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毛泽东不再愿意在美国日益加剧的挑衅面前无动于衷或沉默不语了。他在一篇写于延安窑洞的著名文章里警告说，有一个华盛顿和重庆共同制造的阴谋，“一俟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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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怀揣着《共产党五点建议》，如同怀揣着诺贝尔和平奖，兴冲冲登上了延河边上那架停放了三天的飞机。
情况竟和他的设想吻合得天衣无缝：
凭借这份他和毛泽东已在文本上签了字的条款，诱使共产党至少派一个代表前往重庆，以便在那里开始比较认真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呢？蒋介石即令不会接受这些条款的全部，至少也会接受足够的部分以利于促进谈判。这就是说，如果由于赫尔利本人的努力，促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他将在中国、美国，甚至全世界获得令人眼红的荣誉。
而这一切，现在都显示出极大的可能性。
周恩来，这位共产党的权威代表，此时正坐在赫尔利的侧旁。按照赫尔利天真的功利主义的念头，机舱里的这个座位他原本是留给毛泽东的。可是这位共产党领袖拒绝了赫尔利要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讨论条款的建议。用毛泽东的话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派周恩来去重庆开始同国民党谈判，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你的努力。”
对于赫尔利来说，剩下的事情，便是努力去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了。
飞抵重庆，顾不得风尘仆仆，赫尔利从白市驿机场直接驱车去了德安里。蒋介石拉着他的手，刚刚在客厅的沙发坐定，他就灵感般地开始了他的话题：
“委员长先生，你还记得我去延安之前，去了歌乐山主席官邸吗？嗯，10月31日，那天是你的生日，所以一进大门我就对你说，‘今天我的寿礼是把美国英俊的将军魏德迈请到中国来了，他已在上午到达重庆’……”
“记得，记得。我难得有那天那样高兴！”蒋介石笑容满面道，“你的寿礼不仅是送给我的，也是送给中国战区的。也许你还不知道，选择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时候，我之所以选择了魏德迈将军，是因为从开罗开会回来途经加尔各答时我与他见过面，他对我的尊敬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赫尔利趁热打铁道：
“那么，委员长先生，今天，11月10日，我同样给你带回一件礼品。虽然它来自延安，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它同样会给你留下良好的印象的。”
说到这里，赫尔利把手伸进西服内袋，魔术般地掏出了《共产党五点建议》。是的，他在耍魔术。为着给自己留有余地，他把那份签着毛泽东和他本人名字的文本锁进了公文包，此刻掏出来的，不过是抄件而已。
虽然如此，蒋介石过目之际，那愣愣的目光似乎碰到了锋利的刀刃，非但把他的笑容削了下来，连光滑的额头也雕刻出道道青筋。
一抬头，他逼视着赫尔利：
“这是怎么回事情！将军，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赫尔利双目圆睁，满面绯红，“我并不代表国共谈判双方的任何一方，我代表的仅仅是美国总统，以及他的为促成中国问题得以解决的政策。这，难道连委员长先生也表示怀疑么？”
蒋介石余怒未息：
“那么，我问你，条款中的这些话，什么‘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呀，什么‘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呀，究竟是什么人写上去的？因为这不是中国人——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通常使用的句子。除非他学过美国宪法，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委员长先生。”
赫尔利冷冷一笑道：
“你根据我们头碰头地起草了《协议的基础》的经验，现在怀疑我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头也碰在一起，参与拟定了共产党的建议。而这两份文件又是相互抵触的，由此你开始把仇恨的目光对准我，我的热情，我的努力，甚至我的人格，我的尊严。”
蒋介石摇摇头，语气有些缓和：
“我不是这个意思。相反，我相信你的一切。如果说我对美国人确实开始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只是这样两个人：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以及以后去延安的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我怀疑他们已经被共产党争取过去，正在共产党的操纵下，效力于反对国民政府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阴谋。”
赫尔利微微一愣，但没有改变话题：
“两个美国人的事情随后待查。而共产党的这份建议，我想现在就能够听到委员长先生的意见。当然，五条全部接受是不现实的，那么一条呢？难道就没有一条接近你的看法，从而为紧闭的谈判之门启开一道缝隙？”
“缝隙就是漏洞！千里之堤，毁于一穴。我是不会上共产党的当的。”蒋介石瞟了一眼赫尔利：“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条款的自身，而在于国共谈判之初，究竟谁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你想想，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我们提出来的协议基础，他考虑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嘛。所以，谈判就跟打仗一样，交手之前，我们必须抢占有利地形……”
“这个我懂。”赫尔利不耐烦地说，“我想请教委员长先生的是，面对共产党的建议，国民政府方面是否可以置之不理？”
蒋介石眯眼笑道：
