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外交“亲诚惠容”新理念及其实践

卢光盛 许利平[1]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外交的语境，深入分析我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内涵。本文认为，“亲诚惠容”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气度和情怀，表现了更“积极有为”的心态，但也需要加强对“信”（信念、价值、感召力）这方面的建设。当前推进“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工作，应重视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和政策体系建设工作，应构建起“力—利—义”三位一体外交策略，将其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有机结合。

【关键词】“亲诚惠容”；周边外交；“丝路外交”；“力—利—义”三位一体外交策略

“亲诚惠容”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周边外交的概念性纲领，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的重要继承和积极创新。在当前，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周边地区进入了动荡升温期和矛盾多发期，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某些恶化迹象，这就要求我国的周边外交工作，需要有更高远的战略高度、更睿智的谋划和更可行的执行能力。深入了解“亲诚惠容”的内涵本义，进而提出其践行的路径和方式，有着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 “亲诚惠容”的内涵解读

在2013年10月24～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2]此次会议之后，关于“亲诚惠容”有着多种理解和各种讨论，但迄今为止未见到“权威”解释。官方正式的新闻稿中并没有直接关于“亲诚惠容”的界定，只是做了一些说明：“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3]笔者检索现有的公开资料后发现，国内学者鲜有对“亲诚惠容”的内涵进行针对性探讨。[4]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实践我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推进我国周边外交工作，本文试图在追溯其词源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外交语境，对“亲诚惠容”进行解析。

关于“亲”。《广雅》曰：“亲，近也。”《礼记·大传》曰：“亲者属也。”《孟子》对“亲”的一个注解是“爱也”。由此可见，“亲”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亲近邻近之状（态），其延伸意义是“远亲不如近邻”；二是类型类别之分，其延伸意义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其反面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三是宽仁慈爱之情，其延伸意义是关心爱护和提携。

放之国际关系的语境来讲，一是说明地理邻近对于国际关系的独特意义，如我国常用来描述与周边关系时用到的“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语句就充分体现了相近亲近之意。“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更是集中体现了对周边外交的重视。此外，近年来一些周边国家不时提起的“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的说法——姑且不论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地缘接近对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二是体现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或认同差异，通过阵营、联盟以及共同体等不同的概念体现出来。显然，对于中国而言，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的身份加入和融入国际秩序，是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一贯做法，以及从2011年以来中国多次在外交领域强调的“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议题，一个重要的黏合剂就是“亲”。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如果说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共同体，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只可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和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5]三是允许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即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在区域合作和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容许发展中国家“免费搭车”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承受“小国‘剥削’大国”的状况。

关于“诚”。《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大学》引申《中庸》关于“诚”的学说，以“诚意”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大体上，古人关于“诚”的解释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天道”，具体来说是宇宙的一般规律；二是“诚信”，具体来说是“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的修养。前者指向于“天”，后者指向于“人”。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用“诚”字来考察介于“天”和“人”之间的“国”，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诚”就很耐人寻味了。

对于国际关系而言，民族国家的时代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是在“无政府状态”背景下“弱肉强食”的基本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主权平等”的国际规范或者美好愿望。在这两者中，没有人确信哪一个是“天道”，但追求主权平等的国家却始终发现自己深陷弱肉强食的丛林之中，并且发现这是国际关系的常态。虽然在国际交往中，也可以套用《孟子·梁惠王下》所说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但这并不能掩盖国际关系现实中严酷的丛林法则。聪明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是不“诚”，或者说不是“理性的”。一个不能面对和遵守基本的国际关系事实和规则的国家，对于自身以及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在国家安全自助和意图不确定的国际关系中，“诚”并不是首要的，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则。中国的外交决策者敢于把“诚”字作为外交理念的要素，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对外交进行创新发展。具体到周边外交，至少包括“以诚相待”含义，即不回避现实存在的分歧和冲突，明确划定自己的立场和底线，同时尊重周边国家的顾虑和感受。例如，在包括南海问题、抵制战略围堵中国、侵害我国在本地区经济和投资安全等重大利益上划红线，明确代价，避免相关国家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经济好处的同时在战略上抵制和对抗中国。“我们绝不以大压小，但绝不接受以小取闹”。[6]一旦发生严重侵害我国国家和国民重大利益的事件，要“言必行、行必果”，采取相应措施甚至是制裁，而相关的制裁预案也应该在研究议程之内，避免“得了便宜又卖乖”的怪事屡屡发生。

关于“惠”。《说文》曰：“惠，仁也。”《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兰亭序》中“惠风和畅”之“惠”是“柔顺、柔和”之意。此外，“惠”又通“慧”，乃聪慧之意。

