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资本的自我调整与转型
（一）垄断：产业资本的高级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资本家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必然展开彼此间的激烈竞争。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中战胜对方，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改进生产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商品成本，增加利润。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资本按照平均利润的原则瓜分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促使资本家更进一步的激烈竞争。显然这种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之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主要表现为：少数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在更大的范围内组织生产专业化和协作，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进而实现资本的集中。对此，马克思指出：“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16]“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17]这就是说，资本积累导致的资本集中，最后只会让社会容纳下一个或少数几个靠资本为生的“怪兽”，或者说一个或少数几个资本巨头。庞大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巨头的手中，这就得以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扩大再生产，其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的出现。
垄断是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联合起来，控制或独占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商品生产和流通。
垄断是产业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得到大大提高，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世界工业产量，1850—1870年的20年间只增长了1倍，而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20世纪的头13年中又增长了66%。”[18]加之，这一时期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也使社会分散的闲置货币资本和游资得以集中成为巨额借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产业资本的快速扩张。产业资本的快速扩张大大增强，加速了产业资本的集中，当这种集中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就必然要产生垄断。
对此，列宁也指出：“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定；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19]
此外，从产业资本自身要求增值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得到不断提高，由此导致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而这与资本要求快速增值的要求是不相符的。怎么办？资本家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对此，希法亭指出：“在资本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这种趋势现在又唤起克服自己的相反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消除。”[20]由此导致：“那些在发达的领域中不再有竞争能力、而其较小的量不允许其所有者把它们当作带来利息或股息的资本来投资的资本，便涌向这里。它们是些零售商业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竞争激烈，其旧资本不断毁灭并立即又为新资本所代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充满了总有一只脚踩在无产阶级中的分子，对他们来说，破产是经常的现象；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才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这些生产部门以极不相同的形式，日益陷入对大资本的间接隶属之中。”[21]
最初克服这种趋势的办法是实行联合制。在希法亭看来，联合制最初是由不同产业领域中的利润率差别引起的结合。如原料生产者为了避免原料以低于生产价格的水平出售，而把加工工厂纳入自己的企业之中，自己对原料进行加工。联合制可以分为向上的联合制、向下的联合制和混合的联合制三种形式。不同产业部门的联合可以有效地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也可以节约甚至消除商业利润从而增加产业利润，而联合制发展的结果也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
此外，在希法亭看来。银行的促进也是产业垄断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希法亭对此作了论述，他指出，由于银行从产业的联合和垄断中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例如，因削弱竞争而使银行投入企业的资本更安全，因提高企业的利润率而使银行扩大产业贷款以瓜分更多的利润以便积极促进企业的联合和建立垄断组织，另外，它的实力地位也为垄断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不仅能满足垄断组织对信用的大量需求，而且还能利用自己同许多企业的关系促使它们达成协议，乃至可以通过胁迫或购买的手段促成垄断。
垄断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产业资本的扩张而发生的“部分质变”，也是产业资本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表现。这是因为：自由竞争阶段的经济基础是私人资本，也就是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资本家的个体私有制，而垄断阶段的经济基础是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以股份资本为基础的垄断集团私有制。同时，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个体资本处于支配地位，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则是垄断资本占据统治地位，资本的生产目的也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获取平均利润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获取超额利润转变。
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扩张的载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扩张的依托形式不再依赖单个企业，而是企业的联合体——垄断组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22]从历史上看，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是垄断组织萌芽时期。如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工矿业和铁路中出现了称作“普尔”的垄断组织。它是一种短期的协定联合制。它有各种形式，从规定产量、价格或划分销售市场的简单协定，到设立总经销机构的复杂协定等。1876年一些制盐企业签订的《密执安盐业联合协定》，就是销售普尔的例子。该联合协定规定设立一个总经销机构。各成员企业都同意由这个机构经销产品，销售利润按各成员企业的产量比例进行分配。普尔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比较流行，后来让位给其他联合形式。它的主要缺点是协定在法律上无强制性的约束力。由于官方拒绝批准协定条款，订约人是否遵守协议只能靠自觉和信誉而不是法院的强制，因此参加企业就可以任意违反协议或自由退出而不受惩罚。这样，一般的协定很难维持较长时间。因此，普尔还算不上严格、正式的垄断组织形式，只是一种萌芽形式。
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垄断组织广泛发展，但尚不稳固的时期。这一时期“托拉斯”成为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托拉斯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参加托拉斯的各成员公司把股票交给统一的领导机构董事会，由它负责管理经营托拉斯内所有的生产和销售以及利润分配等事务。参加托拉斯的企业在商业、生产和法律上都丧失了独立性，变成只是按股份领取利润的股东。1879年，美国出现了第一个托拉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这个托拉斯的理事会控制了14家公司的全部股票，并拥有其他26家公司的多数股票。19世纪80年代，在许多工业部门中相继建立了托拉斯。例如，1884年成立的棉籽油托拉斯，1885年建立的亚麻籽油托拉斯，1887年建立的全国铝制品托拉斯、威士忌酒托拉斯和制糖托拉斯等。
