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2018年总体趋势及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施政纲领将更加注重促进公平，注重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关注速度的提升。根据“十三五”规划，要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的GDP年均增速至少要保持在6.5%以上，考虑到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已为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提前预留了空间，更为中国政府在2018年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创造了条件。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从速度转向质量的底气所在。但是，较高的经济增速并不等同于稳定的经济运行。图3-13描述了中国宏观经济高频先行指数的运行趋势，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经济运行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波动幅度明显放大：先行指数用2年左右的时间快速攀升，此后在约1年的时间里呈现“断崖式下跌”的走势。这种短期剧烈的波动对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先行指数的运行趋势，本轮经济的复苏始于2015年末，并于2017年6月初到达顶点后开始回落。先行指数从顶点向0值回落，意味着经济运行正在向均衡水平回归，但先行指数回落的程度和速度是否会重复前几次的“断崖式下跌”，特别值得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平稳的经济运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所在。由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仍需要在“稳增长、供给侧改革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其中，“稳增长”并不是寻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而是引导经济运行平缓地回归到均衡水平，并在均衡水平附近小幅波动。“供给侧改革”需配合需求侧管理，稳定需求端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例如，忽视需求进行供给侧改革使得2014年下半年的经济运行出现大幅下滑）。
图3-13 宏观经济高频先行指数及GDP运行趋势
注：GDP数据经过去趋势和标准化处理；构建先行指数的指标包括国债利差、股票指数、货币供应量、消费者预期指数、工业产品产销率、社会货运量、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和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数。高频先行指数的研究团队包括费兆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Wang, Jiaguo（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刘康（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Yao, Yaqiong（University of Lancaster, UK）、Ksenia, Gerasimova（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2018年的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仍需要在“稳增长、供给侧改革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其中，“稳增长”并不是寻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而是引导经济运行平缓地回归到均衡水平，并在均衡水平附近小幅波动。“供给侧改革”需配合需求侧管理，稳定需求端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
货币政策在2018年的“稳健中性”应体现为：一是引导金融形势从过度宽松向0值（均衡水平）回归，避免2016年以来过度宽松的金融环境引发的债务水平继续攀升和金融风险等问题；二是引导金融形势平缓回落，避免宏观金融形势的快速收紧对经济运行造成过度冲击
首先，落实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下，二者各有侧重，且相互促进，旨在更好地维护币值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考虑到近几年中国资产价格的波动和金融风险的集聚，货币政策应考虑对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做出相应的调整。图3-14描述了涵盖非货币性资产的中国高频金融形势指数的运行趋势，旨在更全面地反映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宏观金融形势的松紧程度。该指数显示，中国的宏观金融形势在2016年3季度末达到峰值后快速回落，直至2017年5月初，金融形势止跌并呈现小幅回升的趋势。如果以高频金融形势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参考指标，那么货币政策在2018年的“稳健中性”应体现为：一是引导金融形势从过度宽松向0值（均衡水平）回归，避免2016年以来过度宽松的金融环境引发债务水平继续攀升和金融风险等问题；二是引导金融形势平缓回落，避免宏观金融形势的快速收紧对经济运行造成过度冲击（例如，应尽可能避免金融形势在2016年3季度末至2017年5月初这一时期出现的快速下滑趋势）。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可以为宏观审慎管理提供稳定的宏观金融环境。另外，宏观审慎政策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既可以为货币政策的调控和有效传导提供支持，又可以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路径是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建设并逐步将重点领域，如过剩产能行业、房地产行业以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等相关风险纳入监测视野。
图3-14 高频金融形势指数及PPI运行趋势
注：构建金融形势指数的指标包括利率、汇率、股价、房价、大宗商品价格和货币供应量。高频金融形势指数的研究团队包括费兆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Wang, Jiaguo（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刘康（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Yao, Yaqiong（University of Lancaster, UK）、Ksenia, Gerasimova（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其次，继续深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利率传导机制，重点加快培育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构建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二是通过多种制度安排，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一方面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大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推动国有大型银行的战略转型和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改善目前的间接融资结构。三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推进“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