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全球性战略转变，以及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到的资源和环境发展危机，都使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今后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竞争新形态。

1．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潮流与趋势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引发一场世界文化发展的深刻革命，文化产业作为当今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的乘数效应，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激励竞争。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1）世界文化正在经历一场以数字化、信息化为内容的深刻革命。文化产业数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将给整个世界文化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文化生态和文化存在方式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转型，以获得全新的生命形态，人类社会关于世界的价值观念及其价值系统，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其历史的必然要求所带来的全面革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成为衡量大国文化地位和国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2）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文化产业的比重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大国正在向文化产业强国发展，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正在影响世界文化力量结构的变动，主导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国际文化秩序的重组，文化产业将进一步成为更多国家对外贸易的主导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国际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大。

（3）跨国文化产业集团和国际文化组织的影响日趋增大，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文化关系和国际文化秩序重建、世界文化产业格局变动和世界文化市场走向的重要力量。

（4）文化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重要的外交领域，文化市场准入和国际文化贸易规则与自由化问题，将深刻影响世界文化产业利益格局的变动和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争夺世界文化战略资源的斗争将空前激烈，标准、规则、人才将成为最主要的战略资源。

（5）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弱势文化的极端边缘化和极端贫困化将进一步增大世界文化发展的不安全因素，世界文化市场将出现被少数文化产业强国垄断的局面。

当代社会，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今天，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只有获得它的当代形态，通过并借助于文化产业这样的媒介系统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存在和有效传播。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巨大的文化生产力，比过去一切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它正以其独有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一社会系统而存在。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崭新的文化媒介和文化形态的出现，都必然地要构成对于一种文化的创造性破坏一样，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优化升级，不可避免地将对现成的文化结构、存在方式和生态系统带来“破坏”。这种“破坏”，是人类社会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当不破坏原有的文化状态人类文明便不能进步的话，那么，破坏就成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而也就使破坏具有了革命的意义，成为一种文化创新，一种人类实现对于自身不断超越的肯定。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也还没有哪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系统像文化产业那样迅速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像文化产业那样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像文化产业那样把各民族创造的不同文化成果迅速地传播给全世界，在极大地推动不同文明成果快速交流的过程中，推动着人类文明整体的全面进步。尤其是对于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文化产业及其数字化已经使得人类在把握世界上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和力量。它不仅使得时间和空间作为阻隔文化传播的自然力量失去意义，而且使零时空跨越成为现代文化传播重要的战略资源性力量。因此，这就决定了发展文化产业并不是一般地满足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是对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的掌握，是对一种战略市场的争夺，是一种对于新的文化存在的主导权的争夺。由于这种争夺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一种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前途与命运，因而，也就成为当前条件下维护国家文化战略利益的核心内容。1998年，世界上五个最大的电视电影公司税收合计为450亿美元，占全世界范围2500亿美元娱乐市场的18%。2000年文化产业对纽约市的经济贡献超过120亿美元，成为20世纪90年代纽约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发展中国家，文化商品贸易增长呈现赶超趋势，并逐渐成为其贸易的主要特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从1980年到1997年，其贸易量增长了10倍。

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乘数效应，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新的国际文化秩序的建立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正沿着文化产业这条中轴线展开，因而，也就自然地成为国际社会迅速调整自己文化战略的一项重大内容。

