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洋社会的特征

作为一种区域性社会，海洋社会必然具有一些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社会的特征。对此，有的学者已经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庞玉珍认为海洋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现代化程度普遍高、城市化进程快、开放程度高。沈佳强认为海洋社会的特征包括：在内质结构上，具有涉海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复杂性；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变动性；在空间结构上，具有开放性。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海洋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但缺乏一种比较的视角。

与农耕社会、游牧社会等区域性社会相比，海洋社会具有自己的特征。

第一，海洋社会是以丰富的海洋资源为物质基础的。特色鲜明的区域性社会，都是以特定的资源为支撑的，如农耕社会是以土地资源为支撑的，游牧社会是以草原资源为支撑的，同样，海洋社会是以海洋资源为支撑的。如表2-1所示，海洋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无论是海洋物质资源、海洋空间资源，还是海洋能源，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特别是在人口日益增多、陆地资源日益枯竭的今天，丰富的海洋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来讲，就更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海洋资源决定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丰富的海洋资源是海洋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或者说，如果海洋不是资源或不能成为一种资源，海洋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海洋社会是典型的资源型区域社会，“靠海吃海”是海洋社会的形象写照，这就像草原社会一样，如果没有草原这种自然资源，就不会有放牧这种社会生产活动，就不会有牧民，也就不会有所谓的草原社会。

第二，海洋社会是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只有自然资源，而没有针对这种资源的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是不可能产生区域性社会的。同样，只有海洋资源，而没有相应的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等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海洋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在海洋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活动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正是为了开展海洋资源生产实践活动，相关人群才逐步聚成海洋社会群体、产生海洋社会组织，形成了海洋开发实践的相应社会规范，并在海洋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出特定的海洋文化。

在渔捞技能较为落后的时代里，渔民们为了获得足够的渔业资源，不得不合作开展渔业捕捞，形成有着一定分工、彼此关系密切的小群体。渔民的婚姻家庭这一社会初级群体通常是在十分明确的分工中形成的。渔民家庭中，女性通常不参与出海捕鱼，因为这样做被认为会给出海捕鱼的生产活动带来厄运。这种家庭分工也会相应地赋予渔民家庭以区别于农民等其他家庭的特色，例如，生活在琉球群岛的糸满渔民群体，男性几乎只从事打鱼行业，而女性则长期负责打鱼前的各种准备，以及对捕捞到的海产品进行搬运、贩卖等工作，逐渐形成了糸满渔民家庭中“夫妻别财制”，亦即夫妻双方收入分开的家庭特色。家庭如此，其他小群体的形成也是基于相对简易的海洋资源生产实践活动进行的分工。在海盗群体中，通常来说，海盗船长和部下之间也要遵循一定的契约、习惯和仪式，形成海盗共同体，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在来往商船频繁的航道上准确、有效地劫持船舶，掠夺财富。

海洋社会组织更是明确地将特定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作为组织目标，并以此来设定组织的活动，建立组织的结构，吸收组织的成员。美国太平洋舰队所确立的航行海域、舰队构成、打击目标、人员培训无一不指向通过军事手段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海域的国家利益。海上勘探组织常常以石油公司的形象出现，公司的章程制定、人员培训、技术开发、系统运作无一不是为了更多、更有效、更安全、更持久地获取海底石油资源。近现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繁荣，各国海运公司都呈现日益巨大化的趋势，吨位越发庞大的商船、技术日新月异的航行设备、越来越严格规范的船员培训体系、油轮等能源运输船舶上更趋严密的安全预警系统都只为了使货物及旅客的海上运输变得更快捷、安全、高效、准时，而这一切只有以公司等高度系统化、规模化的组织形式才能做到。

第三，海洋社会是以海洋经济为主体的。海洋社会以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特性决定了海洋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即海洋社会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都是围绕海洋经济这一主体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仅在海洋开发实践生产生活层面的活动上以海洋经济为主体，而且在社会组织层面、社会制度层面、社会文化层面上产生的实践活动也都是以海洋经济为主体展开的。海洋社会组织是为获取特定海洋开发实践活动利益的目标而形成的特定组织，因此必然要确立海洋经济为组织活动的主体。海洋产业组织从事的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以海洋经济为活动主体的特性不言自明。海洋行政管理组织为维护特定海上秩序而生，组织活动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使海洋经济的相关实践活动开展得更为高效、有序、协调及可持续。海洋科教组织致力于海洋领域科学规律的研究以及海洋领域相关人才的培养教育，组织活动的目的显然指向海洋经济的效率化、长期化、规模化、系统化以及规范化。海洋相关的国际组织，无论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更为和谐、有序的海洋经济的国际秩序，化解各国及地区在海洋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和矛盾，促进国际海洋经济活动的互补及合作。

