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认同具体状况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为ISSP 2003。此次调查共包含35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奥地利、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捷克、斯洛文尼亚、波兰、保加利亚、俄罗斯、新西兰、加拿大、菲律宾、以色列、日本、西班牙、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法国、葡萄牙、智利、丹麦、瑞士、委内瑞拉、芬兰、南非、韩国、乌拉圭。接受调查的共有43977人。由于保加利亚和拉脱维亚缺少v18的数据，新西兰缺少v19的数据，智利缺少v47，南非缺少50～54，因此，将以上所述5个国家都排除，结果共有30个国家（或地区、民族）的36884人参与下列分析。

一 国家认同测验项目及结构分析

根据上文对国家认同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笔者界定国家认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上的国家认同标准；二是主观上对具体国家的自豪感。具体题目参见附录。

笔者选择出9个认同标准的题目，并对这9个题目的表述及含义进行理论分析，同时还选择了9个自豪感题目，并对这9个题目的表述及含义进行理论分析，共计得到18个题目。

1．国家认同标准的结构分析

通过对9个国家认同标准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所有数据的30%进行探索，其后对国家自豪感和接纳性的分析与此方法相同），我们得到9个题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1-2）。其中，祖先、出生地、生活地、宗教、生活习惯5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Shulman的分析可知，出生地、生活地等是代表了偏向族群方面的认同（ethnic national identity）（Shulman, 2002）。ISSP 2003的数据中将宗教、生活习惯以及祖先等加入后，也聚在该维度下，由于其代表的更多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沉淀、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国家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定义为“族群标准”。而尊重体制、会讲英语、自我感觉3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Shulman的分析可知国籍、语言、制度、感觉等代表了偏国家的认同（civic national identity）（Shulman, 2002）。本研究中，除国籍外，三项目均聚在一起，由于其代表的更多的是现代的、可以学习的特征、目前国家形成所依据的标准，因此，笔者为其命名为“公民标准”。国籍在两个因子上载荷基本相等。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该项目应当归属于公民标准。因此，笔者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1-1所示的模型载荷图。

表1-3列出的是模型拟合的各项指标。一般而言，RMSEA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1，大于0.9（越大越好），所拟合的模型是一个好模型。当样本量较大时，X2/df的值参考价值有限，GFI也应大于等于0.90，同样的TLI也应当在0～1之间，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证明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每个维度所包含的题目的分数求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ISSP 2003都是分数越低，表示认同程度越高，因此，笔者对分数进行逆算调整，具体方法是，原始数据库中非常重要的得分为1，比较重要得分为2，比较不重要得分为3，非常不重要得分为4。将其方向逆转，即非常重要得分为4，比较重要得分为3，比较不重要得分为2，一点都不重要得分为1。变成分数越高，表示认同程度越高，以便于更好地解释研究的结论。

2．国家自豪感的结构分析

对9个国家自豪感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9个题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1-4）。其中，民主、社会安全、经济、政治、公平对待每一个人5个项目聚在一起。根据Hjerm研究对ISSP 1995年数据的分析可知，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公平等方面似乎是和国家或者国家的政策联系起来的，称为国家政治自豪感（national political pride）, ISSP 2003数据中这5个项目也聚在该维度下。笔者也命名该维度为国家政治自豪感。而体育的、科学的、文化的、历史地聚在一起，笔者也借鉴Hjerm的命名，称之为国家文化自豪感（natio -cultural pride）（Hjerm, 1998）。

值得注意的是，军事项目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都相对较低，而且基本相等。因此，笔者排除了该项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对于10年前而言，军事引起人们自豪感的程度相对有所降低。当然这也可能与本研究的被试范围更广有关。

因此，笔者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如图1-2所示的模型载荷图，模型拟合的指标参见国家认同标准部分所示。综合判断表明，模型的拟合系数较好（见表1-5），这个结构是合理的。

每个维度所包含的题目的分数求算术平均数，即可获得该维度的总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ISSP 2003都是分数越低，表示自豪程度越高。因此，笔者对分数进行逆算调整，具体方法是，原始数据库中非常自豪的得分为1，有点自豪的得分为2，比较不自豪的得分为3，一点都不自豪的得分为4。将其方向逆转，即非常自豪的得分为4，有点自豪的得分为3，比较不自豪的得分为2，一点都不自豪的得分为3。最终变成分数越高，表示自豪程度越高，以便于更好地解释研究结论。

二 不同群体国家认同的状况分析

1．不同群体国家认同标准的分析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群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6所示。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公民标准还是族群标准的重要性上，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国籍的有无等都会影响个体对国家认同标准的判断。

