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极尽歪曲之能事：《奉天靖难记》

《奉天靖难记》四卷，不著撰人名氏，纪明成祖初起至即位事。书中称成祖为“今上”，又称仁宗为“太子”、高煦为汉王、高燧为赵王，可知该书应写成于册立太子、分封二王的永乐二年（1404）四月后。将该书与《明太祖实录》相较，该书应为较早出者，最晚的时间无过于永乐十六年（1418）十月。[45]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应该是永乐朝臣子所为，或在朱棣直接授意下所撰亦未可知。该书严重地歪曲历史，编造史实，《四库全书》编者对之深有讥评：“其于懿文太子及惠帝，皆诬以罪恶，极其丑诋，于王师皆斥为贼。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其语多诬伪，殊不可信。按建文元年十一月，成祖战胜白沟河，上惠帝书，并移檄天下，军中仓促，语多可笑，《姜氏秘史》所载，最得其真。是书于上惠帝书，颇有删润，而移檄则置之不录，其文饰概可见矣。”[46]所评极是。

该书作为记录“靖难之役”的第一部史书，它所确立的书法原则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明前中期的历史编撰。这些书法原则是：①不用建文年号。朱棣即位诏书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该书秉承朱棣旨意，不书建文年号，建文四年分别以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等呼之，这当然用的是洪武纪年。②不承认建文帝的皇帝身份，直呼“允炆”。不仅该书在进行一般的历史陈述时称“允炆”，如“允炆矫遗诏嗣位”，“允炆语黄子澄曰”[47]等，而且朱棣与人谈话，说到建文帝时亦称“幼冲”，如谓“幼冲不思祖宗陵寝为重”[48]，“不意幼冲信任奸回”等[49]；谕则称“幼主”，制造出朱棣似从未承认建文帝身份的印象。也许作者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替代之词，朱棣当年给朝廷的书信只得仍称为“上书”。但对上书的对象，则绝口不提，本来无可避免地要涉及的对建文帝的称呼，也一概删去，而直述其事。③称官军为贼。如谓燕军“夜半至雄县，围其城，贼众始觉”[50]，“乃率大军列阵而进，遥见贼军欢动，上曰：‘贼乱而嚣，可以击也。’”[51]按封建的政治伦理原则，以建文帝为首的朝廷是具有正统性、合法性的一方，朱棣一方才为叛贼。称官军为贼，纯粹是颠倒黑白。该书做这种处理，是表明不承认建文帝的历史地位。④目齐、黄辈为“奸臣”。无论是朱棣本人还是手下将士，均将辅佐及忠于建文帝的大臣，统称为“奸臣”。如“朱能等复泣曰：‘今幼主昏蒙，奸臣执柄，谋害宗藩，图危社稷”，朱棣第一次上书也谓：“不幸我皇考宾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⑤将朱棣起兵反叛的行为称为“靖难”，该书的书名就叫《奉天靖难记》。上述五大书法原则，长时间主导着明代建文史的编撰。

从内容上来说，该书罔顾事实，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

第一，以极恶浊的语言，肆意诬蔑建文帝一方。

懿文太子早殁，本与朱棣构不成利害冲突，但其作为建文帝之父，也在被攻击之列，“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咒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余，东宫执兵卫”。又言太子见失太祖宠，就在兄弟之间挑拨离间，构陷燕王有想做天子之意。

对建文帝的攻击尤甚，首先是捏造建文帝“矫遗诏嗣位”，且不守孝道。

允炆矫遗诏嗣位，忘哀作乐，用巫觋以桃茢祓除宫禁，以硫酸水遍洒殿壁，烧诸秽物以辟鬼神。梓宫发引，与弟允熥各仗剑立宫门，指斥梓宫曰：“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略无戚容。政事一委权奸，悉更太祖成法，注意诸王，遂成不轨之谋矣。

更诬蔑建文帝生活腐朽堕落，倚信阉竖，用语尤其污秽不堪，令人不忍卒读：

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矫纵，焚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其羊不肥美，辄杀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牡羊母猪与交。荒耽酒色，昼夜无度，及临朝，精神昏暗，俯首凭案，唯唯数事而已。宫中起大觉殿，于内置轮藏。出公主与尼为徒，敬礼桑门，狎侮宗庙。尝置一女子于盒以为戏，谓为时物，舁入奉先殿荐新，盒开聚观，大笑而散。倚信阉竖，与决大事，凡进退大臣，参掌兵马，皆得专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史皆被捶挞。纪纲坏乱，构成大祸。自是灾异叠见，恬不自省。夜宴张灯荧煌，忽不见人。寝宫初成，见男子提一人头，血色模糊，直入宫内，随索之，寂无所有。狐狸满室，变怪万状，遍置鹰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无光，星辰无度，慧扫军门，蛊惑守心犯斗，飞煌蔽天，山崩地震，水旱役疠，连年不息，锦衣卫火，武库自焚，文华殿毁，承天门灾，虽变异多端，而酗乐自如。[52]