延伸到现代意义上，“惠”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给他者以实惠和优惠，把“利益”作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这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至理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都是相通的。当然，关于什么是“利益”，不同的人（以及国家）对其的界定不尽相同。马克斯·韦伯说，“利益（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了人的行为。（但）这些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意向’经常像阀门一样决定了利益在哪条路径上驱使人们不断地行动”。[7]这个观点，既突出了利益的重要性，也强调了观念对于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方式，表明了国家关系层面上的“利益”有着多层面界定方式，关键在于对方怎么认定。二是国家在交往时要注意运用“惠”（柔和）的手段，通过“四两拨千斤”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最高境界当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三是以聪慧、聪明的方式处理对外政策，不拘泥于“硬实力”或“软实力”，而是运用“巧实力”。正如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1月作为候任国务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说的，“我们必须使用所谓的‘巧实力’（smartpower）[8]，即我们可以动用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法律手段，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某种合适的手段，或者使用多种手段。拥有了巧实力，外交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先锋”。[9]可以看出，这里面也没有太多新颖的东西，跟“大棒加胡萝卜”并无实质差别，跟“威逼利诱”也差不多。当然，实际上获得权力的方式，除了这两者之外，应该还有“信仰力和感召力”，也就是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吸引、感召和制定共同目标”而不是胁迫去达到目的。[10]从这个角度来看，“软实力”所看重的元素，实际上跟“相信、信奉、信仰”是一贯的，如果将其浓缩为“信”的话，笔者建议“亲诚惠容”之外再加上“信”，也就是“亲诚惠容信”。

关于“容”。《尚书·君陈》曰：“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明人袁可立的自勉联曰：“受益惟谦，有容乃大。”清代林则徐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名联。

从现代的意义上说，所谓“容”，就是包容、宽容和容忍。对于“包容”，人们更熟悉的是“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2007年由亚行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2010年10月，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致辞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1]可以看出，在这个表述中，“容”凸显了“包容共进、和谐发展”的内涵。对于“宽容和容忍”（tolerance and toleration）来说，这个更多起源于宗教思想概念、倡导宗教自由的理念较少在国际关系语境中讨论。不过，美国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神学教授科尼尔斯（A.J.Conyers）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他罕见地突出了宽容的工具性。他在《长久的休战：容忍如何为世界创造更安全的权力和利益》一书中提出：“准确地说，宽容是一种策略（strategy），它呼吁美德，诸如忍耐（patience）、谦逊（humility）、温和（moderation）和审慎（prudence）……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寻求和谐和不同的人们在一起生活的可容性。宽容是一种策略，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和谐或和平的临时解决办法（modus vivendi）。”[12]如果我们将这个讨论放置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与小国关系的语境中，我们便可以发现其价值所在，那就是要有容人（国际关系中的其他国家）之雅量，要听得进中肯的批评，对小国与生俱来的担忧表现出某种体谅，对小国某些“冒犯”或“自行其是”保持某种自我节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弱国的行动余地十分狭窄，不适宜的行为、有缺陷的政策、有悖常规的举动都可能招致致命的后果。相反，强国则可以漫不经心……”[13]当然，这个过程中并不排斥大国在这种容忍背后隐藏着它的某种价值、理念和权力（power）。可以看出，作为一种策略的宽容，与国际关系中对威望（prestige）、声誉（reputation）和感召力（charisma）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寻求权力的一个可资利用的同时也是重要的方法。即使是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的摩根索也说，“一国的威望——其权力的声誉——总是决定其外交政策成败的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威望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权力与自我节制两相调和的声誉，是大英帝国的基石之一……美国有时甚至可以不必坚持它所应得的威望，因为它借此表现出的自我节制，使它的霸权在其南方邻邦中变得更能容忍了”。[14]摩根索所举的例子是，美国出于睦邻政策的需要，提议泛美会议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在美国举行，这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提升了美国的威望，是一种更为聪明的做法。

总体来看，“亲诚惠容”有着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体现了中国外交独特的思想文化底蕴。如果说“亲”和“诚”更多地指向于“态度”的话，那么“惠”和“容”则主要指向于“行动”，整体上呈现出相互交织、相得益彰的特点。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和文缘等方面具有亲近之感，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信守承诺，以诚相待，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充分尊重和适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融合。

二 关于践行“亲诚惠容”的路径思考

对于我国下一步发展而言，最大的机遇、最大的挑战和最光明的希望都在周边，最容易伤筋动骨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周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正适应了巩固和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现实要求。如何去推进“亲诚惠容”理念的实践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研究题目，这里主要从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政策体系建设、外交策略的调整，以及当前如何将其与“一带一路”战略有机结合等方面提出几点考虑。