为了构建适应国际文化战略竞争需求的体系对抗能力，各主要发达国家高度关注对各种文化力量、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产业战略资源的系统整合与优化。世纪之交，面对世界经济发展转型提出的新挑战，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纷纷调整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适应深刻变动中的世界，并确保在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占领新的制高点：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开发表的文件《文化的发展》中制定了文化产业的政策目标：可以更接近文化；可以提高大众交流的质量并发展独立的公共媒介；可以促进创造性工作；可以使传统文化机制现代化；可以加强民族文化生产；并且可以保护国家的文化出口。②欧洲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文化产业”的复数形式。③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很快举起了文化产业大旗，并颁布《未来10年创意英国计划》，提出了“创意产业”和“创意英国”的发展战略与目标体系；1994年加拿大发表了“未来10年蓝图计划”、1998年日本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1998年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法》、2000年丹麦文化部和商业部联合公布了《丹麦的创意潜力：文化与商业政策报告》、欧盟文化委员会发表了《欧盟文化产业报告》、2001年新加坡提出并制定了《文艺复兴新加坡》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体系。在这一新的战略调整过程中，文化产业在承接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发展潜力，以及文化元素更深入地渗透到经济变革之中，在改变经济增长的价值含量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信息技术革命的迅速推广，以及美国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及其所推动的知识经济迅速地在全球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经济革命：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转移，刚性经济向柔性经济转移，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移，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转移。文化产业的战略竞争将不再仅仅专注于一般意义上的占领市场，而是聚焦于对方整个文化产业体系的节点攻击和体系解构上，通过对其体系的战略瘫痪达成战略竞争的目的。当今国际文化战略竞争是在战略体系之间展开的，其结果具有战略性和决定性。新国家文化战略竞争的体系对抗性质，改变了文化产业世界市场竞争的运作方式，在突出强化发展新兴文化产业业态的同时，全面推行以多媒体汇流为主要特征的产业融合战略，使体系竞争成为文化产业竞争的基本战略形势。体系对抗竞争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竞争的高级阶段，其实质是通过产业间的无缝链接和内在融合，使不同文化产业间的战略力量形成战略集成，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文化战略竞争体系的系统整体威力。

然而，正如任何体系都是一种观念体系一样，实践中的体系建构努力也只有上升到理论形态才能获得它的价值生命形态。无论是美国的“文明冲突”理论、“软实力”理论，还是英国“创意产业”理论的提出，都为新的文化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正是这样一种高度概括的具有战略哲学意义的理论的提出，才使得英美两个大国在国际文化战略、文化产业战略竞争中掌握了战略主动，并且为本国赢得了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国家战略利益。

整个20世纪留给人类社会一笔最伟大的遗产，就是对于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战略在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进步、保障人类和平伟大作用的发现。虽然，在以往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乏有关文化战略的伟大思想，但是，真正把文化战略付诸国家战略竞争实践，制定国家文化战略，并且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文化战略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却是20世纪的事。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20世纪中叶爆发的“冷战”。“冷战”第一次使文化成为国家战略较量的重要手段，“冷战”也第一次使得文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由可能成为现实，不仅由此而建构起了一系列理论、政策和制度，而且改变了国家战略竞争的领域和形态。特别是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仿佛已经证明了“文化”也可以是有效实施国家战略打击的有效战略武器。“软实力”理论的提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成为一种新国家竞争理论，对世界各国重新制定21世纪国家战略提供了新的战略思想。

当今时代是一个国家文化战略竞争的时代。通过制定、运用和实施国家文化战略获得本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是当今世界国家竞争的一个主要特点，已经成为国家间整体战略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是率先以“国家战略”的名称制定和发布《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然而，早在1944年11月二战结束的前夜，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把一项“如何能把从战时的经验中已取得的教训运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这一事关美国未来的研究课题，布置给当时的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V．布什，从而诞生了影响美国发展长达半个世纪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关于战后科学研究计划提交给总统的报告》（1945）。国家战略意图的清晰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明确，使美国成为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主导性和战略红利的最大获得者，使得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和制定反映和追求本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国家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发布的历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关“民主”和“价值”的文化战略内容始终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这就使得《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本身具有国家文化战略的性质和意义。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行为在全球事务中不仅拥有其他国家所无可比拟的影响，而且由于其战略的成功而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无论是根据“安全困境”理论，还是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通过制定、运用和实施国家文化战略去获得本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的国家行为和世界国家竞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成为国家间整体战略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少数几个产业之一。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是国家文化战略竞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态。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和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的全球性战略转变，以及人类社会正在遭遇到的资源和环境发展危机，都使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今后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际社会广泛的战略选择和国际战略竞争新形态。具有远见的科学界已经告诫我们，人类社会正在悄悄地从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时代步入ET（Energ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能源和环境技术）和ES（Ecology Science，生态科学）时代。ET将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科学技术革命，世界的格局将会为之一变。这些带“E”字头的词汇，正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强势话语，不由分说地开始主导国际政治生活的同时，人们隐约看见，这些带“E”字头的概念已经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产业领域，并已开始掀起一轮新的利益博弈，而在这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已悄然雄踞于优势的战略地位。在今天，文化产业不仅是最依赖于科学技术创新的产业，而且是在国际政治事务中传播、助推和实现话语权产业，并通过推行强势话语权的传播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最大化的产业。这场正在到来的科技革命必将同时带来一场变化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产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获得相比较的战略优势，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也是文化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问题。这是构成本课题研究最重要的背景。

