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胡寅生平事迹简介
胡寅（1098—1156），字明仲，又字仲虎，又字仲刚，号致堂。建州崇安县（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他是两宋之交比较著名的理学思想家，也是一个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其父胡安国是公认的湖湘学派的创始人物，而他恪守父亲的教诲，传承胡安国的理学思想，特别是在历史政治领域，进一步发扬了胡安国《春秋传》治学的方向和理论旨趣，是湖湘学派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后人将他与其父胡安国，弟胡宏、胡宁、堂弟胡宪合称“五胡”。
一 生平事迹
湖湘学派是湖湘文化主要的开创者与承担者，这个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绍兴元年胡安国父子。胡安国，字康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祖籍原本在江南，他一生在官四十余年，但有实际官务的时间不足六年，在湖南实际生活时间也只有八年左右。但胡安国在中国思想史和湖南地域文化建设史上的功绩却是非凡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播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如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序》中指出的那样：“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11]而且他能集杨时之学大成，如全祖望所说：“私淑洛学而集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12]这样的成就一方面取决于胡安国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决定于胡安国不懈的努力。第二，他的努力与学识在湖南刮起一股清新的思想学术之风，形成了崇尚理学的学术氛围。他是朝中有名的儒臣，行止一以道义为准则，从不屈曲于权贵，忠君爱民，亲贤远佞，教子有方，而且身体力行，为改变湖南固有封闭滞锢的风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绍兴元年，胡安国带着妻室儿女离别湖北荆门，来到湘潭碧泉结庐定居，开办书院讲学。其子胡宏《有本亭记》中记载：“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原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下，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13]胡安国师承“二程”理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和颍川靳裁之为师，深得靳裁之器重。他精研《春秋》经传，以之阐发微言大义，开启了湖湘学的先河。其子胡寅、胡宏、胡宁等秉承父教，潜心向道，大倡其学，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派。明全祖望认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其所做《知言》，卒开湖湘之学统。”[14]随后胡宏弟子张栻继承湖湘学宗旨，在岳麓书院讲学，把湖湘学发扬光大，推向顶峰。现在有学者认为：“在岳麓书院奠定了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规模，更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证实，张栻是岳麓学院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人物。”[15]因此，湖湘学秉承河南二程之学，并独具风格，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支。
根据胡寅自述身世及相关史料记载，他很小就受家庭环境影响，有着传奇色彩的经历：“臣闽人也。闽之俗，地狭人稠，计产养子。臣祖母悯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养之。臣父其年时二十有五，方事婚娶，岂有无子之虑？而必至收养堂兄已弃之子者，缘臣祖母知书好善，告诫之初，于是抚怜鞠育，以为元嗣。凡幼时疾病粥药之勤，长后教训维持之备，义方恩爱，老而弥笃。最后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16]胡寅因为出生在福建地狭人稠穷困偏僻的地方，生计艰难，一般家庭很难养活众多子女，因此胡寅降生后面临着被父母抛弃的生死大难。胡寅在出生之初就几乎命悬一线，经祖母怜惜授意，被叔父胡安国收养，认作长子。胡安国夫妇对其并没有偏见，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培养教育之功更是不遗余力，终使其成为南宋栋梁之才。因此，胡寅与胡安国虽不是亲生父子关系，却胜过亲生父子。胡安国对胡寅有再生之德，养育之恩，因而胡寅受胡安国影响至深。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为人从政，日后他都能谨遵其父胡安国教诲，是当时儒家学者当中少有的言行一致、始终不渝之人。
