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讲学须有宗旨：《明儒学案》的新启示
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注83
这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提出的重要论学原则。对于中晚明的讲学者来说，讲学须有宗旨，是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一时期的讲学活动中，各种流派、群体或个人所提倡和宣扬的各式各样讲学宗旨，其来源和产生途径，及其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出现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在现实讲学场景中，讲者和听者之间围绕学说宗旨的互动情形，都是需要探讨的议题。
就观察明儒讲学活动与学说宗旨的关系而言，黄宗羲的名著《明儒学案》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该书的序跋凡例文字中，黄宗羲对明代理学兴盛的情形、学说宗旨对于讲者和听者的重要性，明人理学宗旨的多元并陈等问题都有反复强调。注84对于明朝理学之兴盛，他认为“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注85这些能够辨析牛毛茧丝的未发之覆，正是各家讲学的自得之处，亦即其学说宗旨的独到之处。对于宗旨与讲学的关系，黄氏指出：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氐要领也。
据此可知，所谓宗旨就是有“头绪”的、“约”的、能使人得“要领”的字词或短语。黄氏接着还用“丸之走盘”的比喻来说明宗旨的指涉范围，就像是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要之，宗旨就是某种学说的核心观念和基本要求，是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概念和观点。注86
学说宗旨对于讲者和学者都显得不可或缺，而周汝登（1547~1629）《圣学宗传》和孙奇逢（1585~1675）《理学宗传》这两部已有的重要同类著作，却不能准确拈出所论各家的学说宗旨：
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门（周汝登）主张禅学，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钟元（孙奇逢）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学者观羲是书，而后知两家之疏略。注87
前者的问题在于以自己“一人之宗旨”取代了书中所论“各家之宗旨”，而后者既闻见不广，又不能准确指出所述各家的宗旨。言下之意，黄氏撰书的重要目标就是既欲涵盖周延，又能从各家全集中“纂要钩玄”，客观地拈出各自的学说宗旨来。注88针对明人理学宗旨的如下情形：“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黄氏明确自己的撰述目的就在于“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以著于篇，听学者从而自择”。注89
较黄宗羲稍早的晚明理学名家冯从吾（1556~1627），同样注重时时归纳前贤讲学诸家的论学宗旨。如其称薛瑄之学“以复性为宗旨，以主静为功夫”，渭南人薛敬之（1435~1508）“以存心为宗旨，以求静力行为功夫”，蓝田人王之士（1558举人）“其学以尽性无欲为宗”，万历年间聚集千余人在关中书院开讲的巡按龙遇奇（1601进士）“学以性善为宗”，刊刻吕柟（1479~1542）语录的巡按、歙县人毕懋康（1598进士）“揭不远复三字为宗”。注90
晚于黄宗羲的清代学术史家唐鉴（1778~1861），也曾在其《学案小识》中引述福建闽县学者孟超然（1730~1797）归纳明代“讲学家宗旨最多”的情形：
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罗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聂双江曰“归寂”，季彭山曰“主宰”，黄绾曰“艮止”，王心斋曰“百姓日用”，耿天台曰“常知”，李见罗曰“止修”，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讨真心”，胡庐山曰“无念”，湛甘泉曰“随处体认天理”，诸家各有语录，不可胜纪。注91
由此可见，讲学而立宗旨的确是明儒的普遍现象，正如《明儒学案》所说“各家自有宗旨”，在黄宗羲之前和之后的学者的观察，均可印证这个现象曾经普遍存在。
《明儒学案》对讲学与宗旨关系的再三强调和论说，启发我们接着关注：明代讲学学者为何要纷纷树立宗旨？宗旨对于讲学活动中的双方即讲者和学者有何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