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相对于其人均收入水平“过度工业化”和“低度城市化”的特征。同时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出口导向型的庞大经济体。在设计任何新的增长模型时，都必须尊重中国经济这些主要的结构特性。“过度工业化”的评价反映了中国相对于其他可比国家，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低度城市化”的评价则反映出政策框架抑制了国内的城乡居民流动，使得城市化的比率低于经济本身能够达到的比率。此外，城市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因外来务工人员的弱势地位而被削弱。因此，中国既有相当大的工业产能过剩，又有相当大的进一步城市化的潜在需求，同时还存在从已实现的城市化中取得更大收益的巨大潜力。

当前领导人接手的经济体是复杂的。有一些方面阻碍着环保前提下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时也妨碍了收入和机会的公平化。其他方面则是对追求这些基本发展目标有益的。经济向降低过度工业化、优化城市化以及提升内需减少出口的方向转型将会强化有利的方面，淡化不利的方面。我们认为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总体的政策反应可以是互补的。此外，我们认为2012年以来出台的政策表明政府清楚需要建立新模式并且已经知道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领导人并没有过度自信。事实上，国务院在2013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所有方面，文中指出“深化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我们对中国现在及历史经济结构给出了“过度工业化”和“低度城市化”的描述，本文首先列举了能够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这部分的讨论描绘出了中国发展至今的路径以及中国力图向新模式转变的结构起点。其次，概括了为适应新模式政策体系需要做出的改变，并且讨论了政府为此已经付诸实施的行动。最后，单独讨论了政治经济问题：关于路径依赖的很多方面都显示出这样一个情况，即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和行为受到政治经济的诸多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乐观地相信这些限制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认为中国下一次转型的终极目标，即减少过度工业化和优化城市化之间是互补的，因此领导人有理由以更大的决心开始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