一是加快开展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工作，为落实“亲诚惠容”提供理论支持。“外交是一门艺术”，这种说法具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排斥我们可以与时俱进地对外交加以理论化研究。中国的快速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实力的相对上升，周边中小国家难免会产生畏惧或加以防范。再加上美国高调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一些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失衡现象，有些国家还借机挑起与中国的领土主权争端。在这种情况下，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羽翼未丰”的快速成长时期尤其需要战略审慎。构建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外交转型和升级之必需，也是当前构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理论研究，应在进一步厘清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传统外交智慧和启示，总结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其他大国的周边外交经验和启示，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汲取营养，创造性地从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等相关理论和交叉学科中探寻学术机理，发掘科学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中国特色周边外交学说，要更有包容性、针对性和时代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从一个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变这一历史性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周边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寄予更多期盼，希望中国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而自身能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益。而这就是中国从“需求”方面所获得的资源或权力，这是以往所欠缺的。但是，目前“亲诚惠容”的理念甚至更宏观范畴上的中国外交，在对接国际法[15]、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方面，离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拥有广泛国际威望和声誉的大国有着相当的距离和空间。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外交的“短板”，也是未来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在中国实力上升的过程中，周边国家的感受最为直接，其反应也会比其他国家先行一步且更加强烈。如果我们能对此做出较好的应对，取得较好的结果，则可以为中国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而积累丰富的经验。

二是加强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政策体系建设，为实践“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提供政策支撑。我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和新思维必然会导致周边外交具体行动的变化。在确定总体思路和战略之后，迫切需要构建起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明确所要应对的问题、威胁的次序、可调动的资源和运用资源的方式等，以合适的手段实现战略目标。周边政策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至少应包括目标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保障体系和评估体系等多个方面，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通，不同的方面又要针对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非传统安全等不同功能领域进行对接。

其中，目标体系要确定的是周边外交的地位和意义。[16]要从以维持周边稳定、经贸合作为主到从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各领域全面经营周边。组织体系是周边外交决策和执行的组织架构，建议当前工作重点应充分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领作用，用“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积极开展周边外交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工作。执行体系是具体实施外交决策的程序和过程，应加强对危机预防和管理方面的工作力度，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保障体系是为推进相关工作的人财物资源配备，以及国内外、国内不同部委和地区间，还有系统内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沟通，搭建中国沿边省区和周边地区互联互通的制度性框架，构建我国与周边国家合作应对环境生态、跨界资源开发、自然灾害、边界纠纷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主要包括实施周边外交调研、研究和智库建设工作，以及外交政策执行的反馈等方面。在外部环境以及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及时对我国周边外交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的评估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谋划。总体上，这套政策体系应紧密围绕周边外交的地缘特征、主要矛盾和交往方式等特点去制定，重点是集体安全、经济一体化、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探索创新。

三是构建“力—利—义”三位一体的周边外交策略，在“亲诚惠容”之外突出“信”的建设。任何一种外交理念和思路的实施都需要相应的外交策略来加以贯彻和推行。实践好我国周边外交新理念，应该构建起“力—利—义”三位一体的周边外交策略。所谓“力”，就是实力、权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其背后体现的是“诚”——主要指向的是前文所述的“道”和“坦诚”。所谓“利”，就是利益、好处，其背后体现的是“惠”和“容”。所谓“义”，就是道德、价值观和感染力，其背后体现的是“亲”和“信”。“力”、“利”和“义”三者缺一不可，并且通过“巧实力”加以串联，共同支撑周边外交策略。

目前，我们对于“力”和“利”关注较多，这是有其现实性的，也是应该的。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的网络范围，并且互惠互利、公平合理地进行分享，始终是我国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途径，也肯定是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支撑。在安全领域，要以地区稳定和安全为核心，充分体现我国的责任和担当，积极发起、参与或推动周边区域以及次区域安全合作，做多边安全的倡导者和互利安全的推动者。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发挥我国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和生产能力，提升经济一体化水平和相互依存程度，规范合作方式，兼顾不同的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扩大合作的社会效益，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得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周边国家是否切实得到“惠”和“容”，这是它们是否真正感受到“亲”和“诚”的关键，也是“命运共同体”能否真正建立起来的关键。不过，从长远来说，一个更真实牢靠的“共同体”还需要利益之外的文化、价值和文明[17]——也就是“信”——维度的支撑，这也是“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现阶段，我国可以考虑在“亚洲价值观”方面做一些文章，要注重文化感召，加强对周边国家的软实力和吸引力。甚至对于“负责任的大国”这个“舶来”的概念也不妨以开放的心态加以吸收利用，因为它是一个符合国际话语体系并带有一定程度规范色彩的概念，用好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周边外交的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染力。