2．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与突破性进步后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形势与问题

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提出的，是在为解决和克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遭遇到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国家战略需求中提出来的，是在加入世贸组织、更深入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扩大对外开放进程中提出来的，是为应对在“苏东”事件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提出来的。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3月，发展文化产业被正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重要战略内容之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从全球和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高度，第一次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高度、以党的政治决议的方式做出了“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决策，并且第一次把“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界定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发展从此作为全新的国家战略形态而进入国家整体战略系统；此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上提出的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上，2006年我国发表了第一个《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根据发展了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进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一系列战略要求。在经历了从“战略模糊阶段”到“战略清晰阶段”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战略主动阶段”：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需求，研究、制定和部署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历史地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命题。

从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我国文化产业在文化体制改革强劲推动下，凭借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取得了突破性进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文化产业提速特征明显，总量增长加快，GDP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由于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文化消费空间进一步扩大；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媒体首度“整体上市”，文化产业存量领域与资本市场开始全面接轨；广播电视和电信产业融合稳步推进，新型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国文化产业开始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

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鲜明的从长期被束缚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的性质，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是体制性束缚依然较大，出自市场本身的、内生性质的产业发展还没有普遍出现。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结束，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转变为市场主体，市场环境的优化程度以及市场机制的成熟性程度越来越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文化市场建设滞后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和媒体“整体上市”，使文化体制改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未来5～10年，中国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改制、兼并、重组的“新战国时期”。然而，文化体制改革的集团化趋向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市场集中度过高，原有的市场垄断尚未完全打破，又出现了形成新的垄断、妨碍市场竞争的危险；由于改革目标远未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财政资金高幅增长和财政支出的软约束并存，在新一轮政治周期刚开始的今天，政府高昂的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导致对文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忽视，正在诱发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与此同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在进一步被拉大的同时，大区域文化产业集群的崛起将深刻改变我国文化产业区域发展的力量结构，传统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产业升级和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比任何时候都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更高的要求。

有鉴于此，我们做出了当前国内外经济与文化发展形势三个基本估计。

第一个基本估计：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定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但是目前，我国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已经大大地落后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精神文化产品短缺的局面已经形成。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与落后的文化生产能力的矛盾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以国民经济“九五”计划完成、我国经济历史性地“超越短缺”为标志，物质产品“短缺”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化消费已经成长为新的经济需求，这一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已经极为明显。

第二个基本估计：近30年以来，在信息技术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正在从第一次现代化走向第二次现代化，国际竞争日益转向以经济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为主要特征的综合国力竞争。但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大大落后于传统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的整体实力不相称，在国际竞争态势中的劣势局面已经形成。

第三个基本估计：近20年来，在国际文化市场日益一体化推动下，国际文化贸易蓬勃发展，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正在迅速构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已经通过“全球服务外包”的形式被纳入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体系，但是基本上被限定在低端价值链环节，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产业制造大国和文化产业内容原创小国，在全球文化产业的分工中战略劣势局面已经形成。为此，必须重新和全面地研究与部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战略。

