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经验驱动与三农研究的方法论

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乃至国外的社会科学家当中都已经相当多，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发现一个悖论：农民工的研究非常繁荣，但农民工相关的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比如，农民工流动与家庭婚姻领域相关的离婚率、留守儿童等衍生性问题，还有农民工流动导致媒体普遍关注的农二代犯罪高发、多发问题，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当然，这与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形势的复杂性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学术界的研究是否提出和分析、预测了这些相关的问题呢？学术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否已经深刻地解释了这些问题的产生逻辑与社会机制呢？可能答案并不是肯定的。答案不肯定的原因首先是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有关。

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都要讲究方法，但目前学界对方法的重视往往集中在技术层面，对方法论的认知和讨论明显不足。对于不同研究方式和技术之间的比较与关联，在不少研究者的理解中是存在误解的，遗憾的是误解者本人认为不是误解，而是分歧，并且用这种分歧有意或无意地贬低不同方法的研究者。比如不少定性研究者批判定量的人“有数据无思想”“假数真算”等。但反过来定性研究并不容乐观，当下的田野研究中几乎每篇论文都有一个新奇的理论框架，给人“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的感觉，正如赵鼎新所形容的“每天都有众多有时堪称怪异的研究项目和设想粉墨登场，在如此纷繁芜杂的学术混战中出奇制胜的诀窍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推翻常规老论调，开创学术新边疆”（赵鼎新，2006: 3）。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学的重镇可能表现得并不比中国更好，“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黄宗智，2013）。这表明社会学看似繁荣，其实与规范学科的差距还相当大的社会事实。笔者禁不住思考：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经验研究中的方法到底是有什么“科班”要求，其“科学”要素能否向社会学同人羡慕的经济学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看齐？

科学研究都是从问题意识开始，即意识到有问题才能着手研究工作。但问题意识往往始于对社会现象的困惑不解，这时模糊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但此时的问题还只是一个大小、领域性的“现象”“表现”。所以，问题意识的清晰化是一个从“现象”看出“问题”的过程，前者是混沌印象状态，后者是清晰的可叙状态。所谓“可叙”，是指通过文献的查阅、理性思考，借助已有研究的学术脉络，逐渐能够梳理出“现象”的一些“特征”、关键性因素或变量，并且试图从一定的视角加以解释。

问题意识形成的标志在于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出问题。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往往是从界定社会现象即研究对象开始的，“社会学家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从界定他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么。这是一切论证和检验最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涂尔干，1995: 50）。这一条件是否达到是可以检验的：可以通过一定的视角与方法，对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能够用具体的社会变量及其关系进行阐述、理解、说明，即形成命题性社会事实。如赵鼎新在研究国家的形成问题时，就把国家的形成这一抽象、模糊的社会现象具体化为七个命题（如中国虽历经更替，但相似的帝国政体得以延续；中国有世界几大文明中最为显著的强国家传统）；冯仕政在对南街村现象的研究中，则把模糊、抽象的“南街村之谜”这一问题具体为三个命题：南街村的经济增长效率如何，南街村的政治合法性是如何形成的，南街村的意识形态怎样发挥作用。

这种把抽象、模糊的领域或现象具体化为问题或命题（problem）的过程表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其问题包含的因素肯定是纵横交错的，但某一次或一项具体的研究只能抓住一条主线。如果是按照向度来分类，研究问题可分为结构性问题（横向为主线）与过程性问题（纵向为主线）。前者一般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后者一般要采用定性的田野调查方法。也许正是因为结构与过程两个向度的分野不清，导致很多人对定量与定性的关系持一种对立、互斥的看法。基于这种误解，有的人把方法批评变换成“情感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这已经完全丧失科学的立场了。

从结构论的观点看，这里的社会事实应当确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或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作社会事实。”（涂尔干，1995: 34）

