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刚健自强精神在近现代

把刚健有为的思想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还因为它在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斗争中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精神推动的作用，并在这种作用中得到提高和发扬，添加了新的时代内容。

鸦片战争前夜，感受到封建末世“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凄凉景象的龚自珍，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号。他呼唤田横、荆轲一类的豪侠之士出现，他用《周易大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权威鼓吹“更法”，他对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局面痛心疾首。他的这些思想，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开了风气之先，因而为晚清进步知识分子所敬仰，他那慷慨、怅惘、悲愤、凄婉的诗歌也在晚清风靡一时。可以说，龚自珍是从清朝两百余年统治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中最先觉醒过来、最先召唤中华民族精神的人。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朝野的震动，“举国醉梦于承平”的沉闷空气被打破了。林则徐的朋友魏源在“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的爱国热情中，写出了当时东方各国了解西方和抵抗西方的典籍《海国图志》，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纲领。他还朦胧地意识到专讲“船坚炮利”还不能解决“本”的问题，他反对不切实用的“汉学”、“宋学”，倡导一种“经世致用”的人生态度和治学作风。林则徐的学生、处在东南沿海亲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冯桂芬，则发出了“自强”、“雪耻”的吼声。他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远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基于这种自强、雪耻的思想，他探讨了中国不如人之处，要求“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业、科学的知识和史地、语文知识，并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主张。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魏源、冯桂芬等人变法改革的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他们“自强”的呼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却很快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后，竟出现了“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的局面。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舆论背景下，打着“自强新政”的旗号出台的。尽管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打定主意，办洋务的真正目的是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所谓“自强”、“御侮”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这场运动最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它毕竟引进了一批近代工业，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同时，这个有名无实的“自强新政”的重重弊端和最后失败，也不能不引起那些真心求“自强”的人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追求自强之路的反思中，一批批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物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19世纪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80年代的郑观应、陈炽。王韬在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所作的跋中说：“……且恃其所能从而凌侮我挟持我，求无不应，索无不予，我于此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故杞忧生（指郑观应）之书大抵发奋之所为作也……此杞忧生所以发上指而笔有泪也。……时淞北逸民（指王韬自己）久病垂死……磨墨伸笔，作此以抒愤懑，惮我杞忧生知天下尚有伤心人也。”这时的改良主义者已认识到，洋务派对西方的学习只是“徒袭皮毛”，西人富强的根本不在洋枪洋炮，而在于“工商为先”，于是提出了“商战为本，兵战为末”的自强战略和大力发展商办企业的政策。1884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自强之本在于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改革。例如郑观应说：“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使早已孕育在其中的改良主义思想破壳而出，迅速走向成熟。早期改良主义者虽已认识到不能单单依靠船坚炮利走上自强之路，但他们仍认为中国的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天下第一，并提出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成熟的改良主义则不同。他们已经有了一套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严复，他已把“自强之本”追寻到“民力”、“民智”、“民德”的问题上。他认为，这三者是“经数千年之尽递积累，本之乎山川民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冶炉悴而成此最后之一境”。这“最后之一境”是文化的核心之意。在他看来，中国要自强，必须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自强之本”上下功夫。正是在这种“自强保种”的旗帜下，他把大量的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思想注入了“自强之本”这个概念中。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给“自强”、“变法”等古老的术语注入了近代的内容，那么，推动他们做出这样的工作的精神动力，还是刚健自强的精神。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公车上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并把《周易大传》的刚健精神作为这些主张的总依据。他说：“自强为天行之健，志刚为大君之德，《洪范》以弱为六极，《大易》以顺为阴德。”他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周易大传》确立的刚健、有为、尚动、通变等原则，反对虚静、无为、柔弱、保守的思想。这篇文章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言，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不仅说明了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精神动力之所在，也标志着民族精神的觉醒。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是在“自强”、“变法”的旗号下开展起来的，受刚健自强思想的推动并给这些古老的术语注入了近代内容，那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则受到《周易大传》“革命”精神的鼓舞，并使这个古老的术语获得了近代内容。在《周易大传》中，刚健、中正、及时、通变、兼容是一个逻辑上层层推出的系统；而在近代，对它全面的继承发扬却表现为一个时间上逐渐展开的过程。在近代，宣传革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邹容的《革命军》。在这本书中，邹容把革命看成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看成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法则。它集中体现了邹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顺乎天而应乎人”语出《周易大传》，无需多说。《周易大传》是从天的运动不息推论、引申出人也应是自强、及时、通变的，近代思想家在自然界运动不息这个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接受了进化论，并用中国传统语言宣传这种思想。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从宇宙演化的前提引申出变革与革命的必要。“天演之公例”一语即道出了邹容的“革命”观念在形而上根据方面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世界之公理”一语道出了邹容“革命”观念来源的多元性，其一源显然是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在近代，中国人首先意识到要自强，然后才逐渐认识到自强必须富国强兵、必须变法、必须革命，“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一语即这一思想进程的概括。邹容一方面借重《周易大传》的权威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一方面又给“革命”这个术语注入时代内容。他区别了两种不同的革命并明确指出，他所主张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而是英、美、法那样的革命，是“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这样的“革命”，显然具有崭新的时代内涵。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那种袭用古老的术语演出历史新场面的习惯很少再出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刚健自强的思想不再起作用。这种思想可以仍然看做是现代文化活的灵魂。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中，在他塑造的“每日孳孳”的大禹形象中，在毛泽东高度赞扬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闻一多、李公朴的精神中，在中国共产党人“愚公移山”的奋斗历程中，都可以看到刚健有为思想发出的熠熠光辉。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无论近代还是现代，对刚健有为精神的认识、提高、发扬光大的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的。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中，把这种精神作为中心观念的鸿篇巨制还不曾出现。爱因斯坦指出：“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强有力的性格的人重新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雕塑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不能满足于“日用而不知”或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状态，而应当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根据时代的需要去重新刻勒它，也就是要改造它、提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