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驱动新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

更慢但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特征。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做出很多认真的努力，但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是要素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促使工资快速上涨，降低了经济增速，抬高了通胀压力，改善了收入分配，推动了经济再平衡，并加快了产业升级（黄益平等，2011）。

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5）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从重工业导向转变为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Barry Naughton（1995）用“计划外增长”来描述中国改革的本质，即在支持原有中央计划经济活动以及国有企业的同时，允许市场导向的私营部门的增量增长。不过，Sachs和Woo（2000）也指出，中国经济的成功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可以用其与典型的东亚市场体系的趋同来给出大部分解释。

尽管视角和观点有所差异，这些经济学家都同意改革的关键在于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在最近一系列研究中，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和结构风险不断上升的根本原因，是改革期间采取的不对称市场化做法（黄益平，2010；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黄益平和王碧珺，2010）。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按经济体内供求状况做出，从而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中的一些个体提供了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向投资者提供廉价土地；等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投入成本。当然劳动力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到底会降低还是增加劳动力成本还并不明确。但作为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体，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成本都很便宜。虽然廉价能源、资本和土地对推动制造业发展也很重要，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

低投入成本，包括低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而言相当于一项补贴，对家户则相当于一项税收。通过压低投入成本，人为地提升了生产利润，增加了投资回报，提升了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低投入成本形成了使收入从家户向企业转移的再分配机制。过去这些年，家户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水平，而企业利润增长比家户收入增长快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投入成本也导致了结构性问题。第一，这种显著的激励导致GDP中出口和投资比重不断增加；第二，国民收入中企业利润份额的上升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因为企业储蓄率一般要高于家户储蓄率；第三，低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企业利润以及投资回报，所以家庭间收入分配也更为恶化；第四，由于家户收入增速慢于GDP增速，GDP中消费份额不断下降；第五，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寻常的低成本导致企业的生产行为更加浪费。

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是促使中国经济向“新常态”模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一项近期研究表明要素成本扭曲已经开始发生转变（黄益平等，2011）。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这也被工资近年来的加速上涨所证实（见图9）。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此外，政府还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

图9 农民工工资迅速上升

资料来源：卢锋《就业扩张与工资增长（2001～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12。笔者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更新。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市场从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黄益平和蔡昉，2010）。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会直接降低企业的利润率。而这就会使过去的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纠正。随着这些中国企业的隐性补贴的减少，出口和投资活动会减弱，经济将因此实现再平衡。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黄益平和蒋庭松（2010）详细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全面影响。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意味着更小的后发优势（林毅夫，2012）。但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数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工资会迅速上涨，也会造成通胀压力，而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小的利润率、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来加以吸收。

那么，是什么推动着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当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时，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工资率能相对保持稳定，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会呈现下降趋势。而在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迅速上涨时，这一趋势会发生逆转，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重新回升。事实上，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已从2007年的41%增长到2009年的47.1%（见图10），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发生过类似现象，当它们各自经历刘易斯转折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见图11）。

图10 劳动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李稻葵、徐翔《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CCER-NBER中国经济讨论会，北京大学，2012年6月25～26日。

图11 韩国和中国台湾GDP中私人消费占比

资料来源：CEIC。

国家统计局强调的近期收入分配改善很可能也是由工资的快速增长引起的，因为低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于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则依靠投资回报或企业利润。如果说过去的趋势是家庭补贴企业，那么新的趋势将是从企业到家庭的收入再分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工资性收入而挤压企业利润。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常常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黄益平和蔡昉，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