3．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的战略意义

中国文化产业是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承担起国家发展战略转移的历史性重任的。理论准备不足、政策准备不足、市场准备不足、产业准备不足等等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准备不足的整体性。“入世”前与“入世”后的几年来有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在短期内应对“入世”后所遭遇到的挑战，迅速寻找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路径选择，发挥了积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同样的准备不足和仓促上阵，以及文化体制的深入开展和我国文化产业整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了的情况，使得已有的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难以继续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需要提供支持。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系列调整，以及国家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的提出，中共十七大对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提出的一系列明确的战略要求，都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和战略机遇。科学地回答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实践问题，成为当前和今后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因此，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直接关系中国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下，面对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遭遇的新问题、面临的国际新形势和国家发展的新要求，站在历史和时代高点，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和战略实践，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理论检讨和理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战略概念、战略理论、战略构想，做出具有中国战略文化特色、同时又能反映当今世界国际社会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最新成果、适应和满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长期需求的新的战略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就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项艰巨和重大的学术责任。它将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战略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上，进行全面深入地探索和研究，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困扰我国和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给予理论上的回答，填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上的空白，为我国中长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依据。

世界正在发生极为深刻和剧烈的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风险，它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变数加大；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以及由此发生的一系列危机所带来的中国媒体的更加开放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信，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同时面临新的风险和机遇，挑战和机遇并存。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拐点，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系统、整体而深刻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把中国已经启动的文化产业发展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新时期。

4．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价值

本课题研究是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的。因此，在实践上，本课题将从现在起到2020年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战略重点和实现路径等提供一个比较系统的、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理论上，本课题将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和总结近20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并对这些经验教训从战略理论的层面、全球化的层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文化产业发展内在规律的角度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提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理论、新概念核心的战略主张，在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提供战略对策的同时，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的研究。

战略问题始终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选择和制定最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战略，不仅直接关系这个国家的发展可能、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而且直接关系这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关系他在整个国家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历史上诸多大国的兴衰沉浮和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在这背后无不反映着战略作为一种历史进步的力量形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里，战略的科学性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本书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要从理论系统上探索和回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科学性。

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国际文化战略竞争和世界文化秩序重组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版权制度体系重建的关系以及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性问题的处理，既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向的重大战略实践问题，同时更是决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理性与合法性的重大战略理论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单一性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盲人摸象”的理论局限，因此，从一个系统整体的战略理念出发去寻求对本课题所涉及的重大战略问题的“方程解”，也就成为本课题在学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文化产业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制度形态。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在文化制度安排上把它看作“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生产部门，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意识形态的和福利型的文化政策使得客观上存在的文化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产业的文化经济功能没有在社会文化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三者之间关系的著名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原则。这在2002年11月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新的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篇幅，提出了中国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积极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其中最突出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政策创新。

（1）首次明确确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两大途径、存在两大形态。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是个突破，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可以是文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且可以是文化的经济形态方面的，即文化产业方面的。过去，我们只强调文化的思想内容建设，关注文化的思想内容建设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很少或者根本就忽视了文化的思想内容作用于人和社会的方式与途径。因此，中国的文化政策体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围绕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个轴心来建构的，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文化本身的经济形态和运动方式，则没有成为中国制定文化政策的出发点，造成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文化政策的单向度发展。“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提出，不仅在观念和理论层面上，廓清了长期以来妨碍中国文化发展的文艺思想，而且在政策科学的层面上，建立起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的政策系统。因为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系统，“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的努力和实现才是可能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也曾多次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提出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然而，由于没有从元政策的意义上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存在的经济性身份的承认，因此，所谓文化经济政策也还是局限在关于文化事业领域里的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整个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政策问题。而能否在中国文化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突破，关系整个国家文化战略目标的实现。“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实现了政策突破和政策创新。两大建设路径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格局。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基点在于制度整合发展，制度整合发展的行动路径在于推进国家文化民主建设。国家文化民主建设的重点有三个方面：党的文化权力制度性与规范性，政府文化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和公民文化权力的参与性与保障性。