同样，无论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与国之间正式缔结的国际公约，还是国际贸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务性规则，抑或是一国政府规定的用以调整渔民出海的休渔期政策，都是为规范国际、国内各个层面上的海洋经济活动。

在人类的海洋开发实践活动中，海洋文化得以形成并发展，而海洋文化的相关实践活动同样离不开海洋经济这一主题。无论是海洋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紧密围绕着海洋经济展开。渔民们拜祭海神庙宇是为了祈祷出海平安、渔获丰收等，为了海上经济活动能顺利平安开展。无论是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英雄故事，还是阿拉伯传说中的辛巴达航海奇迹，都是围绕如何征服大海、获得财富的主题展开的。同样，无论是大航海时代船长们驾驶帆船的精湛技艺，还是今天海洋勘探船在探索海底世界过程中展现的高科技，在文化意义上，都是人类征服海洋、获得海洋经济利益“宏伟业绩”的里程碑。

第四，海洋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全球化程度普遍较高。基于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海洋社会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总是处于海岛、港口、沿海区域等与海洋较为接近的空间中，相比内陆地区及非沿海地区，总是更容易接触到来自海外的经济、文化等相关信息。在华夏文化处于较早阶段的先秦时期，东夷文化这一我国东部沿海的区域文化却已迎来自己的兴盛时期，并与华夏文化互相影响，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源泉之一。对西方文明追根溯源可知，古罗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等，无一不是位于地中海沿海地区，正是这些空间上最接近海洋的区域社会，成就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

中世纪时代，我国的国力虽然远高于当时的东瀛日本，但我国东南沿海和日本濑户内海沿岸，却显然已在繁荣程度上分别高过了其周边的非沿海地区。时代逐步进入近现代，无论是最早开始海外殖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是一度垄断欧洲海上贸易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以及后来成为“日不落帝国”，引领世界工业革命的大英帝国，都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班牙和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英国是个海岛国家，而荷兰则全境处于海边低地，全国四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这些离开海洋几乎无法生存的国家反而成了引领现代化浪潮的“先驱”。

到了现代，海洋已俨然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区位优势。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拥有绵长海岸线的国家、沿海国家甚至海岛国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裕起来，享受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更多舒适、便利、快捷的显然是东部沿海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发展进程，目前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力度及规模。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是推动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趋海而动，沿海而居，进而逐利海洋、经略海洋、索取海洋、保护海洋。

第五，海洋社会是海陆一体化的。海洋社会并非独立于陆地之外的单独存在，相反，由于海洋社会是基于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而形成的区域性社会，因此海洋社会与人类长期生存、生活的陆地空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海洋社会随处可见陆地社会的影子。

首先，早期的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与陆地有着密切的联系。渔民长年出海捕鱼，但无论追逐鱼群航行多远，总要回到自己所居住的位于陆地上的渔村村落。我国的疍民和日本的漂海民终年以船为家，漂泊海上，属于较纯粹的船上社会群体，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需要上岸，用海产品和陆上居民换取淡水、粮食、薪柴和蔬菜，足见纵然海中生存技能优越如海民一族，也无法仅仅依靠海产品所提供的营养长期生存。运输货物的海员长期行船海上，可无论行船多远，海上生活一次性持续多久，目的地总是指向海洋彼岸的陆地，期待着将货物平安送至目的港后，换取港口所在地及其经济腹地的其他商品。

其次，人类的海洋开发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获得的海洋利益明显增加，整个沿海区域社会也逐渐被纳入海洋社会的范畴。古代地中海地区繁荣的海上商贸往来催生了热那亚、威尼斯等多个“海洋城邦”，在那里，整个城市的所有生活需求全部来自海上贸易，几乎无人从事任何农业生产。再如南宋时期的我国，不仅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偏安江南”的颓废弱国，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海洋强国，当时的海洋产业以其丰沛的生命力带动了社会的大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向非农业领域，沿海区域社会成了那些堪称“中国海上马车夫”的南宋子民的乐园。

