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与城市兴衰

城市史学者研究指出，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即经历兴起、发展、繁荣、衰退或再度繁荣的过程。从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地的政教性城市，到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作为帝国中心的世界大都市，再到后古典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性世界城市、中国的中央权力王城，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近代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以及今天的洛杉矶等后工业城市和亚洲东方城市的再度崛起。一部全球城市史就是一部不同地区、不同形态的城市交替兴衰的历史，一部不同城市不断经历其生命周期的历史。

那么，城市的生命周期是什么因素驱动的呢？

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谈到“成功的城市靠的是什么”这一命题时说：

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城市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些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生活，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1]

其中的“神圣的空间”指的是长期支配着大型城市的景观轮廓和形象的宗教设施，更重要的是这些设施所宣示的那份神圣。那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城市出现之初，文化在其中的意义就已经特别突出。这种意义持续至今。

在当今这个世俗化导向日见增长的时代，城市寻求通过高高耸立的商业建筑和有灵感的文化设施来重新产生神圣地点的感觉。此类做法激发了市民爱国主义或者敬畏的感觉。[2]

我们可以说，城市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物理属性，例如自然条件、建筑和道路等；一个是文化属性，包括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等。但是，即使是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兴衰。地理大发现结束之后，全球市场开始形成，城市兴衰的生命周期更是越来越由其文化属性所规定。

对于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论述更为深刻。他认为：

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基础层面是没有办法去发现城市的本质的。因为，城市更主要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新事物。城市的标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3]

可见，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确立城市的人文形态，并在城市中实现物化或外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的文化与其发展是无法剥离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以斯拉·帕克甚至认为：“城市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4]

也正是基于对文化在城市中的作用的肯定，简·雅各布斯指出：“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念，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5]

那份“特殊的深深眷念”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文化在城市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关键作用始终存在。国内学者也注意到文化与城市兴衰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刘士林在《城市兴衰的文化阐释》一文中指出：

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与丧失，不仅直接遮蔽了城市精神本质与意义，同时也使人是城市的目的沦为一句空话。这不仅是历史上的城市，也是当代城市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最严峻的挑战。至此可得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原理，即，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化亡则城市亡。[6]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化亡则城市亡”的论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明辨的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宣扬文化与城市兴衰关系上的这“两个凡是”。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一书中对中世纪城市如何被颠覆的分析，显示了文化与城市兴衰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16世纪以后，中世纪城市越来越像是一堆空壳儿”，“中世纪城镇最具创造性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其内部精神世界也发生着剧烈变化”，其原有形式“无法传达新内容”; [7]另一方面，“当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包括经典物理学，正在创造一种新秩序让有新的献身精神的人类去皈依，同时也正在创造出官僚阶层和商业企业主，创造出一种等级化的价值体系。而这一切的基础，又是服从着物质世界为第一、物质商品为第一的原则”。[8]

文化与城市的兴衰并不是必然地正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撑城市发展的是什么类型的文化。

在中世纪城市被颠覆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力量发生着作用，一方面是中世纪文化的精神萎缩，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中世纪城市在以激烈冲突形式出现的文化流动中走向衰落，文化却同时以复杂的形式，在文艺复兴的突变、巴洛克的主导和新古典主义的文化依存所构成的复杂变迁中，孕育着资本主义城市的新生与兴盛。

也就是说，文化与城市的兴衰并不是必然地正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撑城市发展的是什么类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否具有与经济、社会、技术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能力。

刘易斯·芒福德在修正帕特里克·格迪斯理论后提出的城市发展六阶段理论，可以印证这一判断。

在第一阶段“原始都市”中，村落社会兴起，这一阶段“经济和文化能量”获得“巨大增长”，“文化和生活相联系但受到生活经验的偶然性的局限（禁忌）”，“缺乏和其他文化的彼此激励的相互作用”，但村落“是城市的原型，它的保护、储藏和保持活力的方式是城市的本质核心”，“在赋予集体性的艺术以具体表现形式的同时，村落成了文化形式中最‘超凡脱俗’的”。[9]刘易斯·芒福德之所以说“村落一直是都市嫩芽破土而出的本质根源”，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文化与经济、生活、技术进步紧密相连，在原始都市中稚嫩却充满活力，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无限空间。

