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本论文集汇集了从1998～2013年我进行的劳动社会学的26篇论文。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我们很难将劳动与工作相分离，劳动概念包含了人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而工作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多指有酬劳动。我的研究更接近于劳工研究或劳动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我借出版文集的机会反思在劳动领域研究的心路历程。

一

能够从事劳动/工作社会学的研究是上天的惠顾，我在研究工作中找到了价值。学术不再是谋生手段，更成为有选择、有道德追求的生活方式，深感幸运。

1979年，我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当时的系主任是袁方先生，这一专业的选择冥冥中决定了我与劳动社会学的缘分。四年学习，聆听袁方、任扶善、袁伦渠、陆恒均、李福田、王胜泉、潘金云等的课程，对那个时代中国的劳动与人事管理有了初步的了解。1983年，追随袁方先生和学长杨小东等，以中国政法大学代培生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硕士学习。记得王思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代社会学人的幸运是聆听了老一代大师的教诲，在他们身边感受大师的人格魅力，聆听雷洁琼、费孝通、袁方、韩明谟、全慰天、蔡文眉等的授课，大师们就像邻家的叔叔阿姨，没有光环和神秘感。大师们的教诲注定了我的学术信念：社会学之学问就是用妇孺皆知的语言揭示生活的真相，并找到其内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逻辑。求真、质朴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刻入我的学术生命，成就了我的写作风格。

1994年再回燕园，跟随袁方先生读博士，开始了劳动社会学的研究之路。1997年，幸运地留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老师，讲授社会学系研究生的经典课程——《劳动问题》，一年一轮的授课使我能不间断地复习和反思劳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成果；与学生的交流让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的美妙。这门课程成为我从事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必备功课。回到经典理论，回到基本定义，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劳动与工作，是我研究的秘诀。

学术共同体是劳动/工作社会学研究发展的关键。2002年，在朱晓阳的组织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劳工研究小组，有冯同庆、戴建中、陈佩华（Anita Chan）、陈美霞（台湾成功大学），展开了对北京吉普、北人印刷厂、郑州造纸厂、福州福禄制鞋厂、昆明一家集体企业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有很强的人类学将工厂视为社区的色彩，打开了我劳工研究的新视野。借此我们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学术共同体不断扩大，刘爱玉、张静、卢晖临、沈原、赵炜、石秀印、常凯、乔健、游正林、冯喜良、潘毅、何高潮、任焰等加入合作研究和共同研讨，他们的真知灼见、努力与学术坚持给我极大的启发和激励。

指导学生从事劳动社会学研究也是我劳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他们用智慧、扎实的田野工作和批判性的讨论让研究呈现出巨大的精神魅力。走进童菲菲等人在深圳富士康工厂区建立的“清湖学堂”，能可多感受工友们讨论问题时的神采，以及他们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80后”学人的身上弘扬和传递着劳动社会学的知识旨趣和实践精神。

二

论文集的编排有两个顺序，一是分类，二是论文发表的时间，以分类为主，论文发表的时间为辅。我以为，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劳工史和劳工研究史，通过劳工史来理解中国劳工与工作产生的来龙去脉；通过劳工研究史来了解劳工研究的思想史。二是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涉及阶级、性别、城乡关系，涉及劳动力的组织与管理，涉及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等。三是劳动社会学的制度研究，特别是工会以及相关的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研究。四是以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具体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将劳动者带回日常生活本身，分析和理解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抗。

我把劳工史研究放在了论文集的首位。从历史视角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将当下遇到的各类问题带回到劳工生活的文化与历史中，思考我国近现代以来工作伦理、劳动纪律及劳动管理制度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从重农轻商的乡土中国走向工业化之路，这一转型是工作模式的转型，包括新的工作伦理、劳动纪律、管理模式和劳动关系的产生。新的工作模式脱胎于乡土文明，它的特点及内在逻辑需要通过相关史料的收集进行理解和再解释。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埃及工人阶级、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诸多研究为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以《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为例，可以看到女工命运的历史相似性，停滞的社会性别结构关系是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性别文化被持续利用的政治经济过程，社会性别结构关系的历史停滞同样地延伸至阶级关系和城乡关系。《历史记忆与“文革”研究》是我持续进行的“工人‘文革’记忆研究”的开端。2005～2008年，我与国内学者戴建中、丁霞萍，韩国学者白承旭、张允美、张英硕等共同进行了一项工人“文革”记忆研究。工人们对“文革”的集体记忆、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运动、工人参与管理以及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有待思考，虽然有一篇相关论文以韩文发表，但研究仅是开始。抛开历史的宏大叙述，我将持续关注工人参与其中的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工人集体记忆和被继承的文化传统等主题。对市场化改革中工人阶级的研究皆被赋予了历史性。“下岗”、国有企业工人对私有化的反抗及全球化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建构皆是社会变迁史的一部分。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减员增效”的话语，历史性地将工人分化，话语政治消解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团结，话语和符号系统把工人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类别，传统工人在失去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力，失业、下岗和“准下岗”的群体标签化为“年龄大、没有竞争力、没有技术”的群体；可期待的是工人技术精英成为结构性力量，在市场化条件下获得合法化权力，形成作为群体或阶级存在的政治诉求。从对国有企业改革中工人反抗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工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当工人们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境况的解释与持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相联结时，他们对自身集体行动的解释便在旧意义的话语中创造了新的意义和内涵。国有企业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反抗私有化的过程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借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工人对“工厂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劳动社会学的理论包括多个方面，如劳动分工与劳动力市场理论、两种生产的理论、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平衡工作和家庭的理论、劳动关系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等。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将劳动概念化和理论化是劳动社会学的使命，但正是这种日常性，使理论工作充满挑战，因此我关注这一领域学者们的研究，对其理论加以综述。首先，关注中国工人的现状和市场化变迁中阶级形成的理论，研究将工人带回到他们的工厂经验中，将工人阶级的形成视为工人的经验和共同利益的话语表达。同时，工人阶级并非整体，存在性别、城乡、年龄等的分化。其次，关注劳动管理的理论，特别是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最后，关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相信人的生活的完整性和生活的美学。总之，力求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倡导关怀经济和关怀政治，还劳动以人性的面孔。

劳动社会学的制度研究是对工会及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的研究。在对现有工会失望的情绪下，我的研究是努力发现工会的多样性和活力；在已有的工会制度框架里寻找发展空间，是现阶段保障工人利益的最可行的手段，工会研究亟待加强。

最后一部分是劳动关系和劳动政体研究，是我多年来对具体劳动和劳动关系的研究，研究中贯穿劳动过程理论，讨论各行各业的工作是如何被控制和管理的以及这些控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还有人们的反抗。1999～2002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工人职业生涯研究”；2002～2005年，合作主持福特基金会项目“公司治理与工人参与管理”；2006年，主持福特基金会项目“工会建设与矿业企业劳动安全”；2005～2007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研究”；2007～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问题”；2010～2013年，主持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国社会工作与实务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劳动用工制度和劳务派遣制度研究”；2011～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律构建研究”之子课题“新兴产业中的劳动关系发展”。我没有停止过对劳动关系的研究，积累的资料有千万字，但已发表的研究很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多待完成和待发表的论文。

严格地讲，我只是个记录者，真诚地记录下劳动者的声音和劳动者的现状，抑制泪水、愤怒和无奈，清醒地阐释比理论更重要的群体利益、公共政策和人文精神。在变动的时代，保持思想的活跃和坚守道德的底线，守着老一代社会学家坚持的有关劳动社会学研究，是为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