“理还是要理的，而且方法非常简单。他们的建议不是带过来了吗，我们就在他们的建议的基础上再提一个我们的建议，然后给他们送过去了事。”
赫尔利显然被蒋介石近乎轻佻的回答激怒了。他去延安，虽是戴维斯邀请的结果，却是事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的。而那份由他带回重庆的《共产党五点建议》遭到断然拒绝的理由之一，他认定是蒋介石蓄意要使他在共产党人的眼里黯然失色。
他想大发其火。
但是忍住了。倘若罗斯福召他回国，结束总统代表的使命，那么他在离开重庆的时候再找蒋介石算账不迟。反之，他不准备轻举妄动，即便不为总统而为个人计，他也不愿意去当第二个史迪威。
就在赫尔利要么咬牙切齿，要么唉声叹气，在两浮支路招待所整整龟缩了七天之后，他突然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罗斯福正式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
这下，赫尔利明白了一切。
被他取而代之的原驻华大使高斯，仅仅因为主张对共产党实行开放而被蒋介石视作史迪威的同伙。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高斯的厄运本不在意料之外；然而，作为同一问题的一部分，赫尔利却从中获得了明显的暗示：对于罗斯福来说，他本来似乎已经朝着一项新的政策前进，可航船又改变了方向。对于赫尔利来说，他必须在渐渐疏远延安的过程中，真正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
蒋介石也似乎明白了一切。
就在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的当日，他叫宋子文跑了一趟大使馆。没有鲜花，没有贺礼，这位外交部长的使命是把《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送交到赫尔利的手上。
赫尔利轻声读道：
“第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了达到迅速打败日本的目的，希望有效地统一全中国的军事力量，期望战后举国一致地进行建设，乃同意作为战时措施，在国民大会召开前，给予共产党以合法政党的直接承认，并收编共产党的正规军为国家军队，在此之后，该军的薪俸、津贴、武器弹药及各项补给将获得同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
“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政府进行的爱国战争，并在战后的建设时期，将其全部军队交与国民政府控制，归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第三，为共产党所赞同的国民政府的目的，是实现孙中山的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并将执行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的进步和发展的政策。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纲要的规定，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权，但必须服从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特殊需要。”
赫尔利边读边想，较之共产党的条款，如果说这份建议不过在某些方面得到一点微弱的反映，那么结尾那句用来压轴的话，则使这份建议的精神受到严重的限制，让它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
想归想，说归说。当宋子文问及对《中国政府三点建议》的意见时，赫尔利竟刷地站起身来，然后振臂高呼道：
“好！好！如此公平合理的条款，这般简明扼要的语言简直是一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杰作！嗯，部长先生，你知道我现在想起了什么？我想起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中国现在却是国共合作、两党谈判！”宋子文皱着眉头，没好气地说，“正因为这样，委员长特意要我和你一起认真研究，仔细推敲，万万不可信日开河，胡说八道。”
赫尔利坐回沙发，非但没有脸红，反而神色庄严了。他明白，这是蒋介石对他的考验，而他下定决心，要在蒋介石的眼里重新大放异彩。
“部长先生，诚如委员长先生要求我们做到的那样，从‘认真’与‘仔细’的意义上讲，《中国政府三点建议》还是有修改的余地的。比如第二条，为什么后面不能加上一句‘委任共产党部队中的某位高级官员为全国军事委员会成员呢？’我去延安之前，委员长先生给我讲过这句话，我去延安以后，把这句话告诉了毛泽东。虽然看来不起作用……”
宋子文忿忿然道：
“你既然知道不起作用，那又把这句话加上去做什么？”“正是因为不起作用，才更应该加上去呢。”赫尔利一本正经地说，“你想想看，《中国政府三点建议》是如此直接地拒绝了《共产党五点建议》如果其间连一点调和的东西都没有，国民政府怎么能够向公众表明谈判的诚意呢？而一旦加上这句话，不仅诚意有了，努力有了，较之上次没有这句话的《协议的基础》，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进步。”
宋子文眨巴着眼睛道：
“大使先生是否在说，我们修改后的三点建议只是给老百姓看的，而无须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了？”
“不。如果我们的修改意见能够得到委员长先生的同意，那么我主张把正式文本立即交给共产党人。”赫尔利冷笑道，“老实说，我们要老百姓看的不是《中国政府三点建议》，而是《中国政府三点建议》如何被共产党人直接地拒绝了的事实！”
宋子文点点头，忍俊不禁道：
“大使先生，听了你刚才这番话，我才知道委员长误解你了。是的，他对我讲过，如果说史迪威错就错在太了解中国，那么你呢？错就错在太不了解中国。可是，现在依我看来，你的错误已经在你的悟性中消失了。这是我需要把它当成好消息向委员长报告的，当然，连同你对我们的三点建议的出色修改。”
“中国有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赫尔利又得意起来，“请部长先生转告委员长先生，并且请他放心，我既然能够把《共产党五点建议》带回来，也就能够把《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送过去……”
宋子文吓了一跳：
“怎么，你又要去延安？”赫尔利不敢相瞒：
