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中国与西方之比较

李长莉

“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相继在欧美和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一股新史学流派，以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为特色，对以往点性、线性、单面化、平面化的史学研究思路有所补充与修正，使史学研究更加全面、立体与丰富，因而堪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开拓。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并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发展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对作为世界新史学流派的“社会文化史”中西发展历程进行省察，以发现我们的长短优缺，进而吸取西方学派的长处，形成更适于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中国学派。“社会文化史”中国学派与西方学派有何异同？各有何特点？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特点？本文拟对这几个问题稍做探讨。

一 “社会文化史”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在中国史学界，虽然将社会与文化相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尝试早就有过，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视角而具有学科理论方法自觉的新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史学界由反省现代化而引发了文化史的复兴，形成了“文化热”。继而在80年代中期，由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出现了社会史的复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进行反省，感到文化史偏重精英思想的研究，而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而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遂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的新思路。一些学者陆续发表文章，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概念，并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随之得到一些学者的共鸣与呼应，由此“社会文化史”学科开始兴起。

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十年间，是“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初创阶段。相关学者一方面进行理论方法的建构与讨论，另一方面进行基础资料的挖掘与初步研究。对于“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定义，学者们虽各自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思路是相通的。大致而言，即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主要强调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视角，而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定义，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概念。社会文化史强调跨学科的交叉视角，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从其研究的内容而言，注重研究那些社会与文化因素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等。其研究领域也是多样的、开放的。

“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以这一交叉学科视角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关于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史兴起与初创情况，本人曾于2003年发表专文作过评介。这一时期研究状况的特点是，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数量不多，有基础性研究，专题研究的论题比较分散，也多带有开拓性、基础性、探索性的色彩。

自2000年迄今十余年间，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稳步发展、逐渐深化并开始走向兴旺阶段。表现为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成批出现，并出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论著和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

从《近代史研究》每年著录国内发表论著目录统计，自2003～2007年五年间，国内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中，论题明确具有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与交叉视角，可列为较严格意义上“社会文化史”趋向的研究著作78部，论文346篇。每年发表论文56～84篇，比较平衡，反映了研究的稳步发展与持续性。出版著作数量则少者为8部，多者为24部，每年都有一定数量著作出版，标志着研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论文所涉及的论题依数量多少排序，依次为大众文化与传播（公共舆论）、风俗礼仪与信仰、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认同与社会角色、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社会心理与心态、文化建构与想象、生活伦理与观念、休闲（娱乐）文化、物质与消费文化、社会语言与话语、地域社会与文化、慈善救济及医疗文化、表象与象征、社会记忆、身体文化、社会与文化等。

社会文化史经过20多年的开拓发展，已经日益成熟，逐渐形成了被学界所认可的新兴学科。其标志可以2010年5月出版的梁景和主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为代表，该书汇集了20多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讨论文章41篇，是对20年学科发展的总结与回顾。

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群体来看，自觉或不自觉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人数越来越多，大多分散在各地研究机构和高校历史系。目前明确标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团队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点学科、以文化史研究室为依托的“社会文化史”学科团队。该研究室自20世纪80年代末首倡“社会文化史”，并于1998年出版了第一套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为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奠基之作。迄今20多年来，这一团队一直以社会文化史为方向进行长期的研究与探索，已经出版了几部著作，发表了多篇文章。另一个研究团队是首都师范大学以梁景和为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是2007年北京市批准的重点创新学科，已经连续数年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并出版了系列书籍和刊物，发展势头旺盛。

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新学科，经过20余年的开拓与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这些成绩还处于探索与初步发展阶段，无论从学科的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实践方面，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有待于我们不断反省，寻求改进与开拓。其中与海外学术界的比较和交流即是一条重要途径，特别是社会文化史学科已有较大发展的欧美学界，对其与我国学派做一比较，应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 “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学派之比较

与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兴起发展几乎同时，欧美史学界也出现了“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兴起的趋向。据这一趋向的一位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专文介绍，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兴起，历史学家发生了“文化转向”。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目光向下，面向民众。如伯克所言，“社会文化史的 ‘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史与日常经验相脱节这一问题的”。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八九十年代波及欧洲和北美。伯克认为欧美“社会文化史”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题有七类，即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行为社会史。关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及撰述模式，伯克认为有五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文化建构、语言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叙述史的回归。