文化在城市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关键作用始终存在。

在第二阶段“城邦”中，“以寺庙或教堂为标志的城市统一和共同的生活方式”已经形成，“文化更多地得以保存”,“美学和道德的文化普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表达了一种有差异但仍然是同质的生活方式”。[10]这一阶段，文化以“美学”和“道德”形式从正面影响着城邦阶段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发展充满着正能量。

在第三阶段，“大都市”里“出现了文化的杂交，促进新的发明，促使改变原先的成规旧习”，“本能、想象和理性在伟大的哲学和艺术作品中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释放文化的能量”；但是，“虚弱的迹象开始在表象之下显现”，“越来越难以把截然不同的文化元素吸收和整合起来”，“人们只盯着金钱，作为成功的象征”。[11]这一阶段，文化总体上处在大规模的创新中，文化所释放的能量创造了“柏拉图笔下的雅典、但丁笔下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爱默生笔下的波士顿”。但文化与城市的兴盛已经处于城市发展上升曲线的最高点。

在第四阶段，衰落在“超大都市”中开始，“超大都市引入了一个文化激增的时代”，但“生产和分配工具的占有者让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服从于金钱的成就和财富的展示”，“道德感越来越冷漠而文化需求也越来越无力”，“主要从金钱的角度出发，文化产品本身，艺术、文学、建筑和语言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机械复制品取代了原创艺术”，“知识和生活相脱离”，“城市从作为联合的工具、文化的避风港，变成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12]这一阶段，文化在总量上急剧增加，但取向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城市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开始瓦解，向下衰落的周期开始。刘易斯·芒福德视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公元2世纪的罗马、18世纪的巴黎和20世纪初期的纽约为这个阶段的代表。

在第五阶段“暴虐城市”中，“寄生式的行为蔓延到经济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功能停止了所有高级的文化活动，没有任何文化的行为不和展示与费用有关”，“物质匮乏和文化退化”，“压制和政治审查”，“艺术和科学中不再有创造性的成果”。[13]

第六阶段则是“废墟城市”，“物质的城镇变得只剩个空壳”，正如巴比伦、尼尼微、罗马那样，“废墟城市，死亡之城，血肉之躯变成了灰烬，生命体变成了无意义的盐柱”。[14]“寄生”、“消费”、“不再有创造性”，直至“废墟”、“死亡”、“无意义”，是城市发展第五和第六阶段的特点和宿命，渗透其中的“文化”与前三个阶段的“文化”“判若两人”。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阶段论显然深受奥斯瓦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影响，将城市发展的过程与文明或文化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并对大都市充满悲观情绪和敌意。刘易斯·芒福德并没有明确的文化兴衰决定城市兴衰的观点和结论，因为他同样强调城市在文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他那里，文化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文化。其城市发展六阶段论过于悲观，但其中的观察隐约并深刻地揭示着，文化的繁荣伴随的并不一定是城市的兴盛，文化的类型与城市的兴衰本质相关。

对于文化的类型，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区分出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等八大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将人类社会六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明单位，即西方基督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朝鲜与日本文明、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玛雅文明、波利尼西亚文明、因纽特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分别研究了普韦布洛、多布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克瓦基特尔等三个不同的文化，并在《菊与刀》一书中对日本的文化类型进行了解读。此外，尼采在分析希腊悲剧时所使用的一组对立性概念——阿波罗型（日神型）和狄奥尼索斯型（酒神型）实质上也是对文化类型的一种诠释。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则提出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种文化，并认为各个文化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模式，而是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

对文化类型的这些经典的划分，每一种都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独到解读。但我们更关注在文化加速流动的当代，哪种类型的文化可以确保城市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这需要我们调整视角，对城市文化的类型做出深入反思和创新观察。

城市发展六阶段论过于悲观，但其中的观察隐约并深刻地揭示着，文化的繁荣伴随的并不一定是城市的兴盛，文化的类型与城市的兴衰本质相关。

注释

[1]〔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3页。

[2]〔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8页。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5页。

[4]转引自〔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3页。

[5]转引自〔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42～243页。

[6]刘士林：《城市兴衰的文化阐释》, 《学术界》2010年第2期。

[7]〔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73页。

[8]〔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80页。

[9]〔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325页。

[10]〔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326页。

[1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326～238页。

[12]〔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328～229页。

[1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329～230页。

[14]〔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郑时龄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230～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