构下，主导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限制、控制甚至是扼杀崛起国的崛起。四是崛起国的结盟模式。崛起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与别的国家结成联盟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来改变既有的国际格局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方面。五是暴力崛起的可能性。崛起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武力手段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
在确定了上述五个指标之后，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多极、两极和单极体系下大国崛起面临的约束和机遇到底有怎样的差异。
一是崛起国顺利崛起所需的实力基础。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达到主导国实力的80%左右时，才能算得上顺利崛起或者说成功崛起，在40%～80%之间时，只是崛起的一个过程。中国现在还处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还没有顺利地实现国家崛起。在不同的结构下，对国家成功崛起需要在体系中占有的实力比重要求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在多极体系下对成功崛起的实力基础要求是比较低的，多极体系下每个主导国的国家实力最多占到体系中实力总量的10%左右。按照主导国实力总量的80%左右估算，当崛起国占到体系内实力分布的8%～10%时，我们就可以认为它顺利崛起了。但是，两极体系下，两个“极”国家分别占有体系中实力总量的10%～20%，只有当一国实力达到体系中实力总量的8%～16%之间的时候，才能算得上顺利崛起。单极体系下各国的实力差距更加明显，对崛起国实力基础的要求也更高。因为单极体系中的主导国基本控制着体系的实力资源的20%以上甚至更高，就是在20%～30%之间，这对一个国家的顺利崛起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是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利益兼容性。在多极体系下，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与一个或者多个主导国的利益是兼容的，抑或与它们有共同利益，而与另外一个或者几个主导国的利益发生冲突。尽管它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一些国家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在多强并立的格局下，它的崛起可以帮助某些主导国在权力斗争中维持自身的地位。在两极体系下，国际格局是以两个“极”国家划线的，在两极之下崛起的国家与其中一个主导国的利益是兼容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个主导国崛起，必然与另一个主导国的利益存在冲突。在单极体系下，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利益肯定会发生冲突，因为主导国以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为根本目标，崛起国的崛起会对这一根本利益构成挑战。
三是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在多极体系下，由于一个主导国在体系实力总量中占据的份额相对较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相对较小，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相对较弱。在两极体系下，主导国制约崛起国的能力明显增强，不过，崛起国可以依附于某一主导国以缓解来自另一主导国的制约。这种选择的悖论在于，由于崛起国过于受制于所依附的主导国，无法从依附性崛起转化为自主性崛起，崛起进程可能半途而废。在单极体系下，唯一的“极”国家或者主导国对崛起国的制约能力是最强的。
四是崛起国的结盟模式。结盟是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寻求外部支持的重要方式，因为获得盟友的支持可以联合对抗主导国，缓解崛起压力。在多极体系下，由于崛起本身与一些主导国的利益是兼容的，崛起国很容易找到一些主导国来对抗其他主导国，而且结盟对象也很容易进行转换。在两极体系下，崛起国主要是与某一主导国结盟对抗另一主导国。在单极体系下，由于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而唯一的“极”国家以霸权护持为目标，会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结盟，所以崛起国不仅很难找到结盟对象，而且很可能遭到主导国联盟的遏制。
五是暴力崛起或者是使用武力崛起的可能性。多极体系下，崛起国与主导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霸权转移战争通常是崛起国使用战争手段挑战主导国。在两极体系下，由于两个“极”国家相互制约，“极”国家会避免被拖入盟友的战争，暴力崛起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在单极体系下，崛起国使用暴力手段崛起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即使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爆发暴力冲突，一般也是主导国对崛起国发动遏制性（预防性）战争。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权力结构下大国崛起的条件和路径存在很大差异，理解这些差异为我们今天看待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基本的参照。
上文已经指出，从实力结构来看，当前的国际体系仍然是单极结构，尽管单极正在走向弱化，但仍然不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在这种状态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态度是“保持最高的敏感度、最低的容忍度和最强的制约能力”[32]。所以，中国要顺利实现崛起，最终还是取决于与美国的竞争，需要我们维持和延续崛起的规模、强度和持久性。
第一，在单极结构下，对崛起的规模、强度和持续性的要求更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许多大国都曾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比如苏联、西欧、日本。尽管它们都一度有追赶上美国的趋势，但最终都没有改变力量对比格局。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压力和大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推动单极结构弱化的主要动力。其他国家只有继续维持甚至提升崛起的速度与规模，才可能与美国进行持续的竞争。
第二，在单极结构下，实力提升与地位提升可能是脱节的。即使实力地位提升了，但由于国际秩序是由既有主导国塑造的，在这一体系下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存在很大的难度，而塑造新的地位体系又相当困难。正因为单极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导致霸权国的国内政治及其社会性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要大于其他体系。即使中国和新兴大国在实力上缩小与主导国的差距，但是实现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升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二）中国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路径
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看，权力和平转移和体系和平变革是一个难题。因为在许多理论看来，这种和平转移的前景都很悲观，比如奥根斯基（A.F.K.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33]、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战争理论[34]、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 Modelski）的霸权周期理论[35]、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36]，都预测了国际体系的权力急剧变动会提高爆发战争和冲突的可能性，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战争和冲突的主要的责任方是现有大国还是崛起大国的认定不同。即使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等为和平变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也要以崛起国接受和服从主导国确立的制度、规范为前提。[37]
在国际关系史上，国际体系实现和平变革的案例实在少得可怜，即便有一些疑似案例，也是值得怀疑的或存在疑问的，并非真正的和平权力转移。比如，欧美学者津津乐道的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尽管英美两国没有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两场大战已经将英国从世界强国削弱到二流国家之列，二战结束后英国已经无力再与美国争夺霸权地位。[38]再比如，冷战结束带来了美苏之间的权力转移，苏联的瓦解将美国送上了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但这次转移的代价是一个超级大国土崩瓦解、退出强国行列，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只能说是例外而非常态。简言之，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明显的胜利者和一个明显的失败者，霸权国与崛起国并没有分享权力和利益，也没有实行观念上的和平相处。
中国政府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试图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以及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39]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实现其战略，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愿望和战略，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战略以及双方的互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只是和平崛起以及和平变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取决于现有大国尤其是美国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平转移的主要难题并不在于实力结构的变化，而是实力结构变化后所带来的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力变化后，崛起国的利益要求必然扩大，而这些扩大的利益中必然存在与主导国的利益发生冲撞的成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分歧也会存在，这些不同的观念间也必然会发生较量。因此，国际体系和平变革的关键在于缓和崛起国在实力上升之后的利益需求以及容纳崛起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和平变革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推动国际体系利益分配格局的适度调整，使之容纳新兴大国的基本要求，同时避免对既有大国的利益进行直接挑战。