根据涂尔干的说法，社会现象的“结晶”程度有高有低，结晶化程度高的社会现象就成为“固定”型的社会事实，比如国家法律、科层制组织形态等；结晶化程度低的社会现象就是“未固定”型的社会事实，如风俗文化、习惯伦理。但两种社会事实都具有超越个人表现的普遍性（“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独立于个人存在的外在性（“固有存在”）、对具体个人行动的制约性（“给予个人以约束”）的共同特征。

从建构论的观点看，社会事实应当是“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并且指向其过程的这种行动”。以他人指向为出发点，韦伯强调指向的时空可以是过去（如复仇）、现在（如防卫）、将来（如预防），但如果指向事物性对象（如冥想、打雨伞）就不属于社会行动，无意的行为后果（如交通事故）也不是社会行动（韦伯，2005: 3、30—31）。由此，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与涂尔干的界定是相通的，即“他人指向”的意义理解应当满足普遍性（例如交通事故的证据应该让所有人都理解为“意外”，而不能换一些人就可以理解成有意为之，那样就是社会行动“谋杀”了）、外在性（行动发出之前的意念不算社会行动，行动一旦发出，便是一个“社会存在”，不是行动者可以消灭的，所以社会行动都有证据）、制约性（行动者都会考虑自己的行动发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三要素。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式或技术，对社会事实的界定首先要考虑方法论层面的要求，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量化的调查问卷，在界定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层面都应该考虑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外在性、制约性等社会性。社会性要求超越主观预断，所以，涂尔干提出研究者观察社会事实首先“必须始终如一地摆脱一切预断”（涂尔干，1995: 51）。

研究能否摆脱预断的标志就是把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领域、个案、疑问等阐述成具体的问题或中立性命题，而不是用个人的臆断来提出所谓的理论框架然后再去“框定”、选择甚至有意修剪事实材料。比如关于中国农村治理问题，有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刻意回避那些与主观预定不一致的材料（歌颂新农村的只看政绩、批判新农村建设的只看斗争），选择那些虽不普遍但符合研究者意图的“事实”。当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科班”的专业学术训练，这种用理论去“框”现实的过程也可能是由于其研究能力造成的，但不管框架主义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其造成的结果都是导致实践的本来面目被遮掩，只发现“想发现”，或者是“应该发现”“准备发现”的现象，并且会称之为“田野调查”、实践经验，但其实这种框架主义往往会违反“事实”与经验，甚至让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经验常态。如征地拆迁问题中，“自焚”的以命抗争现象虽然频见报端，但这仍然不是拆迁的常态，政府采用拆迁之外的力量进行“变相强制”建构的“被自愿”才是大多数拆迁进程的常态。而由于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新闻”价值或受舆论导向的影响，有“批评暴力强拆”的意图之后才去研究拆迁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甚至是情绪化的“预断”必然导致研究者对“常态”的视而不见。

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超越盆景意识和框架裁剪主义。以田野与实证为基础的定性研究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很多成就。目前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此种田野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主流仍然是以访谈为主，即通过观察与访谈获取资料，然后以定性的资料安排与分析来撰写研究论文。此类研究者在成功的人类学家当中大有人在，但在当前青年学者中，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数遵循实地调查为基础的田野研究者常常处于两种困境：要么是在田野调查中看了白看，没有发现问题，当然也更写不出研究论文；要么是拿着自己读书时获得的理论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样去裁剪经验材料。前一种困境是不进入状态，处于门外汉的境地；后一种状态就是“框剪主义”或叫“盆景主义”。处于前一种困境的青年学者或研究生会非常苦恼，往往由于毕业论文或工作科研任务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后一种困境中，结果就造成盆景主义的泛滥。