（2）明确了文化产业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地位。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提并论、重点阐述，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报告中是第一次，而且做出这样的政策态度和理论态度也是第一次。200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要“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在理论上还有所保留，却第一次赋予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合法性地位；2002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相关政策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确定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重要的战略措施，这是继中共中央的“十五”建议和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有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后，中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又一次完整的政策表述，并且第一次明确指出文化产业发展在国家经济战略目标中的具体定位。这就使得中国文化产业不仅获得了国家经济战略需求的政策价值肯定，而且不再使用“有关”的提法，消除了在政策解释和执行上的非确定性理论障碍。但是，文化产业还处在一个附属的位置上，还没有在理论和政策上获得主体性定位。十六大是把发展文化产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层面上来提的，是从整个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文化自身的发展需求实现来提的。这就使得发展文化产业不只是手段，是满足国家经济战略需求的政策选择，而且它本身就是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的。在当代社会，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已经到了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去抽象地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今天，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只有获得它的当代形态，通过并借助于文化产业这样的媒介系统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和有效传播。在不到100年时间里，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巨大的文化生产力，比过去一切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它正以其独有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一社会系统而存在。因此，当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的历史发展新阶段的时候，文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就不是某种外在于社会的和文化的依附性力量，而是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主体性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发展文化产业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建设。文化产业回归到了它的本体，历史地恢复了它作为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身份。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现实主义态度。

（3）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科学论断，克服了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没有现代文化产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没有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文化生产形态和传播方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失去了具体途径。因此，不能把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必然要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同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简单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文化产业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相反，在今天，由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在文化产业具体的市场运动形态中才能得到生动地大众化的实现，因此，离开文化产业的当代运动去一般地谈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缺乏了一种现实性基础。这既反映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形态与实现方式的历史性变化，又反映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不能脱离文化产业这样具体的当代形态现实存在的历史必然要求。要把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必然要求，同实现这种要求的当代形态和运动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由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广泛地涉及战略学等一系列重大学科领域，同时又由于文化产业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因此，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原有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的突破，在回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问题的同时，建构其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及其系统，这就使得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应用价值，而且具有学术价值，兼具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双重重要性。

5．国内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有文化产业，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文化产业发展计划”。改革开放，使得先进的中国人又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变化，以及文化在其中所担当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发现，使“文化发展战略”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词”。文化产业的概念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其《启蒙的辩证法》（1947）对“文化工业”的否定性批判，其本来是学术界在“文艺学”或“艺术批评理论”领域里讨论的问题。1998年《文艺报》就曾经组织过这样的一次关于“文化工业”的研讨和争鸣。那个时候，也丝毫没有“发展战略”的意味和意识。关于“文化工业”的论争还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工业”首次正式作为一个重要论域、命题和范畴进入中国文艺学理论研究领域，具有学术范畴的突破性意义。然而，它并没有引发中国的文艺学和美学革命，却引发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一场深刻的历史进程，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最为壮观的学术景观之一。在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时代，从而走出了一条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不一样的新路——它的实践性和策论性品格，在策论中建构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基本范畴与基本原理，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性、着眼于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建构性的新路。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对外开放文化市场，开放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中美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的“市场准入”之争，成为中国第一次正面面对国际社会的“战略”之争。“狼来了！”的文化危机意识和文化民族主义感情，迅速引发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危机和挑战的“应对”研究和“战略对策”研究，成为诱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最直接的动因。这一场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应对研究”，对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后来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许多重大命题是从这里起步的，而且，它开启了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时代”。这就是在从1995年至2008年的有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论文的检索中，关于“WTO与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在全部总数225篇中所占比例竟然高达一半（106篇）的重要原因。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已经确定，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该如何发展、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哪里走，怎么走，却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包括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尝试在内的所有文化体制改革的摸索，均以失败而告终。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道路选择的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应对研究中，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和政策创制会成为最核心内容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思想解放的价值和意义。