由于本数据库所用的被试样本量较大，单因素方差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差异的显著性，因此，笔者又进行了效应值的检验（cohen f2）。依据Cohen在1988年提出的效应量大小标准，f2≤0.02，小；0.02 ＜ f2＜0.15，中；f2＞0.3，大。笔者认为中等大小的效应量是有统计意义的。

据此，笔者认为，年龄对认同标准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公民标准还是族群标准，都有年龄越大者认为标准越重要的倾向。其他条件不变，年龄越大者认为标准的重要性越高，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年龄较大者对于判定国人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对每个指标的重要性看得都比较重，也可能重视的指标比较多。这可能正是全球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全球化理论的影响下，年轻人的国家观念在逐渐淡薄，而老年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较少，对国家的界限的认识还相对较强。当然这也可能与不同年龄段的人性格特征的不同有关，年龄越长的越慎重对待各种事情，表现出了更严格的认同标准。

此外，受教育水平对族群标准的影响是显著的，受教育水平越高者认为族群标准越不重要。该结论在一定程度证实了Kunovich的教育程度越高总体国家认同越低的结论。同时也符合kunovich对于教育程度可能会提高国家倾向认同的趋势（kunovich, 2009）。尽管笔者并未得到教育程度高者国家倾向的认同的得分更高，但至少并未得到教育水平对公民标准的抑制趋势。正如认知技能理论（cognitive skills theory）所说，认知技能越高者会更好地将自己表象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组（例如，是欧洲人而不仅仅是德国人）（Kunovich, 2009）。而且学历越高，接触面也越广，对于族群的一些标准进行一定的思考，他们可能会认为，例如血缘、历史等这些与生俱来的、不能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标准已经与目前的全球化的趋势不相匹配。因此，在主观上对其认可度便有所降低。但现代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语言等特征并没有表现出可能的局限性。因此，学历越高对传统（族群）认同标准的推崇下降，但对公民标准的推崇并没有降低。

最后，通过相关样本t检验，笔者对两种认同标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t（36883）=199.726, p=0.000，效应值ES=1.040（ES＞0.8，表示较高的效应值）。这表明人们对两种标准的重要性程度的判断是有显著差异的，总体上看，公民标准得分更高。这也可能说明人们更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定义，而对于血缘、传统（族群）等标准的重视程度变低了。

2．不同群体国家自豪感的分析

对不同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以及国籍状态的国家自豪感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7所示。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国家政治自豪感还是国家文化自豪感上，性别、受教育水平、年龄、国籍都会影响个体对标准重要性的判断。

同样，由于本数据库所用的样本量较大，因此单因素方差分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差异的显著性，因此，笔者又进行了效应值的检验（cohen f2）。同样依据Cohen在1988年提出的效应量大小标准，f2≤0.02，小；0.02 ＜ f2＜0.15，中；f2＞0.3，大。笔者界定中等大小的效应量是有统计意义的。结果表明，不同群体在国家自豪感的两个维度——国家政治自豪感还是国家文化自豪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并不显著，但仍可看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自豪感在降低，这与Evans和Kelley关于教育程度越高科学技术、体育以及经济自豪感越低的结论（Evans & Kelley, 2003）以及与Smith和Kim的低水平的教育与较强的国家自豪感强相关的观点（Smith & Kim, 2006）也有一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有国籍比无国籍者表现出更多的国家政治自豪感。但在国家文化自豪感上的自豪感并无差异。可以认为，无国籍的人对于科技文化、历史、体育等方面的自豪感并不见得比有国籍的人少，但没有国籍者却没有更高的政治自豪感。这可能与国籍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密切有关。

最后，总体看来，人们对国家的政治自豪感要显著低于对国家文化的自豪感，t36883=184.610, p=0.000，效应值ES=0.961。自豪感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说明，目前这些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还有一部分在国家政治方面做得不是令国人很满意，至少不能保证和国家的文化传统等同样让国人满意。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对国家文化和国家政治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不同。相对而言，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历史、体育、文艺领域的成绩通常是比较宽容的。而对于国家政治相关的民主、政治影响、经济进步、社会安全系统等的要求却比较苛刻。之所以会有判断尺度的不同，一方面可能因为政治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切身体会，自然要求更具体、更多。而文化等并不直接影响个人的生活发展等。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文艺、历史等内容相对不易与其他国家形成比照，而民主等政策内容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横向对比。因此，对于不同的国家可以视具体的情况应对这些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