四是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进行有机结合，重点是在东南亚方向实现突破。“亲诚惠容”的践行应超越单纯是“思想”和“理念”的层次，需要系统配套的战略支撑，使之落到实处。当前应考虑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高度契合和有机统一，使前者成为后者的指导思想和“营销口号”，使后者成为前者的实施路径和检验案例。“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也是当前以及未来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一种“新常态”。郑永年说，“丝绸之路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通往大国之路必须通过的一个重要‘考试’”，[18]可见“一带一路”对于周边外交甚至全局外交的重要意义。做好“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工作，就是落实“亲诚惠容”的最好体现。

“一带一路”的基本构想提出之后，还需在经贸合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融资保证以及如何规避相关国家政治社会风险等方面进行更加具体、更加精细的分析。在当前我国周边地区全方位推开“一带一路”建设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近期可考虑重点做好东南亚[19]特别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的升级工作，使之成为“亲诚惠容”的试验田和示范点。因为无论是现有的合作基础、横向比较的优势，还是面临的困难，深化GMS全方位合作，建设“GMS命运共同体”都有可能是“投入小、见效快”的最佳选择，也具有积极的地缘和战略意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先期在GMS区域中深化经济一体化，切实提高经济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推进相互开放市场；积极利用新近设立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融资平台，为深化GMS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在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投资保护、金融合作、能源合作和旅游签证等方面切实开展合作，同时积极探索从经济合作向政治合作和安全合作拓展，深化社会和文化等功能性领域合作的方式和路径。积极通过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增进周边国家和民众对我国的了解，夯实深化合作的民意基础。对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周边区域整合持包容态度，处理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战略亲疏关系，重点经营好中路的老挝、泰国和柬埔寨三国，刺激和拉动缅甸和越南。争取实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方向的重要突破，发挥其对当前以及未来中国推行周边外交理念、外交战略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本文原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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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光盛，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周边国家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许利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缅甸政治经济转型对中国在缅投资的影响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BGJ007）、“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项目、“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专项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创新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2]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

[3]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

[4] 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前后，国内学界主要从周边外交的环境变化、周边外交调整的重要意义、周边外交的发展方向等角度进行了讨论，较少涉及“亲诚惠容”的内涵解读和特征分析。相关文章包括但不限于：（1）2013年10月10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召开的“周边战略形势与中国周边战略”专题研讨会，发表了系列文章，见《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2）《世界知识》杂志社组织的圆桌论坛，发表了题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守望相助》的系列文章，见《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3）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关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4）沈丁立：《打造升级版周边外交》，《东方早报》2013年11月25日；（5）刘丰：《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手段及其匹配》，《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6）阮宗泽：《打造中国周边外交升级版》，《时事报告》2013年12期；（7）周方银：《中国新周边外交的目标、资源与政策选择》，《东方早报》2014年1月14日；（8）阮宗泽：《中国需要构建怎样的周边》，《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9）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10）卢光盛：《从“诚”的外交理念看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关系》，《世界知识》2014年第8期；等等。

[5]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86页。

[6] 《王毅：中国绝不会以大压小但绝不接受以小取闹》，中新网，2014年3月8日电，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3-08/5926760.shtml。

[7] 转引自〔美〕罗伯特·J.阿特、罗伯特·杰维斯《政治的细节》（第十版），陈积敏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第16页。

[8]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提出，2004年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论文。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

[9] 转引自张小明为约瑟夫·奈《软实力》中文版撰写的“专家推荐二”，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XV页。

[10]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价值观、文化和政策。软实力靠的是拉拢，而不是强迫。软实力还包括吸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可以从彼此关系中的吸引、友爱和责任等因素，找出对方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提供合理性的共同价值依据。参见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中信出版社，2013，第8～16页。

[11] 《胡锦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新加坡2009年11月15日电，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5/content_12461155.htm。

[12] A.J.Conyers，The Long Truce：How Toleration Made the World Safe for Power and Profit，Dallas：Spence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3-7.

[13]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63页。

[14]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17～119页。

[15] 关于国际法对中国外交的启示，参阅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04～237页。

[16] 在此前我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方针中，已经提到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现在关键是要将之落实到实际工作层面上。

[17]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同楚树龙的观点。他认为，“唯有输出具有感召力价值观，中国才能重建亚洲中心地位。人最需要、最看重、最服气、最被吸引、最敬仰的东西永远不是钱和物质，而是思想、感情、道德、信念、价值。中国只有输出令周边国家敬仰的精神、价值、思想才能重建亚洲中心地位”。可以看出，这些观点实际上跟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是一脉相承的。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此话的出处，这里的引用来自http：//t.qq.com/p/t/429819119759478。

[18] 郑永年：《“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联合早报》2014年6月10日。

[19] 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赵可金“未来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重心的观点”。参见赵可金《走向南方可能是中国今后十年的战略重心》，《世界知识》201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