“不，延安方面有人在重庆。”“谁？”“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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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里，周恩来斜靠在紧挨窗口的座位上，俯视着下面昏沉而迷茫的云空，一句话也没说。
该说的已经说了。
当他在重庆化龙桥红岩村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收到并仔细地阅读了《中国政府三点建议》后，当即便得出再继续待在重庆没有任何意义的结论。于是，他要求赫尔利提供飞机，送他回延安。
由于气候恶劣的缘故，飞机迟迟不能起飞。可是这天清晨，赫尔利却早早地到了。跟在他身后的，有魏德迈，有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以及二十多天前和周恩来同机到达重庆的包瑞德。
“你们这么多人是来为我送行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不敢当呵！”周恩来笑了笑，大智若愚地说。
赫尔利陪着笑脸，却显得吞吞吐吐：
“副主席先生，虽然我们是美国人，但是关于《中国政府三点建议》，难道不能够和你认真地谈一谈吗？”
“哦，原来你们是来当说客的。”周恩来又笑了笑，“这样好不好，我周恩来才疏学浅，绝没有舌战群儒的本事。但我学过速记，我将把诸位的高见记录下来，然后带回延安交给毛主席。”
赫尔利皱起眉头说：
“这就不好了。不管怎么说，《中国政府三点建议》毕竟是有积极因素的。副主席先生对此难道就没有一句话可说？”
“大使先生既然怪罪于我，那我就来说一句吧——”
周恩来从容直言：
“我们完全理解，大使先生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共产党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你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你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委员长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大使先生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去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这句使得几个美国人一时哑口无言的话，此刻却使得机舱里的周恩来陷入了深长的沉思。是的，谈判的艰涩，正如同重庆至延安的航线，受阻于中途，他已经有过三次大致相同的经历了：当飞机进入异常寒冷的秦岭上空，飞机的螺旋桨突然甩出来一块块冰块，冰块撞击着飞机的两侧，发出阵阵碎裂的声音，好像有人抡起大锤要把机身敲得个稀烂似的。
这时候，机长来到机舱，用颤抖的声音对周恩来说，“我已经用尽了在中国各地区飞行的各种办法，现在只能折返重庆。”而在重庆上空，飞机需要周而复始地盘旋，直到被气流融化了的冰块从机翼上掉下去，才能得以安全着陆。
包瑞德担心的，正是周恩来的安全。为着不关闭进一步谈判的大门，他奉赫尔利的命令陪同周恩来返回延安。这样，前面三次危险他也经历了。现在，当第四次飞行眼看又要飞到秦岭上空时，他索性从机舱一侧坐到另一侧来，以便紧紧挨在周恩来的身边。
谢天谢地，这次飞越秦岭的崇山峻岭时，螺旋桨没有冰块甩出来。飞机下降时，已看见八百里秦川。就是说，再有一段短短的航程就能飞抵延安啦！
包瑞德终于放下心来。他本想和周恩来说笑几句，以松懈一下这些日子以来逐步增长的紧张气氛。但是，周恩来依然斜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一句话也没说。以致在包瑞德看来，一种紧张气氛现在被另一种紧张气氛代替了，周恩来的精神世界里，依然是昏沉而迷茫的云空。
可是，稍过片刻，周恩来突然扭头道；
“上校，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头。按说我们现在应该到达延安了。我想飞机现在是向西飞，而不是向北飞。”
包瑞德伸颈从机窗朝外看去，下面果然是陌生的山岭，荒无人烟的沼泽，甚至还有黑洞洞的万丈深渊。他眼冒金星，大惊失色道：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油料用完，强行着陆？不！那边根本没有机场跑道……”
周恩来想了想，雍容镇静地说：
“你赶紧去让飞行员调转180度，然后往前飞，直到我们到达一条河的上空。那条河就是渭水，过了渭水再朝北飞——”
包瑞德这样做了，飞行员这样做了，很快地，他们都清楚地看见了那作为延安的标志的宝塔。
包瑞德却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如果可能，他将在他的窑洞里酣睡三天三夜，以抗衡一个恶梦的降生。然而，下了飞机，周恩来却邀请他一道去了另一个窑洞——毛泽东的办公室。
办公桌上散乱的文件，现在被周恩来带回的一份抄写得整整齐齐的记录稿代替了。包瑞德一看便知，那里头记录着几个美国人和周恩来的谈话。
而毛泽东看完这份谈话记录后，先朝周恩来点点头，随即开始了和包瑞德的谈话。
“上校，诚如你知道的那样，赫尔利将军把我们的五点建议看成是向国民党讨价还价。那好，我现在请你转告他，五点建议将是我们的最后条件，最后答覆！因为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所以，我们将不再作出任何让步！”
“主席先生，你讲的只是赫尔利将军的看法。”包瑞德微微笑道，“要是依委员长先生的看法的话，他认为你们的五点建议是逼他下台的手段……”
毛泽东呼地一下站起来，勃然大怒：
“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
“可是我不是蒋介石呀。”包瑞德鸣冤叫屈道。
“嗯嗯，你不是蒋介石，你是包瑞德。”毛泽东坐回木凳，很快冷静下来：
“另外，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也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包瑞德皱皱眉头，然后正色道：
“主席先生告诉我这件事的用意，如果在于听听我的意见的话，那么恕我直言，你们这种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置疑的事实证实了。”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稍有沉默，包瑞德目光黯淡地说：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席先生。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