“个案满地跑，框架满天飞”是目前盆景主义泛滥的写照。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于定性研究介入比较容易，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人也可以直接参与田野调查，然后说自己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比如，农村研究者大多是从定性研究或者说是从田野调查开始的，遇到农村问题，似乎每个人都懂，都可以进行研究，好像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相比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学会抽样、统计等专业技术，让大量的社会学或相关专业的人觉得“太难”了。其实不然，如果说量化研究以统计技术为必要条件，但具备这一必要条件的入门者往往可以进行中规中矩的“规范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则可能陷入前述的两种困境，“不进入状态的门外汉”和“看了白看”可归结为失败，不会有什么大的社会危害，但后者盆景主义方法论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进行分析了。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会陷入盆景主义，原因众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过于庞大、复杂，即“人类命运的道路，确实会使一个概览其某一片断的人不能不惊讶无比”（韦伯，2006: 13）；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方法素养问题，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类学研究之前，真正系统地学习了“科班”的人类学方法？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说明定性研究并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难。后者就是主观的态度问题了，所以韦伯奉劝那些“惊讶”者：“最好将他那些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见隐藏不露，就像一个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岭时所做的那样。除非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天赋将自己的意见用艺术或预言的形式表现出来。”（韦伯，2006: 13）这里的表现即使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只是材料的“组合”而非“建构”；“我们所做的只是对我们能够理解的个人行为类型进行界分，也就是提出并发展对它们类分——简而言之，就是把我们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哈耶克，2003: 102）笔者这里无法过多地涉及人类学培养过程和技术，但就方法论素养的应用来讲，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选择性建构。理解的含义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对材料、经验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论体系，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们。

当然，辩证地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能完全回避“理论概念”的重要性与参照功能：从人们的思维方式来讲，现实是复杂的、多维的，也是纵横交错的，而概念可以让人们“化约”复杂、多维、交错的实践经验，这正如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有了理想类型的概念之化约，人们才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实践经验，也才能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良好沟通，文化理解与理论传递也才成为可能。从哲学层面讲，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对经验现实的“抽象”，抽象自然离不开“概念”。所以，我们要反对的倒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来理解性思考问题（也仅仅限于用来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对随意提出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来作为分析的工具。

好的学术研究是从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研究者的理论出发。违反这一点即从研究者提出的理论出发往往会导致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成果”，这好比是裁剪盆景的人首先有了一个盆景意识或想象，把树木、花草裁剪成盆景，而树木或花草的本来面目是未知的。

框架裁剪主义的盆景手法是形成“三农”研究纷繁芜杂面貌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盆景的主刀者，陷入框剪主义而不自知，把研究“异类”于树木的本来面貌标称为研究创新，但其实是裁剪、歪曲了事实。基于此，盆景主义应当首先在方法认识上得到纠正：理解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框剪”经验事实，也不是给予经验材料一般化的标题（标签），而是用逻辑去理解经验。理论只是引导方向，理解产生知识的创造。

如果做个对比，框架裁剪主义与科学的理解解释之间存在以下七个方面的差别。一是从出发点来看，框架裁剪主义的出发点是理论框架，理解解释路线的出发点是社会事实的原材料。二是从理论态度来看，前者是搬用套用，后者是引导借鉴。三是从经验态度来看，前者是拿来主义，后者是尊重经验本身。四是从研究逻辑来看，前者是推理、想象并框进现实，后者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归纳出社会关联。五是从价值角度来看，前者是应然的理性需求，后者是实然的呈现。六是从研究结论来看，前者是应用经验证实推想，后者是对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七是从学术价值来看，前者是按照研究者意志裁剪的盆景，后者是还原社会问题的森林图式。

经验研究中采用定性方法时并不是不需要理论，理论是必需的，这是无疑的。但在实践观察或经验研究中，理论只能作为观察实践、总结经验的“知识库存”而非教条。知识库存（储备）的含义是指：在看到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时，能够用相应的知识储备去理解现象，而不是把理论当作标准、框架去裁剪经验。前者形成的是阐释主义路线，后者形成的是“框架裁剪主义”。框架裁剪主义的本质方法论特征在于既定的人为建构。社会本来是一片森林，定性研究本来应该研究一棵具体的树，虽不全面，但可以让我们了解树木或花草的质地、属性、成长过程等。但框剪主义的定性研究是一个个盆景，即使再精致、再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也毕竟是裁剪、割裂出来的，从加工过程的角度讲，是一种植物工艺品，而非科学应当努力追求的“真实森林”。即使通过大量的个案累加，也只能组成一个“人工花园”，而不可能呈现森林的真实面貌。“这种理论的按图索骥和‘田野调查’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帮助研究与调查者们发现了他们本来就想要发现的东西”（吴毅，2007: 25），“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吴毅，2007: 174）。

