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新一代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这得益于国内前辈学者的探索以及回国授业的华人学者的方法培训。本书改自我201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我参加这些量化方法培训的初步成果。2007～2015年，每年暑假我都会花大量时间参加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联合举办的量化方法暑期课程。这些课程，部分注册了，部分是蹭学或给老师做助教时偷学的。得益于这些课程，我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生中量化研究工具掌握较好的几个人之一。当我决定博士学位论文用量化方法来呈现某个群体经历的社会变迁时，农民子女的分化和流动最终成为我的选择。它起源于我的个人困扰和成长经历，我试图将它与某个公共问题联系起来。

2002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我发现自己对大学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啥也不会，连基本的课程都应付不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考试接连得了六十多分。高中时我十分自信的数学，学起来也觉得压力很大。几百人的大教室里，我极端孤独和不安，因为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和一些同学的反应。那时，我没有学过电脑，社团里的小头目让我申请一个新浪邮箱，方便以后联系，我跑到计算机房折腾了大半天才搞定，痛苦至极。更不用说每次参加社团活动时的拘谨和茫然。而身边有些同学文学功底惊人，思想深刻，有的甚至已经出书，在社团活动中如鱼得水。我开始问自己为啥这么落后？适应得这么差？辛辛苦苦考上北大又如何？思来想去，觉得与自己的成长条件有局限、打下的基础过于单薄有很大关系。为了考上好大学，过于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了几本简单的教材上。

反思的结论是，只有继续加倍努力并且做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事情才能让处境有所改变。我立马推掉了所有社团活动，集中精力补读各种文学经典和基础知识，加强练笔，学着做个有文学素养的人。后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室友都准备换专业，才知道在北大有转专业的制度。于是，我随着他们一起去旁听了北大社会学系刘爱玉老师的社会学概论。没想到，不仅听懂了，还觉得很对胃口。我迅速从图书馆借了几本社会学的书通读了一遍，很喜欢。就这样，大二，我申请转到了社会学系。在社会学系，我学得确实很开心，成绩也好起来，并通过社会调查论文拿到了挑战杯比赛的名次，最终保研成功。我的自信心慢慢地恢复了。特别是从社会学系学到的统计分析技术让我觉得自己和做木匠的父亲一样，有了一门手艺。在光华管理学院孙光辉老师的鼓励下，硕士阶段我加入了创建不久的北京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会，开始自己设计和发放问卷，关注北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新生的适应情况、农村学生的发展等，给学校团委主动提交调研报告。我还写了第一篇定量的文章，发表在社会学系研究生会主编的《五音》杂志上，谈论城乡背景对大学生毕业出路的影响，呼吁有着共同背景的农民子女能够看清自己的结构处境，联合起来共同成长成才，合作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计划硕士学位论文关注进城创业的农民子女，看他们是如何成为小老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结构性挑战，我跟随卢晖临老师及硕士同学在海淀温泉镇冷泉村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计划因为我后来申请社会统计学方向的硕博连读成功而中止。我将更多时间放在了量化方法的学习上。

当我决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农民子女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障碍时，身边的理论资源成为影响本研究风格的关键因素。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暑期学校侧重方法培训，并没有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上给予我充分指导。而当时北大社会学系并没有延续的社会学量化传统和团队，也没有人从事社会分层流动研究或讲授社会分层流动课程。在北大，精深玄妙的理论和精深细致的质性研究更受欢迎。我的本科毕业论文也试图重拾马克思的经典原著，开发其社会学价值；而硕士阶段跟随卢晖临老师、潘毅老师阅读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关注阶级政治与劳工问题。这些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工人阶级如何形成，现实中又何以没有形成，并且将这群人的出路寄托在阶级意识觉醒和阶级行动上。这与我现在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很不相同。人大社会学系曾经有一个小团队对社会分层和流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在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中成长为国内社会分层、流动实证研究中坚力量，他们包括李路路、李强、郝大海、刘精明等。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前辈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学文库”系列中出版了各自的作品，在学生中讲解社会分层的知识和理论。而我的理论库里，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成分更多，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文献有限，启蒙主要靠自学边燕杰参编的两本论文集和格伦斯基主编的教材。因此，本书理论部分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文献脉络把握显得生疏，实际更多引用了黄宗智、潘毅等关于中国农民及农民工的研究。在我看来，后者对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更为深刻，关注的是中国的实质问题。直到现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仍然不过是我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工具，而黄宗智、潘毅等的研究是我本土化社会分层流动研究的重要资源。