“可以这么说，上校。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毛泽东从胸部猛力推出他的双手，“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包瑞德另辟蹊径道：
“魏德迈将军对副主席先生说过，如果你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你们武器，并派出美军军官训练你们。对此不知主席先生持何种态度？”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自然衷心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那么，我们不会，或者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义，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么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包瑞德无话可说了。
虽然离开重庆时，赫尔利和魏德迈希望他尽到一切努力，去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即赞同这些条款的观点，以便派周恩来回重庆继续谈判。但是，对于这两位同样勇敢、机智、坚定的共产党领袖，他明白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翌日，包瑞德便飞返重庆。
当他从白市驿机场驱车直抵军政部招待所的时候，赫尔利已站在台阶上等候多时了。
“有什么急事么？将军。”包瑞德疑惑地问。
“嗯，我刚从德安里回来，委员长又提到戴维斯的事。”赫尔利拾级而上，边走边说，“戴维斯最近在延安大放厥词，说什么重庆谈判必将失败，揭示美国政策真相的新时刻即将到来，还说什么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赫尔利突然站住了：“上校，你这次去延安，没有和戴维斯商量什么吧？嗯我相信你不会自行其是的。有消息说，他力图说服我和魏德迈将军，即使蒋介石拒绝同意美国和延安进行军事合作，他也准备通过战略情报局和共产党人一起去执行一项不予宣扬的军事计划。”
包瑞德嗤之以鼻道：
“将军，我们美国人是否总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如果你也这样看的话，那么我只想告诉你，延安绝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而且不管别人施舍的是什么。这便是我现在来向你报告的内容，因为它是我这次去延安的全部收获。”
“听你讲话的意思，国民党的三点建议是被毛泽东蛮横而粗暴地拒绝了。”赫尔利走进他的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哼，他究竟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招？”
包瑞德直言以告：
“我只能这样说，毛泽东精心采取了出色的行动，在其对国民党三点建议的反应中，既有由衷的愤怒，恳切的要求，也有真正的威胁。而且，依我看来，他的威胁是直接针对将军你本人的。”
“他是怎么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赫尔利涨红着脸说，“你要详细告诉我。”
包瑞德娓娓道来：
“那时激烈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毛泽东已经心平气和了。但是，就在他把我送到窑洞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你大概记得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都签了字的《共产党五点建议》吧。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在上面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都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赫尔利脸色发青，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妈呀，毛泽东想捉弄我，我绝不屈服于他的威胁！”茶几上的咖啡杯摔落在地，有几滴咖啡溅到了包瑞德的脸上，以致他不得不鼓起勇气提醒这位将军：
“可是我不是毛泽东呀。”
“你不是毛泽东，可是你至少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赫尔利指着包瑞德的鼻子说，“作为对你的警告，我现在宣布对另一个追随者的命令：戴维斯立即离开延安，离开中国，到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受新职。”
戴维斯就这样被赫尔利撵到苏联去了；而包瑞德呢？很快又被派往延安，虽然他事前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延安了。
由于魏德迈当时不在重庆，命令是他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将军向包瑞德下达的：
“上校，你这次拜访共产党人的目的，是通知他们的领导人，击败德国人以后，正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你去询问一下共产党人，当这个师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之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他们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这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军用品。当然，你必须向共产党人表明，你同他们的会谈纯属探索性的，因为这个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派来中国，现在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包瑞德自然不会忘记赫尔利对他的警告，于是慎之又慎地问：
“赫尔利将军知道这件事情吗？派我去延安，也是他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我向你保证。”