根据文献检索的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至2008年，中国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论文有225篇，著作10多部，研究报告10多部。研究的内容和领域从WTO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到“走出去”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核心竞争力战略、影视发展战略、网络游戏产业发展战略和新媒体发展战略等，几乎涉及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就研究的范畴来说，广泛涉及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概念、内涵和地位；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依据、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及其相互关系；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对策、战略管理、战略机制、战略方法以及如何实现战略创新等所有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大学科领域。然而，正如任何一个时代机遇都会造成时代局限一样，WTO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关于它的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和创造了一个机遇，同时也给它造成了时代的局限：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制造了一个以弱对强的竞争态势，导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悲情化”和“意识形态化”：前者导致了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防范过度”，后者导致了以“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冲撞”。因此，“战略应对”研究和“破解意识形态困境”构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范式。正是这种研究范式造成了迄今为止中国尚未有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系统整体研究。而过往的疲于应对的研究，也使得中国学术界没有充分和足够的时间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已有的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著作较为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胡惠林2005）、《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祁述裕2005）、《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陈少峰2006）、《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朱建纲2006）、《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熊澄宇2006）、《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向勇、喻文益2007）等。这些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若干战略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陈少峰从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切入关于区域文化战略、品牌战略、知识产权战略、产业集群战略、人力资源战略以及文化发展双重战略等在商业模式中的运用；朱建纲则侧重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本扩张战略研究；熊澄宇通过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战略对策分析，从战略和对策两个层面，对中国数字技术带来的广电产业的变革、版权制度的重构和文化产业创新体系建设进行研究；胡惠林从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研究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等等。虽然这些研究都涉及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某些本质方面和重要领域，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原创性观点和理论（如关于“国家文化安全”），但是所有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还属于对策研究，政策建议和设计大于对本课题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在中国文化产业应对来自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命题也都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但都还没有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独立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都还不能代替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进行整体性研究，并且就此而提出完整系统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思想、理论体系和战略体系。

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跟踪性的动态研究，是近1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一大特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市场发展报告》以及《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广电产业发展报告》、《中国出版产业发展报告》等是这一领域里的主要代表。另有以各省、市为主体，包括文化产业发展在内的北京、上海、深圳、广东、湖南等区域“文化蓝皮书”也相继出版，形成了以《文化产业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简称“文化产业蓝皮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独特的“皮书现象”。文化产业蓝皮书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形势的分析以及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预测和政策建议，受到中央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尤其是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文化产业蓝皮书”虽然没有冠名“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但是，它每年在年度总报告的分析研究中始终关注的是事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并且给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回应，因而是一份具有特殊分量的中国文化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年度动态研究。同样，年度研究报告的性质定位，决定了“文化产业蓝皮书”不可能承担系统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这样的重大使命。

战略对策研究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特点。它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及时和迅速地对正在发生了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供决策部门参考。这样的研究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策研究，往往也由于着力的焦点不一样，因此，往往比较容易从局部看问题，缺乏从整个战略的全局和整体去思考，结果流于空泛。同时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难以深入，在理论上缺乏深思熟虑的研究和思考，结果流于浅显，很难给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长远的理论上的指导。过分强调可操作性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树的不足和缺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在经历了近10年发展、处于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拐点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形成，造成了决策困难。

一个在历史的进步中创造历史的国家和人民一刻都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一个真理。根据现有文献查阅，第一次正式地提出“文化战略”并加以系统理论研究的是荷兰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F．皮尔森。然而，由于文化定义的宽泛性，有史以来，人类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文化行为和思考很早就有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可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加以解读。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生活方式本身；那么，“文化战略”就是包罗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战略。所以，很多学者的研究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指涉文化战略的研究，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大历史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论”（1997）、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文化发展的大战略理论。如果我们再将文化战略泛泛地看作某种关于文化自身发展或以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文化思考或行为，那么，自人类有知识史以来一切学科（起码包括所有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从不同的方向、维度指向文化战略研究。从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是全球最重视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家。美国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经历了一个从隐性向显性、从不自觉向自觉、从短期目标向中长期战略的演变之后，不仅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如“软实力理论”和“文明冲突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在冷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运作体系和制度性建构，形成了一个国家文化战略反应机制和传统：只要世界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美国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在文化思想的层面上建构起新的国家文化战略理论，从而在世界文化事务和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纵观近20年来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国鲜有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的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系统、整体、深入、全方位的研究不够，是理论思维的缺位。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日本与韩国。这是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的。时代造成的历史性局限同时也为今天全面、深入、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机会和创造了条件。近20年来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文化体制改革给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带来的深刻变化，思想史和实践发展史两个方面的积累，都使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研究”获得整体上的突破和理论上的建树与创新，成为一个重大学术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