在现实的经验研究中，框架裁剪主义流行的原因在于框架裁剪主义的教条套用过程简单易行：拿自己“所谓的看书”并背诵“书上是怎么教的”“我看了某某书上的是如何说的”，然后以此为真理、标准去“框”各种现象，凡是与此不符的，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妄加批判、否定。研究者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食古不化的错误却浑然不觉，并因此方法简单易行而乐此不疲，结果形成了五花八门却缺乏实质意义的“研究成果”，其更大的危害是造成后来的博士、硕士进行模仿，但对如何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道路之问题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格局。

实证性研究主要是回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过程性问题，其基本任务在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其基本路线应该遵循阐释主义路线。阐释主义路线应该是要求“吃透”理论的精神，并用这种理论的精神去理解经验、社会事件，理解的功能应当表现为：遇到一个现象或问题时，可以用知识储备去回应、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逻辑。而框架裁剪路线的盆景主义是从既定的理念出发走向演绎，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以下方法论错误。

（1）学术概念是从教条中生搬硬套而来，拿理论教条去“发现”“修剪”经验材料，而不是尊重经验本身的实践形态。这主要体现研究态度的错误，颠倒了理论与经验在定性研究中本来应有的“知识库存”与“研究材料”的关系。

（2）理论概念之间缺乏体系性的有机衔接，而是四处搜索或尽可能罗列诸如区隔、符号抗争之类的名词进行拼凑，导致“理论”概念满天飞。不同时间、不同学派的理论或概念之间缺乏融合、整合，搞不清楚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导致概念杂陈。

（3）根据不同的理论概念寻找或裁剪不同的经验材料，会导致研究材料的“切割”，社会实践经验的本来面目会被人为随意地“修剪”，得到研究者“主观”有意想要或无意发现的“经验”。

（4）在知识生产环节中，盆景主义只能导致无效概念的积累，而不能真正促进知识的生产，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链。错误的盆景主义流行甚至会导致用想象出来的乌托邦主义代替现实或否认现实，导致经验的无中生有。

（5）就研究方法而言，盆景主义者最后即使积累到一定深度，能够对经验材料灵活组合，但由于脱离不了框架裁剪的路线，在研究手法上只能是变相抄袭。用诸如“半熟人”“准市场”一类的概念来提炼所谓“从经验出发”的研究结论。

“森林”式研究在方法上要求一个原始、自然、开放的系统性过程。原始是指从社会存在出发而不是从理念出发；自然是指不是人为地任意裁剪，而是依据社会本身的属性进行组合、排列；开放是指因素并不固定，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任何非既定的元素、因果关联。森林原则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即使只是呈现森林中的一棵树或者一片灌木丛，但都要求呈现“生态”过程而不是把它修剪成盆景。如此，田野调查与研究的积累才能达到森林的图景。

从科学性发展的目标来讲，实证科学研究的过程阐释既不能停留于“常识”，也不能走向神秘主义（研究者自认为是内行，其他人都是外行），而应走向规范的研究程序，让进入实证研究的人有“科班”规范程序可遵循。当然，“任何研究方法的作用都是有边界的”（孙立平，2002），不同研究方法既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层面的对立，相反是可以互补的。

基于以上方法论的立场，本研究采取经验驱动的研究路线，以采用定量研究技术为主，辅以定性的人类学观察与访谈，尊重经验事实，分析社会逻辑，形成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