既然如此，包瑞德第二天到达延安后，当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派他来讨论的问题。而且，不出他所料，对于共产党控制地区内有一支大规模美国部队的前景，这些领导人是相当高兴的。他们向包瑞德保证，如果美军空降师能够派来，他们不仅提供所需要的全部供应品。而且还准备在这个师到达目的地后，就其作战计划接受咨询，以密切联系，配合行动。
当包瑞德功德圆满地回到重庆的时候，也许是对他的嘉奖，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升迁：美军观察组组长的职务自当免去了，他被任命为驻昆明的美军中国作战指挥部参谋长。而且，到达昆明不久，他就得知魏德迈已提名他晋升准将的消息。剩下的事情，便是伸出双手迎接那颗即将落在他的肩膀上的星花了。
然而，几乎在转瞬间，那颗星花随着他的将官梦一起消失了。因为就在这时，宋子文伸出了一只手——
国民党派在延安的间谍向宋子文发回报告说，包瑞德已经向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美军空降师，而宋子文竟不问青红皂白地马上赶到赫尔利那里，要求他作出解释。
赫尔利震怒了！明知宋子文是在寻找借口，但事情已经演变成为：要么他对包瑞德造访延安一无所知，要么他把这件曾被告知的事情全然忘了。而其间任何一种解释，都将使他陷入有悖于倒向国民党一边的立场的窘境。于是，当着宋子文的面，他给美国陆军部拍去电报，要求取消晋升包瑞德为准将的提名。
灾难就这样落到了包瑞德的身上，当他在昆明得到消息后，忍不住抓起电话对着赫尔利一声大吼：
“我要在罗斯福总统那里控告你！”
7
罗斯福静静地坐在轮椅上，望着白宫后院那棵被大雪压弯了枝头的马尾松，禁不住好一番长叹短吁。
是的，两个月前，他虽然以432张选票对99张选票击败杜威，赢得了连任第四届总统竞选的胜利，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的精神站立起来。因为，他知道，就在他的胜利的背后，隐藏着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事情是由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引起的。
就在这位倒霉的将军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记者阿特金森的专稿《中国：正在接受美国的三叩九拜》。专稿是以揭露史迪威被召回的内幕为内容的，作者愤怒而深刻地写到：
“史迪威的被召回，代表一个垂死的反民主体制的政治胜利，美国至少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们所信任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首脑蒋介石，正在为中国的急剧瓦解惊慌失措……”
就在专稿见报的当日下午，美国各大报纸的记者们，太平洋学会的学者们，以及左派作家们纷纷涌进白宫，包围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微笑是热忱的，他的解释却是冰冷的：“史迪威的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与蒋委员长不合，而与美国对日战略，对华物资供应及国共关系协调，都没有丝毫关系。”
罗斯福的解释显然无法平息由阿特金森的专稿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于是，新闻界打定主意，要借史迪威飞抵华盛顿的东风，把这堆业已点燃的干柴烧成熊熊大火。
然而，史迪威降落的时间是夜幕时分，地点是军警严密封锁着的军用机场。就连陆军部参谋长马歇尔，也是在深更半夜见到他的。
“这两天美国都开锅了，为你回来的事。”马歇尔垂头丧气地说，“不过你还得尽快离开华盛顿，为了防止事态扩展，罗斯福总统希望你偕同妻子去卡梅尔休假……”
史迪威猛地抬起头来：
“这，这都是为了那个老软脚蟹再次当上总统吗？”
“这自然是政治的需要。”马歇尔含糊其词地说，“你就看在我这个老朋友的份上，大选之前闭上你的嘴巴，远远地躲起来吧！”
史迪威远远地躲起来了。也许正因为这样，马歇尔此刻才能端坐在罗斯福的面前。
那么，1945年新年伊始，罗斯福还寄望于马歇尔为他做些什么呢？
“中国问题仍使我深感痛苦，以致史汀生将军认为已经无法合情合理地讨论这个问题了。”罗斯福心事重重地说，“今天我把你请来，只是想让你看一份赫尔利将军在昨日，也就是1月14日从重庆拍来的紧急电报。”
马歇尔认认真真地看了，反应却是冷淡而迟缓的：
“总统先生，赫尔利将军在电报里提醒你，现在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按照他的说法，有一些不忠诚的美国人已经唆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信，可以拒绝接受和国民党妥协的方案，而谋求华盛顿的直接支持和承认。但是，我不明白，他向你控告的究竟是些什么人？难道这些人又要步史迪威、戴维斯和包瑞德的后尘，一个个被他撵出中国才算大功告成吗？”
“他倒不是这个意思。由于赫尔利将军敏锐地发现了，在我们美国陆军和战略情报局中确实存在着同情共产党的派别，我才认为他正在做着了不起的工作——”罗斯福为赫尔利辩护道：“就在前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背着赫尔利将军交给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直接转送给华盛顿。因此，如果说我接到这封信时感到奇怪的话，那么看完这封信后我就感到吃惊了……”
马歇尔哑然失笑道：
“莫非又是一封共产党人的咄咄逼人的信么？周恩来回延安后给赫尔利的那封信我见过影印本，‘除非撤除对延安的封锁，释放政治犯，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接受五点建议为全面谈判的基础，否则决不会重新和国民党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这口吻倒是十分强硬，同时也是十分古板的。”
“恰恰相反，我收到的这封信措词十分平缓，想法却十分灵活。”罗斯福惊魂未定地道：“延安的共产党人希望派一个非官方小组向美国官员和公众陈述与解释关于中国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且，如果作为美国总统的我，能够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而愿意接待他们，他们就决定前往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
