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史学的酝酿

综上所述，西方史学的最初影响，是通过这样两个层面而进行的:传教士以“传道布教”为目的，译著一些历史书籍，视之为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但在客观上却给中国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史学理念;一些爱国学者以救中国赶列强为目的，研讨西方历史，撰写出具有近代气息的史著，这一切都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了很好的铺垫。传教士和中国学人编译的西方史志书籍对梁启超等维新派日后对中国史学和历史观念的改造，都有不少启发。

但西方史学在近代中国迅速而广泛传播的时期则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史学理念的推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中国近代史学才达到质的飞跃。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在政治上兴民权，抑君权，设议院，改变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开始重视学习西方史学，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借鉴。在当时出版的《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等一些重要报刊中，都发表有一系列撰述或编译的有关历史的文章，特别重视“史学”专栏。维新派对历史学的重视，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们以史学为工具，为的是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如康有为特别重视外国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1896—1897年间编撰《日本书目志》，比较广泛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版的有关日本史、世界史和国别史的著作和教科书，其中不少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书编译的。他介绍的目的，是对一些西方国家历史的“鉴而用”。他们还有一些专门的著述，对一些国家的历史进行分别的或综合的考察研究。如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就是希望清政府以波兰亡国历史为鉴，实行变法以自强。另外，康有为还撰有《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是为取法日本、俄国的变法经验而进行的专门考察。

当时，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也是受西方历史启发，从中国历史中发掘出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相符合之处，大加阐发。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等皆属此类。

梁启超尤其关注西方近代优秀史著。他指出，“西政之属，以通知西国为第一义，故‘史志’居首”。[16]他对当时盛行的很多史著都有评论，这些史著对他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896年编纂的《西学书目表》，[17]在“史志”类书中，列举有关外国史书达25种，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已经出版的各种外国史书。还在《西学书目表》附卷中，列举了已译而未印的史志类书籍14种，包括林乐知等人翻译的《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傅兰雅等人翻译的《俄国新志》、《法国新志》，同文馆撰译的《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另外，他又单列“中国人所著书”一项，把中国人所著外国史的代表作品，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续瀛环志略》、《朔方备乘》、《日本国志》、《中西纪事》等一一屡述。

在《读西学书法》中，他对外国史书又作了评述:

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书，俄史最佳。乡人黄君公度，近纂《日本国志》，体例明通，议论闳达，直跻古人著作之林，与舌人之手笔，相去不可道里计矣。

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通鉴》乃教会之书，其言不尽可信，不如《史记》。税务司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欧洲史略》一书，不以国分而以事纪，其体例似过于二书，惜译文太劣耳。又有《希腊志略》《罗马志略》二书，(《启蒙十六种》之二。)希腊、罗马，并欧洲古时声明文物之国，今泰西政事、艺学，皆于此出焉，亦不可以不读也。《四裔编年表》，颇便审阅，而舛错亦多。

《泰西新史揽要》(初名《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惜译笔繁芜，眩乱耳目。苟得能文者删润之，可去其半。《列国变通兴盛记》，其名甚动人，然书中惟记俄罗斯、日本二篇足观，其他则亡国之余，而以为兴盛，于名太不顺矣。

纪事本末，有《德国合盟本末》，《普法战纪》，《秘智海战记》，《俄土用雷记》，皆足观。遵义黎氏译《华盛顿传》，实则美国开创记也。五十年来，欧洲三大战，其一曰南北美之役，《防海新论》详之;其二曰普法之役，《临阵管见》详之;其三曰俄土之役，《东方交涉记》详之。然则三书者，亦可作纪事本末读也。至近印之《中东战纪》，其书议论之是非，稍有知识者能道之，无待余言。

《列国岁计政要》，述欧洲各国疆域、户口、官制、教门、学校、国用、商务、兵力等事。然其书为同治癸酉年之书，去今二十余年，因废变迁，已成陈迹。西人此类之书，岁岁皆有，或官撰，或私述，不一而足。若能自癸酉至今，每年译成一书，岂不甚善!而惜其止于此也。[18]

他又说:“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19]从梁启超的评述来看，梁启超对这些著作的内容与体裁、体例了如指掌。传教士和中国学人编译的西方史志书籍，是影响梁启超早期新史学思想不可忽视的素材。这些史志著述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观念，是梁启超早期新史学大厦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这样一来，维新派为取鉴外国，变法图强，由介绍、考察外国历史，开始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史学，并接受其影响，开始反思中国传统史学，并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初步的批判，出现了新史学的萌芽。

在历史观上，出现了“以史学言进化之理”的理念。康有为“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20]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时愈久则治愈盛的进化史观，进一步发挥了公羊三世的学说。梁启超在一些变法宣传的论述中，也把进化史观作为强有力的工具。

在历史研究范围方面，梁启超提倡学习西方史学，重视“民史”。康有为曾评论道:“吾中国谈史裁最尊，而号称正史、编年史者，皆为一君之史，一国之史，而千万民风化俗尚不详焉。而谈风俗者则鄙之，与小说等。岂知谱写民俗，惟纤琐乃详尽，而后知其教化之盛衰，且今天下述而鉴观焉。史乎!岂为一人及一人所私之一国计哉!”他慨叹传统史学“遗民史久矣”。[21]梁启超认为，西方史学与中国旧史所记载的内容，有重民众之生活状况，国家民族之盛衰，与重在一朝一姓之兴亡之本质不同。他在为维新变法进行舆论动员之时，就已指出中国旧史弊病之所在，形成了专门记录帝王将相活动之“君史”与着重记载社会进步之“民史”这样两种观念，日后他倡导“史界革命”之理论，在此时已经有所萌发。

总之，19世纪末，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封建旧史学有所不满，但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一些著述也是围绕着时局而发，还来不及用新的思想和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不过在这些学者的政论、史论文章中，已经初步展示了许多重要的新史学思想。特别是梁启超在西方史学影响的感召下，其新史学理论已处于酝酿阶段。他在很多并非史学专论的文章中，对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以及史书的编纂，等等，都发表了初步的看法。所以说，“自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是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酝酿期。……是中国史学发展主流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化的一个过渡阶段”。[22]

要而言之，19世纪末，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家对传统史学的调整，为新史学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也为学者们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最终使学者们认识到“史界革命”的必要和必须建立新史学，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时代潮流的转变，才是新史学产生的最大原因。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有两个最鲜明特点:一是时代性，二是传承性。以下分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