中国的发展必然要求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享有更大的决定权。但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利益诉求，保障其主导地位，美国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质是要求中国服从美国的要求，不挑战美国主导的利益格局。为了避免在众多议题领域直接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中国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推动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缓解单个国家崛起对国际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冲击，防止自己成为单一的防范目标和打击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要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协调利益分歧，设定共同目标，在主要议题领域结成广泛的联合阵线，促成政策议程的实现。
第二，推动国际体系主导观念的积极变革，使之容纳非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时倡导包容性的价值观念，争取国际社会中弱势观念群体的支持，抵制主导观念群体强加其意识形态的做法。
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所倡导的一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这并非国际社会的自然选择，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冷战时期至今一直利用强权施加的结果。然而，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排他性的，将其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视为异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等幌子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干涉，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人权、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等。不过，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认同美国的这套意识形态并甘愿按照美国的意志做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在国际社会倡导包容性的多元共存的观念，从而赢得更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支持。
国际体系的变迁首先开始于实力结构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利益格局和观念分布的调整。这种实力、利益和观念的多重转移注定不是和谐的，而是充满竞争和冲突的过程。实现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意味着这些维度上的变化既不对既有大国的利益造成直接的损害，也能够容纳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这种前景完全取决于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而不取决于其中一方的行为。
[1] 刘丰，副教授、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主任。
[2]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1，Summer 1999，pp.5-41.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4页；宋伟：《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31～39页。
[3] 两种不同的观点可参见Josef Joffe，“The Default Power：The False Prophecy of America’s Decline，” Foreign Affairs，Vol.88，No.5，September/October 2009，pp.21-35；Gideon Rachman，“American Decline：This Time It’s for Real，” Foreign Policy，No.184，January/February 2011，pp.59-65。
[4]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p.5-51.
[6] Hubert Védrine，“Into the Twenty-First，”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the IFRI Conference，Paris，November 3，1999.
[7]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March/April 1999，pp.35-49；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05～307页。
[8] 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7.
[9] Joseph S.Nye，Jr.，“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Vol.71，No.2，Spring 1992，pp.83-96；Joseph S.Nye，Jr.，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4，pp.6，38，98.
[10] 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 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俞邃：《当今世界格局仍呈多极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8月17日，A7版。
[12] 阎学通：《一超多强走向中美两超，多极化式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中国崛起缔造“两极多强世界”新格局》，http：//www.guancha.cn/multiple-pattern-super-country/2012_01_13_64307.shtml。
[13] 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14]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l.87，No.4，July 2008，pp.57-69.
[15]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l？Think Aga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5，2007，A17；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ume 10，Issue 3，2007，pp.215-239；Niall Ferguson1，Moritz Schularick，“The End of Chimerica，” International Finance，Vol.14，No.1，Spring 2011，pp.1-26.
[16] Randall L.Schweller，“Entropy and the Trajectory of World Politics：Why Polarity Has Become Less Meaningful，”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3，No.1，March 2010，pp.145-163.
[17] 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S.Dominance”，Foreign Affairs，Vol.87，No.3，May/June 2008，pp.44-56.与之类似的概念则是尼尔·弗格森的“非极时代”（apolarity）的概念，参见Niall Ferguson，“A World Without Power，” Foreign Policy，No.143，July/August 2004，pp.32-39。
[18] I.赫里普诺：《正在形成的权力均衡：尚存的单极、不稳定的多极和未经检验的无极》，《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19] 刘建飞：《论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4期；叶江：《有待深入研究的“无极化”》，《世界知识》2008年第11期；叶江：《试论无极多元国际格局对全球危情与治理的影响》，《国际观察》2012年第1期。
[20] Robert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304-305.
[21] 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ddison-Wesley，1979，pp.99-101.
[22] Joseph S.Nye，Jr.，“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Vol.40，No.2，Jan.1988，pp.235-251.
[23]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9-190.
[2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5] 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Ch.1.
[26]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27] 陈寒溪、肖欢容：《国际政治结构：概念的批判》，《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28]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5页。
[29] Robert Powell，“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orld Politics，Vol.48，No.2，January 1996，pp.239-267.
[30] 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31] Robert Kagan，The World America Made，New York：Alfred A.Knopf，2012，p.74；梅尔文·莱夫勒：《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5页。
[32]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
[33]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4]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5]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36]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7]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23-37；Jeffrey W.Legro，“What China Will Want：The Future Intentions of a Ris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5，No.3，September 2007，pp.515-534；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1，2010，pp.5-36.
[38] 一些研究试图从建构主义的文化认同角度理解英美权力的和平变迁，但这样的解释明显忽略了权力政治的逻辑。这类研究可参见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
[39]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是对这一点的明确主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2011年9月，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