“总统先生无疑是拒绝会见这两位共产党人的，我想，这也是赫尔利将军在紧急电报里所要表达的意思——”马歇尔沉默了一会儿：“虽然如此，我想象得出来，延安的共产党人是多么尽力地去冲破蒋介石与赫尔利将军的封锁，去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即便为着共产党人一定的信任，即使为着延安和莫斯科的进一步疏远，我也会同意他们出访华盛顿。”
罗斯福笑了。当他发现马歇尔只配当他的陆军部参谋长的时候。
“你的思路仅仅对了一半，将军。知道么？我现在考虑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理所当然地拒绝延安共产党人访问美国，千方百计地进一步疏远延安和莫斯科的关系。这样，走投无路的延安共产党人就会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来了。而以上两项，后者是不需要前者作为条件的。譬如说，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我就有可能赢得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
马歇尔疑惑不解地问：
“总统先生怎么突然有了信心，难道你不认为这个方针在概念上存在缺陷吗？”
“将军，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犹豫上的。况且重要的是行动，而我们早已开始行动了。”罗斯福目光定定地望着马歇尔：“还是在华莱士副总统出访中国之前，我就召回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和他讨论了莫斯科对中国的态度。当哈里曼告诉我说，斯大林决意挽着毛泽东的手并肩站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的时候，我让哈里曼给斯大林捎去一个口信。这个口信稍后见了《华盛顿邮报》，不知将军还有印象没有？”
马歇尔点了点头说：
“我只记得，总统先生力图使斯大林相信，蒋介石才是能使中国团结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应当遭到破坏。如果中国陷于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力抵抗运动将化为乌有……可是，在我的印象中，苏联方面对你的口信并没有什么反应呀。”
“时间是个好宝贝。你还记得赫尔利将军是怎么去中国的吗？”罗斯福眯觑着双眼，不无自得地说，“是的，他选择了一条奇怪的路线，途中绕道去了莫斯科。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经表现出对中共的冷漠态度了。他向赫尔利将军保证，克里姆林宫将既不支持延安也不反对重庆。将军，你难道不认为我们已经迈出了复杂策略的第一步？”
马歇尔却摇了摇头道：
“根据我和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的保证是需要付出报酬的。如果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重申了上述保证，但接着就表示要提高他以前提出的补偿条件，诸如希望控制旅顺、大连，以及两条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道同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的满洲铁路干线。那，总统先生又如何作答呢？”
“这正是我要和斯大林讨论的问题。”罗斯福踌躇满志地说：“那就等我从雅尔塔回来，再继续我们的谈话吧。”
2月中旬，罗斯福回到华盛顿。
和刚刚离开的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冰天雪地相反，当他坐着轮椅又来到白宫后院的时候，那棵马尾松果然新绿点点。然而，也许只有他才注意到了，被大雪压弯了的枝头并没有因为大雪的融化而挺直身腰，相反，它越发显得佝偻了。
身材高大的马歇尔依然端坐在罗斯福的面前，不过，今天他是主动的。
“总统先生，雅尔塔秘密协定我已过目。唯一感到有点儿新意的，便是苏联同意在战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向日本宣战，以换取盟国在远东作出各种让步……”
“你说错了，将军。”罗斯福打断马歇尔的话，没好气地说，“是盟国在远东作出各种让步，以换取苏联同意在战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向日本宣战。要知道，是我劝告斯大林同蒋介石政府商订一项条约以取得苏联所要求的满洲港口和铁路特权的。”
马歇尔抿嘴笑道：
“那么，总统先生一定以为，只要争取苏联以某种形式保证国民党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享有统治权，上述办法就可以使美国不必承担剥夺中国领土的责任了。是这样的吗？”
“当然。我是希望苏联的这项租借条款不致于正式侵犯中国的主权的——”
罗斯福瓮声瓮气地说：
“况且，斯大林也表示乐意接受。他好像比我更希望让中国留在美国的阵营，以换取苏联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他甚至催促我说，如果宋子文4月底前来莫斯科，就能够安排关于签订条约的正式谈判。”
马歇尔皱着眉头问：
“连谈判方案也出台了么？”
“出是出台了，不过麻烦得很。”罗斯福忿忿不平道，“会议期间，莫洛托夫把正式草案递交给哈里曼，而措词却与斯大林对我说的有了区别，租借两个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字‘国际化’经过交涉、抗议、修改，最后同意了这样的方案：苏联租借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大连国际化……”
马歇尔惴惴不安起来：
“是谁最后同意了这样的方案？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只有美国、英国、苏联而没有中国。即便如此，总统先生也应当尽早根据会议协定的有关条款，把要求中国应放弃的那些权益通知给中国政府，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呀！”
“我明白你的意思，将军。你的意思是说我背着蒋介石把中国卖给了斯大林。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罗斯福铁青着脸说：“苏联红军现在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他们最后将在中国本土发动一场进攻日本关东军的战役。因此，承认苏联扩大其势力范围的现实，以便取得苏联在战后外交方面的合作，从而为遏止苏联向西欧和中国继续扩张提供最后的保证，这，就是我力求在雅尔塔做成的那笔交易了。”