不过，量化方法训练让我在阅读劳工研究方面资料的过程中保持更深程度的冷静。它提醒我样本选择性和测量偏差带来的认知偏误。样本选择偏差在劳工研究中是很明显的。这些研究集中关注底层，带有鲜明的立场和情感倾向。他们在关注农民工时，常常忘记那些已经进入市民队伍的其他农民子女。众多关于农民工的量化研究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关注的始终是那些仍处于农民工状态的农民子女。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虽然对这种选择性有所警惕，实际上基于城市居民的大量研究面临同样的困扰，进了城的农民子女显然不同于那些仍留在农村的兄弟姐妹。大体而言，样本选择性问题导致劳工研究者对农民子女出路预期过于黯淡，而基于城市居民样本的量化研究又高估了社会系统的开放性。

家族成员的成长分化经历也提醒我警惕样本选择性带来的偏差，要求我将自己与在不同劳动力市场奋斗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幼小同窗甚至父母叔伯姑嫂等放在同一个阵营里研究，看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共同的处境，又是什么导致我们之间出现了多维度的分化，从而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认识。和很多农村同龄人一样，我的爷爷奶奶都来自大家族，生养了好几个子女，这些子女又都生养了两到三个子女，由此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存在很多的对比和学习。即使已经远离家乡，彼此仍是重要的参照群体和社会支持来源，个人的发展与大家庭紧密相关。在村民们的认知系统里，个人及其小家庭是与大家族捆绑在一起的，评价小家庭时不会忘记那个大家族，衡量某个大家族时也不会忘记远在大城市发展的青年一代。不能通过城市样本看到进城的大学生就忘记曾在富士康打工、在建筑工地卖力、在家种地务农的家人。只有综合他们全体的体验和经历，才能评价几十年的变化对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何共同约束，哪些是个人际遇，他们的经历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前景。

我希望合理地看待农民子女经历的变迁，社会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框架值得借鉴和反思。市场化转型框架足以概括相关变革吗？如果不能，该如何概括它。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我并没有得到好的答案，只是将重要的宏观变迁罗列出来，依靠二手数据初试了自己学到的量化工具，实际并没有将具体制度和结构变迁操作化进定量模型。多年后，看到郝大海老师翻译周雪光老师的《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我才意识到自己博士学位论文想写的就是这样一本“秉承抽象的理论论证、严谨的统计分析和系统的经验证据”的作品。更羡慕的是周老师在量化研究前就抓住了国家这一在其此后十多年的质性与理论研究中同样占据核心位置的结构性因素，明确社会分层不过是理解国家和个人生活机遇关系的一种视角。反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不仅与周老师AJS和ASR论文级别的作品相去甚远，也未能给自己开启一个值得期待的学科主题。如果社会主义城市再分配体制中国家是显见的行动者，它的任何变动都影响重大，那改革后的农民子女面临的社会结构与分配机制的核心是什么呢？代际流动的强化、社会结构的固化和社会不平等扩大？如何将这种核心制度和结构的变迁与量化研究实质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仍在思考的问题。

作品质量的优劣，除了眼界、天分、条件的差别，更是投入的差别。周老师的作品十年打磨，有着严格的同行评审。我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参加工作后除了将个别章节改写发表在《社会》外，改动不多，倏忽六年已过。在这期间，众多全国性调查数据发布，相关主题的高质量研究接踵发表。本研究所用数据日显单薄，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也都暴露出来。经历初职早期的忙乱后，这两年我开始尝试用更多数据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包括农民子女获得城市住房和大学教育入学机会的变化等，可惜这些作品尚未最终成型，无法放在当前的作品中。仓促将原作修改出版，只为“续命”。

当然，本书仍有两个主要论断值得关注。首先，农民子女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是中国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形变为橄榄形，由农民社会转变为中产社会的关键。因为，从各阶层的人口规模和生育率上看，即便老市民及其有限的后代全都变成中产阶层，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社会结构变成橄榄形结构。如果这种结构真的能够出现，中间阶层必然主要来自农民及其子女。农民及其子女的分化和社会流动就成为这个社会能否来临的关键，是可以反映中国社会开放性的重要指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中国的城市社会和中产（或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很长时间内将带有浓厚的乡土底色，会伴生众多与乡土相关的文化现象，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既往的中产想象。其次，职业非农化和身份市民化以及两个进程的断裂是对我国农民子女社会分化进程的一种较好的概括。它虽然不和任何学科与分支对应，分析力还有待开发，但概括得简洁。除了透视社会系统的开放性问题外，它还可以用来观照这群人的认同和行为规律，探讨强大而有序的市民社会最终如何形成，以及乡土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而且，实际的历史过程将相当漫长。或许未来我能将它发展得更好，用以概括自己的学术追求，正如费孝通先生愿意用“志在富民”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一样。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前两个聘期，鞭策自己未来做得更好。本书的出版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除了博士学位论文后记中对亲人、师长、爱人、朋友的感谢值得再次表达外，需要特别感谢母校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诸位同事为我提供的学术环境。最后，感谢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教研室的支持，使得本书在21世纪人口学系列出版。

李丁

2016年12月4日于龙跃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