用上述语言描绘建文帝，猥亵，轻浮，非一般的谩骂攻击、人身侮辱可比，正如一面镜子，与其说伤害了被攻击者，毋如说照出了骂人者本人的污浊心灵。

该书于辅佐建文帝的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不但从政治上进行打击，视为“奸臣”，还竭力从道德上进行否定，如一代儒宗、刚烈正义的方孝孺被诬蔑成贪生怕死、摇尾乞怜者，“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祈哀乞怜，遂命收之”[53]。这是试图从人格形象上败坏诸臣，从而否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合理性。

第二，美化朱棣，为他篡位开脱。

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篡位是滔天大罪，罪不容诛，但朱棣不想落此骂名。他当上皇帝后，当务之急就是为自己洗清篡位的恶名，把自己打扮成合理合法的皇位继任者。为此，该书做了以下几件事：

（1）宣扬嫡子身份，以显示即帝位的正当性。书中第一卷开宗明义就说：“今上皇帝，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晋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又记举事时，朱棣对将士训话，自称：“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

（2）为朱棣编造祥瑞，寓意朱棣做皇帝为天意。“今上皇帝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上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曰：‘龙颜天表，风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54]起兵后，更是有若神助。如三十一年十一月与李景隆战于白河。虽已至冬，但流水潺潺，大军不得渡河。是日，大雪初停，“上默祷曰：‘天若助我，河冰即合。’是夜起营，次报至曰：‘河冰已合。’于是挥师毕渡。诸将进贺曰：‘昔光武中兴汉室，滹沱河冰合。今殿下剪除奸雄，以安社稷，亦复如是。天之相助，同符千载。’上曰：‘命之将兴，岂人所知？惟听于天尔。’”[55]“初，允炆起兵时，有道士谣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人不知其所谓。至是上即位，方知其言验云。”[56]凡如此类，无非欲说明朱棣做皇帝是天命而已。

（3）描写朱棣聪明仁义，符合儒家圣王的标准。“上文武才略，卓越古今。勤于学问，书一览辄记。六经群史，诸子百家，天文地志，无不该贯。日延名儒，讲论理致，自旦达暮不休。言辞从容，简明典奥，谦虚处己，宽人爱人，意豁如也。任贤使能，各尽其才，英贤之士，乐于为用。下至厮养小卒，咸得其欢心。暇则阅武骑射，便捷如神，虽老将自以为不及。每料敌制胜，明见千里，赏罚号令，不爽而信。用是威震戎狄，虏人帖服，不敢近塞。修明文物，力行节俭，故国内无事，上下咸和，年谷累丰，商旅野宿，道不拾遗，人无争讼。每出亲访民间疾苦，抚循百姓，男女老少皆爱戴焉。度量恢廓，规模宏远矣。”

（4）太祖属意于燕王，欲传位于他。谓朱棣刚出生时，因有异兆，“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心异之，独钟爱焉”。就藩燕府后，因屡立边功，父皇对其寄予厚望，谓“异日安国家，必燕王也”。懿文太子所为失道，“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无言，恐泄而祸之也。’有潜以告太子者，太子乃日夜伺察太祖”。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丙子，太子薨。太祖愈属意于上矣。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诸孙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所托矣。’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已长，可立以继承。’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于天曰：‘后嗣相承，国祚延永，惟听于天尔。’”太祖在刘三吾劝解下，虽勉强立了允炆为皇太孙，但对燕王仍是念念不忘，“先是，太祖病，遣中使召上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谓太祖临终前召燕王，隐含欲传位于燕王之意。

（5）将燕王起兵说成是无预谋的、迫不得已的自救行为，定性为“靖难”，打着“遵祖训，清君侧”的旗号，赋予燕王的行为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如攻占北京后，朱棣对全体将士宣称：“今幼主嗣位，信任奸回，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邪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照鉴予心。”[57]这种对战争性质的定调，一直影响着明代的建文史籍编撰。

（6）该书记载建文帝的结局，谓燕师渡江后，“允炆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使数人而已，乃叹曰：‘何面目复相见耶？’遂阖宫自焚。上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死矣，出其尸于火中”。“壬申，命有司备礼葬允炆，上辍正朝三日。”[58]此为建文焚死说的最早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