罗斯福看了马歇尔一眼：
“至于你说的通知中国政府以征求意见的事，我看几乎是多余的。因为斯大林赞同了我的想法：即使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一个国共联合政府，也最好由蒋介石保留统治地位。而这，正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况且，由于我和斯大林都对中国人的保密措施表示怀疑，所以决定暂时不告诉任何人，包括蒋介石。”
“那么，我是否应当告诉你一件包括蒋介石都意想不到的事呢？”马歇尔不慌不忙地说：“总统先生的初衷，是先在雅尔塔会议上赢得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然后再迫使中共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可是，就在你前往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传话给重庆的赫尔利，说周恩来即将前往重开谈判。而当你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周恩来也回到延安了。”
“你知道谈判的内容么？”罗斯福迫不及待地问。
“老一套。周恩来仍然坚持必须把共产党的五点建议作为组织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蒋介石呢？态度也和过去一模一样，只在毫无实权的军委会中给予延安几个象征性的职位，而作为条件的是共产党人必须放弃全部军队和全部地盘……”
罗斯福静静地听着。在马歇尔重复这些内容时越来越不耐烦的语调里，他苦苦地寻找着什么东西。找到了？抑或没有找到？反正隔了半晌，他才喃喃作语道：
“天底下确乎有些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中国土地上受美国支持的政权终究会垮台，那么不是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勾结，而是由于一些基本上属于国内的因素所致，这些因素不过掺杂了美国的不可思议的失策罢了……”
“总统先生，你——”
望着罗斯福恍恍惚惚的神情，马歇尔不觉手足无措起来。
“我怎么啦？嗯，我要问你。”罗斯福神智清醒地说，“你刚才告诉我的事情，是谁人告诉你的？”
马歇尔反倒糊涂了：
“谢伟思。不过，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8
阳春三月，正当美军观察组成员、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在波光粼粼的延河岸边清洗衣服的时候，他接到了赫尔利要他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
他没有感到突然，也没有感到后悔。望着那哗哗东去的流水，他沉浸在一种义无反顾的令人欣慰的回忆中。
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赫尔利和魏德迈就结伴而行，从重庆前往华盛顿述职去了。谢伟思当时也在重庆，他是看着他们走的，看着他们带走了那份在赫尔利的严密控制下，大使馆政治官员们被迫修改了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
人走楼空。谢伟思在大使馆后院的平房宿舍里找到使馆代办艾切逊：
“中国人看见的，不过是被赫尔利歪曲了的美国政策，可是现在，难道我们能够容忍他再用一纸谎言去欺骗美国人吗？”
艾切逊会意地点点头：
“是的，现在倒是个机会，不然的话，赫尔利是要检查所有大使馆工作人员发往华盛顿的函电的。我们索性联名发一份电报给国务院，提请注意当前的危险。你看这样好吗？”
“好极了！”谢伟思拍案叫绝道“我们直言不讳地告诉国务卿，告诉总统，在重庆恢复国共谈判后，本来已经有希望出现一个和解的局面，但赫尔利的活动却使这种希望变得渺茫了。”
“在这份联名电报中，我们不妨把战略情报局军官小组的意见也综合进去。”艾切逊建议道“就是说，赫尔利不仅破坏了在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任何机会，而且把他自己从而也把美国完全和国民党连在一起了。我们要提醒白宫，赫尔利在蒋介石政权之外没有威信可言。因为中共决心要维护自己的生存，美国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让共产党人去谋求苏联的援助，要么让他们获得美国的支持……”
谢伟思显然受到了艾切逊的启发：
“除了这个意见外，我们还应当加上财政部代表爱德乐前次来重庆考察时的观点，因为他把问题说得更加直截了当。那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前途，不应该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说到这里，谢伟思一下子站起来：“这样好了，艾切逊先生，这份联名电报就由我来起草。上次我从美国探亲回来时，赫尔利不是见面就向我提出警告么？他说要是我干涉他重新开始的调停努力，他就要和我决裂。那么，就让他和我决裂好啦！”
“赫尔利仅仅是一方面。”艾切逊稍有思忖道，“蒋介石那里，由于你出入过几次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他们对你早就产生怀疑了。所以，若是由你来起草这份电报的话，我就在电报上面头一个签名。这样，即使电报落到赫尔利手里，谅他也不敢对你兴师问罪。”
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而且，让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如愿以偿的是，这份电报先赫尔利一步到达华盛顿。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份已被拆阅的电报既没有送交国务卿，也没有送交总统，而是像搁放一张当天的报纸那样，搁放在国务院的一张办公桌上，以致轻而易举地被刚刚走进办公室的赫尔利看见了。
怒不可遏的赫尔利一把将电报撕得粉碎：
“我知道谁起草了这份电报：谢伟思！我非得教训教训这个婊子养的不可，哪怕这是我在任上最后干的一件事。”
现在，赫尔利要干的事已经干了。对于谢伟思来说，他也有他在任上最后干的一件事，那就是去向共产党领袖们辞行。
老实说，离开延安，离开中国，也许永远不能回来，这是谢伟思最不情愿甚至最为恐怖的事情。对于这个在成都出生并且长大的美国人来说，延安才是他愿以青春相伴的地方。看见宝塔，他觉得自己是只鸟；看见延河，他觉得自己是条鱼。而听见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诸将军的四川话，他就如同听见了美妙的音乐，勾起他对自己童年岁月的回忆……