这些托拉斯为了达到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经常采取损害中小企业和平民百姓的手段。这些活动逐渐引起了工人、农民、中小企业主和南方农业资本家的不满，从而在19世纪80年代末掀起了反托拉斯浪潮。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纽约和其他一些州，法院都受理了控诉托拉斯违反共同法案破坏贸易的案件。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890年政府颁布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该法案规定，托拉斯或其他类似的契约和联合，如果企图限制或垄断州际贸易或对外贸易者，都是不合法的行为。但是，这并没有限制住垄断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政府法令条文概括而且含糊，法院利用这点尽量做出有利于托拉斯组织的解释。例如，1895年联邦法院就撤销了它关于解散美国奈持糖业公司的决定。理由是它仅属于制造业，不属于商业或贸易性质的公司，因此，尽管这个托拉斯控制了美国制糖业95%的产量，它并没有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另一方面，很多大企业主虽然在名称上不再采用托拉斯的字样，但实质上仍然是变换了名称和形式组织的托拉斯。
1890年以后，控股公司被认为是取代托拉斯组成垄断组织的最好形式。它的主要优点是被收买的公司在名义上保持独立并经营业务，而实际控制权已被持有该公司多数股票的控股公司所把持。这样，控股公司的垄断行为就更加隐蔽，由公开控制转为暗地里操纵了。1889年，新泽西州首先颁布法律批准了这种做法。美孚石油公司和其他一些托拉斯利用这条新法律，纷纷改组为控股公司。后来，弗吉尼亚、特拉华和缅因等州也都制定了相似的法律，使控股公司很快普及起来。控股公司等形式的出现和普及，给垄断组织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途径。结果，垄断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生产集中加速发展，垄断组织的发展势不可当，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居于统治地位。这可以从以下两组数据中得以反映：（1）这一期间被吞并企业情况。从表2—1可以看出，1897—1904年被吞并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都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尤其是吞并高潮的1899年，被吞并企业达到1208家，资本金额达到22.627亿美元。在此后的3年中，平均每年吞并企业369家，资本金额达11.354亿美元。（2）这一时期托拉斯组成数量。如表2—2所示，1897—1903年，美国新成立的工业托拉斯高达240家，公用事业托拉斯达84家，两者合计为324家。
表2—1 美国1897—1904年被吞并企业的情况
表2—2 美国1897—1903年托拉斯组成情况
“到1904年，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总数已达318家，共吞并了5300多家工业企业，拥有全部加工工业资本额的40%。”[23]到20世纪初，美国各重要工业部门一般都已被一两个或少数几个大托拉斯所垄断。这样，少数大资本家，以垄断组织为载体，联合起来控制绝大部分商品的销售，以获取超额利润，进而形成了垄断。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运行表现出新的形式或特点。由于资本规模的膨胀，垄断力量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资本的运动越来越服从于某些大的垄断资本。主要表现为：（1）垄断资本在其扩张过程中，加速了资本集中，使得资本可以控制一个或多个部门的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随着集中过程的进行，在零售商业中也同时出现消除自己独立性的趋势，因为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者自己接管他们产品的销售。在托拉斯完全排除独立商人的地方，这种发展进行得最快，例如美国烟草托拉斯就是这样。”[24]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扩展。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进一步集中，垄断程度不断提高。（2）垄断资本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对其他未加入同盟的资本统治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化。除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外，还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统治力量，规定垄断价格，控制原材料、技术、信息和熟练劳动力等有关生产和销售条件来打压和扼杀竞争对手。不仅如此，虽然在垄断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自由竞争，不仅范围上受很大限制，而且在资本转移、原料来源、价格调节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垄断组织的限制和影响，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仅没能消除竞争，还使竞争更加复杂多样，更加激烈，更具有持久性，而且竞争的范围也由国内扩展到国外市场。正如列宁所说的：“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25]希法亭也指出：“垄断企业虽然使局外企业处于依附地位，但它不可能完全排除和绝对控制局外企业，因而两者之间也还存在着竞争，尽管垄断企业占据优势。另外，垄断企业出于转嫁危机等方面的原因，也还需要有局外企业的存在。因此，垄断不可能消灭竞争，从而也不可能消灭危机。”[26]
（二）垄断资本的内在矛盾与危机的深化
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私人垄断资本的局限性，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产业资本的扩张也达到了极致。虽然在这一阶段，资本不仅可以获取平均利润，还可以获得超额的垄断利润，但是资本在攫取超额利润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产业资本所固有的内在矛盾。
第一，垄断资本的产生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恩格斯对垄断组织的各种形式，如卡特尔、托拉斯等的形成和作用进行了分析，特别纠正了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可以调节生产的观点。他指出：“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27]垄断组织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垄断组织通过获取超额利润和不断扩张使得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中，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一是随着社会资本更多向少数垄断巨头的转移，以及少数垄断资本家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张，使得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增强。二是各个垄断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攫取利润会拼命扩大再生产，由此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从而使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影响更大，后果更为严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28]
第二，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主要表现为：（1）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垄断资本凭借有利的地位，对非垄断资本的挤压、压制，剥夺非垄断企业所取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导致非垄断资本生存和发展空间受限；另外，非垄断资本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往往采取降低价格等方式与垄断企业展开毁灭式竞争，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资本与非垄断资本之间矛盾的加剧。（2）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随着垄断的发展，垄断资本直接参与商品销售，以节省流通费用，形成商业资本对垄断资本的依附关系。正如希法亭所指出的：“卡特尔拥有较大的权力。于是，卡特尔能把它的法规强加于商业。但是，这些法规的内容就是剥夺商业的独立性消除商业确定价格的权力。这样，卡特尔化将消灭作为一个资本投资领域的商业，它限制商业的活动，消灭其中的一部分，通过自己的雇员即卡特尔的代理商来完成其余部分。这里，一部分以前的商人很可能成为卡特尔的代理商。卡特尔准确地给他们规定买卖价格，它们的差额构成了这些‘商人’的佣金。可是，这种佣金的水平不再取决于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种佣金是由卡特尔确定的工资。”[29]“垄断联合造成对独立商业的排除。它使商业活动的部分完全成为多余的，使其余部分减少了费用。”[30]“卡特尔取代了商人以及一部分商业活动被取消，仅仅意味着产业资本家现在不再把他的利润的任何部分让渡给商业资本家。就消费者而言，总产品价格仍然保持不变。”[31]而对于商业资本来说，他们也“试图通过自己结成联营来加强这种影响”[32]。如“柏林的一些大五金商店就结成了对价格形成有强大影响的联营。但泽的一些商店集体购买了一家商行，然后结成一个五金面人联合会，即股份有限公司。设在美因兹的德国五金商人协会制定了关于购买商品的规定”[33]。