最后，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人类海洋开发能力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世界各国经济对海洋利益的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海洋社会的海陆一体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国家级战略规划的思路来看，我国的政策制定者显然已经意识到，蓝色经济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山东半岛某些特定的沿海城市及地区，而应将整个山东半岛纳入海洋社会的范畴，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海陆一体化规划。

第六，海洋社会形成了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文化体系。海洋文化，无论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都是在人类海洋开发实践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海洋文化的产生过程可大致概括如下：在涉海的区域社会中，人们形成特定的生产、生活的活动方式，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进而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特定的民俗、礼仪、信仰、建筑和艺术等各种形态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的产生过程决定了海洋文化只能是人类海洋开发活动的直接成果，海洋社会的文化体系也因此具有了十分鲜明的海洋特色。

区域社会的文化体系必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空，海洋社会的文化体系也必然是特定区域和特定时代的产物。祭海仪式为我们展现出一系列集中、典型、相互联系紧密的海洋文化元素，包括作为物质形态文化的海神祭品、祭祀海船、祭祀服饰等，以及作为非物质形态文化的祭祀音乐、海神祭文、祭祀舞蹈、祭祀仪程等。这些看似眼花缭乱的海洋文化元素实际上都与特定时空有着密切联系。海神祭品和祭祀海船是对当地海产品和生产工具的直接呈现，祭祀服饰、音乐、舞蹈等则是对当地渔村海洋生产实践活动的凝练和提升，祭祀的时间和程序能反映出开渔、拉网、上杠等特定时期的渔捞活动形式，祭海仪式中的所有海洋文化元素在功能上彼此依存和互补，共同构成了立足于特定空间的，作为有机整体的祭海文化。并且，这样的功能整合也在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演变，祭海文化这一特定区域中的文化体系必然是从立足于特定时空的海洋开发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海洋特色的文化体系。

第七，海洋社会具有一定的建构性。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的界限是不明确的，但又确实存在，不过，作为一个概念，海洋社会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海洋社会是基于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而人类的海洋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却一直与陆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人类所从事的海洋开发实践活动在空间上是与陆地社会的生产空间交叉、重叠、紧密连接的。在“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等早期海洋开发的生产活动中，晾晒海盐、伐木造船以及海产品交易等活动都离不开陆地空间，需要与从事陆上生产活动的相关群体进行密切互动。晒盐需要陆上平地，伐木造船离不开林区及从事伐木活动的相关群体，从事海产品交易的主要目的是交换生存所需的农作物。海洋社会在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的早期只能是陆地社会的依附性存在。

海上贸易的兴盛使得许多港口城市成为商贸繁荣的海事社会，也使得在港口城市空间中从事海商交易活动的群体成了海商群体。即使如中世纪的威尼斯一般，城中居民全体从事海商活动，但贸易的本质总是交换，陆地社会的相关群体在这项活动中同样不可或缺，更何况港口城市的交易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陆地社会活动。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和空间的拓展并没有让海洋社会远离陆地社会，反而使得两者有了更多的接触面。

全球化时代，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的范围大幅度拓展了。远洋商船和渔船可以为运输货物和渔捞活动而长时间远离陆地；海底资源勘探活动的工作平台可以孤悬于茫茫大洋之中，利用遥感技术直接从上空对海底的油气资源进行探测；从事海洋生命科学的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不见阳光的深海海底，探索未知海洋世界的奥秘。这些活动看似与陆地社会渐行渐远，实则相反，远洋渔业和商船业的繁荣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陆地社会中的人们开始需要海产品，需要交换海外商品；海底能源勘探活动的开展正是由于世界各国社会生活对能源越发深重的依赖；海洋生命科学的探索正是要通过破解海底世界的生命密码来提升人类整体的健康福利。全球化时代正在促使陆地社会与海洋社会的接触更趋全面、系统、深入、广泛。

我国是拥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大国，但在21世纪走过10多年的今天，“海洋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海洋社会不再局限于舟山群岛这样的海岛区域，也不再仅仅意味着沿海地区，海洋开发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利益已牵涉代表全国各种利益集团的更多的社会群体和组织，以及这些群体与组织所活动的更广泛的区域，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的界限又一次发生推移。

因此，海洋社会是存在的，但海洋社会产生至今都是与陆地社会相互交融、紧密联系的，虽然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互动接触的领域、环节、方式、规模和频度等在随着人类海洋开发实践能力的提升而不断变化，但两者的边界却很难真正泾渭分明。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海洋社会不存在，相反，从人类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社会的发展历程。海洋社会是确实存在的，只是需要我们以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为视角，来进行建构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