此刻，谢伟思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可是，他能够说些什么呢？当然，有一句话他必须说，而且只能这样说，那就是他被召回华盛顿是有要事相商，暂时去去而已。
“暂时去去也要给你开欢送会！”殊不料毛泽东大手一招，周恩来来了，朱德来了，叶剑英来了，彭德怀来了，林伯渠来了……刹时聚集起满满一屋子人。
谢伟思只觉得鼻尖发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毛泽东却大声武气，侃侃而谈：
“谢伟思先生，要是你能在延安再呆上三个礼拜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将邀请你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去年夏天，就在这个窑洞里头，你不是希望我能够写一本书吗。我想了又想，写点什么东西呢？对，要写就写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那么另一种呢？我终于想通了，我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毛主席的这本书已经写好了。”周恩来朝谢伟思笑了笑“书名叫做《论联合政府》——这就是他将在代表大会上要作的政治报告。”
不知为什么，谢伟思不但没有笑，反倒扭过头来直愣愣地望着毛泽东：
“是的，主席先生，我曾经期待着你的一本书，一本记录中国共产党人神奇故事的书。这本书若是你不愿意写，或者根本写不出来，那也就算了，我决不会让你勉为其难的。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就在蒋介石已经宣布他要在11月召开国民大会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可以实行政治联合的时候，你却偏偏要去写什么《论联合政府》，这……这简直叫我无从说起！”
“你无从说起，我却有言在先。”毛泽东拍拍谢伟思的肩头，故意拉长脸说。不过，话音未落，全场已是掌声迭起，欢声雷动。
眼见得谢伟思越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朱德方才启开他那厚厚的嘴唇道：
“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好，我来帮你的忙，给你解释一下，谢伟思先生。毛主席这个时候写《论联合政府》，恰恰是针对蒋介石的分裂的方针的。用毛主席文章里头的话来说，‘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
谢伟思赶紧掏出笔记本，望着毛泽东“我可以记录么？”
“可以。”回答这句话的却不是毛泽东，而是陈毅。谢伟思的父亲是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而陈毅曾在这所学校念书。所以他补充了一句，“你是我老师的儿子，我们对你不保密。”
“不仅不保密，还要请你指教哩！”毛泽东站起身，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手稿，然后坐回谢伟思旁边，“我把这段话念给你听听——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
谢伟思忽然停下笔：
“主席先生，如果国民党独裁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中国人民群起反对，真的在重庆把这个‘国民大会’开成了，那么，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给予回击呢？”
“回击的办法很简单——”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就针锋相对地宣布，将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谢伟思却心有余悸了：
“两个会议，自然来自两个政府，而两个政府，必然导致国内战争。主席先生，你可要千万警惕呀，因为华盛顿和重庆正在制造一个阴谋，那就是在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就绪的话，那么这就是他们需要寻找的借口了。”
“我接受并且感谢你的忠告。”毛泽东朝谢伟思笑了笑。当他转过身来，环顾四周时，神色越发显得严肃与坚定“不过，与其说我们的敌人正在寻找借口。倒不如说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因为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一俟某一个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任务，即攻打左派游击队的任务。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谢伟思毕竟是敏感的：
“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你刚才的谈话表明延安不再愿意在美国日益加剧的挑衅面前无动于衷或沉默不语了。”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毛泽东以毋容置疑的口吻说，“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譬如说你，谢伟思先生，你作为中国真正的盟友，到这里来了，能呆在延安，就很了不起！”
可是谢伟思就要走了，也许只有他才明白，他的被迫离去，切断了延安和华盛顿之间最后剩下的一点联系。
谢伟思缓缓站起身，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主席先生，今天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送给我的礼物。回到美国以后，我将把礼物分送给我的每一个朋友……”
毛泽东的眼睛也湿了：
“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请转达我们对他的问候。虽然在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他使我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但是，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仍然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