总之，当产业资本发展到其高级阶段，即垄断资本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以更加复杂的形态表现出来。不仅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而且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以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痼疾不仅不会因为产业资本的调整和转型而得以缓解，反而以更加激烈，更具有破坏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如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开工率仅为15%，农业货币总收入从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失业率高达25%。”[34]同时，危机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也更为严重。到1930年，法国、日本、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未能幸免于难（见表2—3）。危机造成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分别下降32.8%、39.9%和40.6%；从工厂倒闭数量来看，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倒闭了3.2万家、5.7万家、6万家；同时危机分别造成英国、法国和德国300万人、150万人、600万人的失业。
表2—3 1929—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危机情况
（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第一，危机的周期缩短，危机阶段变长。在自由竞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大体上是10年爆发一次；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为七八年一次。如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4年、1921年、1921—192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七八年就发生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明显缩短，每隔四五年就会爆发一次。这一现象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而广泛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战后，由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刺激经济过早地回升，从而较快地摆脱经济危机并通过萧条阶段与复苏阶段，进入繁荣高涨时期。这样做的结果只是掩盖或暂时缓和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所以时隔不久，经济危机就会再次不期而至。
第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差别不是很明显。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运动规律一般是在一次经济危机过去之后，依次经过萧条、复苏和高涨，同时又为下一次危机准备了条件，周期的各个阶段较为清楚。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不完全相同，再生产周期四个阶段的依次交替不如过去那样清楚，各个阶段的症状也不如过去那样容易区分，尤其是萧条和复苏阶段更难明确划分。各个阶段的起伏波动不大，其间又往往被较长的生产停滞或局部性经济危机所打断。
第三，金融资本的开始产生，其重要性也开始凸显。在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中，银行的地位得到不断提高。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银行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银行作为一般的中介人充当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为工商企业办理存放款和结算业务，此时银行对工商企业的贷款一般是分散的、小额的和短期的，信贷联系也是不固定的，银行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还不是很紧密，它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中介的作用。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产业资本开始与银行资本融合，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命运也日益结合在一起，使银行和产业由原来暂时的利害关系变为长远的利害关系，并且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银行对产业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不断扩大，而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也相应加强。同时，大银行为了减少贷款的风险和保证高额利润，也加强了对工商企业资本经营状况的监控。这样，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的基础上，银行垄断资本和工商业垄断资本的联系日益加强，银行垄断资本和工业垄断资本的混合或融合生长，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资本形态，即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形成以后，就凌驾于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上，它既控制工商企业，又控制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居统治地位，对此，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加以详细分析。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4页。
[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页。
[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6]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8页。
[8]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12]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14] 陈特安：《资本主义的“大地震”——经济危机的历史、现状及新特点》，长征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15]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
[1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第722页。
[18] 钟滨：《政治经济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19]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20]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1页。
[21]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0页。
[2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
[23] 韩毅：《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607—1988》，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24]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4页。
[25]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26]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前言，第11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
[29]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7页。
[30]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8页。
[31]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9页。
[32]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5页。
[33]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5页。
[34] 徐明：《透视危机：百年来典型经济危机回顾与启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