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也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特别是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即所谓的“文化转向”，强调对社会事象进行文化透视与分析的取向来看，与我国在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是一致或相近的。虽然欧美“新社会文化史”肇始与兴起的时间比我国略早十年，但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并非是受其直接影响而引入的“舶来品”，而是以本国学者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下，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课题挑战下，由我国史学内部发展要求（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及存在缺陷）而自发产生的。当时及此后参与这一趋向的主要学者，也多是在本土成长的，而且欧美“新社会文化史”著作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陆续介绍进中国，引起人们注意的。因此可以说，我国的“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以本土学者为主体、在本土语境下、由本土问题催生的本土性的新史学趋向。当然，在我国“社会文化史”兴起的思想资源中，自然也有陆续汇入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西方史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流脉，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论著陆续被介绍进来，也开始对我国的研究者产生一些影响，外来与本土的这一学术趋向日见汇合而难分疆界，可谓殊途同归，反映了无论中国和欧美，史学内部发展及时代要求具有一些普遍趋向。

虽然我国和欧美“社会文化史”有一定的趋同性，但我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趋向还是有不同于欧美的自身特点。

首先，由于两者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社会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我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而欧美则处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资本主义阶段。由此形成我国学者与欧美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点有所不同。如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更强调关注“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他们认为“个人，即使是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由的余地，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行为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趋势也会起作用”，因而出现个人史及微观史盛行的趋向，由此也导致研究“碎片化”的缺陷。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虽然也出现了关注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向下看”及“微观研究”取向，但所注重的是作为群体的民众，即使研究对象是某个个人、个体，着眼点也在于其所具有的群体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而并不刻意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同时还注重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性。这反映了与欧美成熟、停滞而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社会关怀疏离而更多地转向对个人价值挖掘的个人关怀不同，我国学者则体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社会变革与群体命运的社会性关怀。我国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这种差异，就反映在研究论题上虽然都有“向下看”的共同趋向，但具体而言他们更注重“个体研究”，而我们更注重“群体研究”。

其次，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更强调对旧范式的“反叛”与“替代”，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则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强调交叉学科视角的普遍意义。如欧美学者由“文化的转向”，突出强调文化的作用，甚至将这种作用强调到极端，如伯克所言，“他们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而我国学者则仍然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主张文化因素只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影响社会变动的诸因素之一，原有的专史模式，对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所忽略，“社会文化史”视角旨在从文化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中，透视不同因素之间的纠结和互动，考察文化在哪些方面、哪些层面上起了何种作用。因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主张，社会与文化交叉的视角，会对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起到更全面、更深入的补充作用。

最后，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潮流，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由于其产生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缺少社会变革的动力，使得这些学者淡化了社会关怀，转而关注个人价值，以求在挖掘和彰显个人价值之中，寻找对抗社会、改变社会的方向和力量，由此导致寻求“史学革命”的“新社会文化史”的探索者，追求“个人化抒写”，追求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刻意背离及消解主流价值，出现了解构“宏大叙事”、突出特殊个性、关注边缘领域的趋向，甚至出现追求猎奇、专搜特例的倾向。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领军人物福柯对于疯癫史的研究，即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因此，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带有较多反叛和“解构”现代性的色彩，因而常被归入“后现代”的文化潮流之中，虽然往往不为研究者本人所认同。而我国的“社会文化史”则是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而兴起，并伴随社会转型的进展而发展的，研究者一般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关怀，认同“现代性”的主流价值，具有较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自觉地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而选择研究论题，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立论，内容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因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这一点我们综观20年来研究者的论题即可得到印证。其间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者时而出现消解“现代性”价值、猎奇、片面价值论等倾向，但都影响甚微，形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主流。我国“社会文化史”趋向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伴随时代变革而发展前行的自然产物，是中国当今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催生的史学新路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文化思潮的一支流脉。这一点与欧美学派明显不同。

尽管有上述不同，我国和欧美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就跨越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视角这一学术趋向而言，还是具有相同性的，因而我们的一些研究论题也相近。80年代以后，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开始受到“社会文化史”趋向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成果。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致力于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著作《从理学到朴学》（1984）和《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又如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关联中讨论北京民俗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2001）。这些欧美学者的成果被介绍进来，形成了与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呼应。9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论著持续发展，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下面根据《近代史研究》所列论著目录，将2003～2007年五年间，大陆中文与海外发表的论题明显为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及交叉视角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数量做一列表对比：

如表所示，主要以欧美学者为主的国外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从论文来看，虽然西文的绝对数量与中国国内论文相比要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欧美每年发表中国近代史论文的总数只有200篇左右，而中文论文有2000～3000篇，是其十多倍，就可知道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在其总数量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如2004年全部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论文共168篇，分属总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和人物。其中社会22篇，思想文化29篇，而属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的论文就有21篇，与全部社会史论文数量几乎相当。这些社会文化史论文主要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里面，在总论里也有少量，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2%，可见其分量之大。著作就更可观了，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著作出版总数与中文出版总数相差悬殊，但是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到，这五年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题的西文著作出版数量与中文著作相差不多，有的年份数量持平，甚至2005年西文著作18部，超过了中文著作的10部。其中有如《中国鸦片社会生活史》《街头小贩：中国乞丐文化史》《修身：帝制中国晚期传奇故事中的身体和认同》《房子、家、家族：中国人的生活》等专题著作。虽然上述统计标准因笔者主观偏差而不能说十分精确，但即使从模糊统计的角度来看，连续五年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趋向一致，因而还是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即“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在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即使从论著的绝对数量而言，也已经与国内的研究形成了有力的呼应。这也提示我们，应当进一步与欧美学者加强交流，以彼此促进，从更多元的方位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向更广阔而深入的方向挺进。

三 反思：趋向与问题

我国社会文化史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定发展、不断深入拓展的分支学科，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一些趋向，获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三个趋向：

第一，微观史与深度描述的趋向。由于社会文化事象丰富而复杂，具体而琐细，史学以记述为主的表现形式使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导致一些论题选择趋于微观和具体。微观史和深度描述形成一种趋向，在联系观点的观照下，就某一微观事象从多维联系中去深入分析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与互动关系，以求揭示此一事象的社会文化意涵，成为不少研究者采取的研究路径。

第二，建构理论与概念等分析工具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具体而琐细，但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多维联系的观点，强调多层意义分析方法。这种多维联系与多层意义分析的方法，使原有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贴切地表达，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象，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回归现场，叙事－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范式－典范，等等。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首先被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所采用，随之伴随着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而引入史学，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最为广泛。其中有的新概念已经被广泛采用，如“语境”“建构”等，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三，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以人的活动为重心，因而要对人的活动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故此主要采用叙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视角又要求有意义阐释，因而在叙事中有理论分析及意义阐释隐含或穿插其间，使得生动的叙事中有一定的意义内涵。由此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一般内容比较生动、形象、有趣味，可读性强。

这些趋向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学科优势，积聚了较强的生命力，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研究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有待探讨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碎片化。具体而微的研究取向，在形成微观史和深度描述趋向的同时，也使得一些论题选择过于细小琐碎，同时又缺乏多维联系观点及深层意义阐释，由此造成论题成为缺乏联系、意义微弱的零星碎片，从而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第二，平面化。有的研究在采用具体描述的叙事形式时，只停留在人的活动平面化的记述，而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层意义的阐释，成为浅薄、表面化的单纯叙事，使史学研究失去了深度和灵魂。

第三，理论与内容两张皮现象。社会文化史因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与丰富性，以及注重文化分析，故需借鉴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其选择借鉴是出于研究内容的需要与适用，并需对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的隔阂、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抱有足够的警惕，要根据研究内容来进行选择、改造、活用、伸展，综合运用，融会贯通，最终目的还是要由研究内容而生成自己的理论解释，借鉴的理论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工具。但有的研究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只是简单地移植，生搬硬套，使理论与研究内容缺乏有机结合，形成理论与内容两张皮现象，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第四，片面价值论。史学研究总要对研究对象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传统研究范式是价值一元论的，只承认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或其他立场所持价值的合理性。社会文化史从下层着眼的视角，多维度、多层面的视角，在主流价值之外，也看到了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因而倾向于既承认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也承认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即承认主流价值主导下的价值多元立场。由社会文化史的观点看，正是由于多元价值的存在，才导致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保持着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但有的研究者则由此滑向“价值相对主义”或“去价值论”的立场，或认为一切价值意义均等，或认为无须做任何价值判断。有的甚至走向“片面价值论”，对一些只是代表少数边缘人群的边缘性、片面性的价值取向，加以抬高或夸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价值，以偏概全。还有的采取猎奇式的选题方式，专门从负面价值着眼，挖掘正面精英人物的个人生活小节或个人性格缺陷，并将这种负面因素放大，据此而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否定，为人物评价“翻案”。这种片面价值论是对历史的歪曲。

“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昭示了“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新史学范式的优势。经过20年的发展，“社会文化史”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视角，已经显示了其特有的优势，虽然具体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需要不断反省与克服，但研究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新的学科交叉视角，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能够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因而对之认识更加深入与全面，其研究成果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向了一些更纵深、更全面、更精细的领域。同时，社会和文化都是承载、覆盖和渗透于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因素，历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无论研究主题是政治、经济哪一专门领域，如果借助社会或文化的交叉视角进行多面审视的话，相信都会看到一些只从单一专史视角所未见的面相，会使得研究对象更为丰富饱满，对其的认知更为深入、全面。因而，笔者以为，“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不只适用于“社会文化史”的专属研究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事实上近年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向，不少研究专史的学者，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穿插了社会或文化的视角，或是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使得其研究更显新意，显示出了有效的补充作用。因此，笔者相信这种“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的新范式，将不仅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史学领域的深入发展发挥有益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