关于胡安国收养胡寅的记载，另据《宋史·胡安国传》说：“寅，安国弟（按‘弟’应作‘兄’）之子也。寅将生，弟妇（按‘弟妇’应作‘嫂’）以多男不欲举。安国妻（按此处应作‘安国母’才与胡寅自述身世相符合）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取而子之。”[17]对于这个说法的记载，还出现在周密《齐东野语》一书中，内容大致相同，都说明了胡寅并非胡安国亲生，是抱养不是过继。因为胡安国抱养胡寅之时，尚只有二十五岁，并不存在过继承嗣的问题。对于这段渊源，在他日后步入政坛时，面对风起云涌的党争，曾遭受主和派政敌——秦桧帮凶右正言章厦许多恶意的攻击，非议他不肯为亲母持服，有不孝之大罪等。胡寅不得不为此进行辩解：“缘过房入继与收养弃遗，恩意轻重不侔故耳。过房入继，礼之正也，则当为本生行心丧解官。收养弃遗，则本生之恩已绝，而所养之恩特厚，虽不为本生服可也。”[18]这里主要说明他以前不知自己身世，不为本生父母服丧去官的理由，与政敌攻击他不孝于本生实不相然。而且后来经过朱熹岳父刘勉之来书相告，使胡寅终于明白其中曲折缘故，自此之后他数次归省其生母，恪尽相应的孝义礼节，逐渐使非议他的人不再纠结此事。
胡寅年轻时即受二程博大精深思想的吸引，坚定了儒学治学的方向，反对王安石父子所倡导的新学。他自述自己十六七岁时治学的情况说：“某年十六七，见先君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龟山杨公《论语解》。间窃窥之，乃异乎塾之业。一日，请诸塾师，曰：‘河南杨、谢所说，与王氏父子谁贤？’塾师曰：‘彼不利于应科举。尔将趋舍选，则当遵王氏。’于时某未能树立，而辄萌好恶矣。”[19]王安石新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学说，当时大多数学子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需要钻研、熟读王安石新学，而胡寅却不为所动。他在此时虽然没有树立弘扬二程理学思想的志向，但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宣和三年（1121），胡寅考中了进士甲科，名列第十。当时胡寅并未曾议婚，因鄙视当时公卿鲜廉寡耻因循苟且，拒绝娶中书侍郎张邦昌之女。后来在胡安国的主持之下，娶张哿之女张季兰为妻。张哿与杨时、陈瓘是亲友，两人都是二程理学的信从者。婚后胡寅与张季兰情投意合，相濡以沫度过许多艰难岁月。宣和七年（1125），胡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此时正处在北宋内忧外困最危急时刻，京东、河北饥民纷起反抗，又传金将入侵。就在这一年，宋徽宗禅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改明年为靖康元年。靖康初（1126），因御史大夫何栗的荐举，胡寅迁秘书省校书郎。当时著名学者杨时在朝为祭酒，胡寅得以从杨时受学，从此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接触二程理学思想。
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胡寅正是而立之年，正逢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非常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有着强烈的山河破碎的激愤之情与屈辱之感。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商议在金陵（今南京市）建立异姓王朝以汉治汉的政策，胡寅坚持赵宋正统，即与张浚、赵鼎逃出太学中，不书议立张邦昌为帝的奏状。当金人扶立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国号，他即弃官归家，因此受伪楚言官弹劾降官一级，遂隐居武夷读书讲学。建炎三年七月（1129），宋高宗改杭州为临安府，以张浚宣抚川、陕。因金人继续南侵，宋高宗诏议移跸之所。胡寅当时经张浚荐举，复任驾部郎官，迁起居郎。对宋高宗移跸之所这一做法，胡寅极为不满，他于九月二十一日上《上皇帝万言书》，另附有《进万言札子》。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慷慨陈词，书拨乱之计，认为高宗应当出师河北，纠集义师，北向迎请二帝，而不宜亟居尊位，安逸享乐。此书可能并没有被宋高宗看到，因当时宰相吕颐浩认为其言辞过于激切，有损圣颜，故让他奉祠，离开朝廷，除直龙图阁学士，主管江州太平观。建炎四年（1130），胡寅寓居湘潭，感悲惨时世，抒抑郁愤激之情，写了《原乱赋》，叙述了宋徽宗致乱缘由，寄希望于宋高宗发愤图强以报仇雪耻，实现中兴赵宋王朝的远大宏图。这篇赋与屈原《离骚》相似，是体现胡寅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壮烈篇章。但宋高宗赵构却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只想偏居南方一隅。他采纳了从金营逃回来的秦桧“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的方针，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开始着手准备与金人议和。
绍兴四年（1134），胡寅移居南岳，南岳在当时已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始建于唐，山上寺庙很多，著名的有福严寺、南台寺、藏经殿、方广寺。南岳是中国南禅后续，一直传承不绝。胡寅借此机会遍观大乘诸经及《传灯录》，有感佛教理论的虚枉不实、殄灭彝伦，遂著《崇正论》一编，即后来定名的《崇正辩》，洋洋洒洒数万言批佛崇儒。
绍兴五年（1135），宋高宗回临安，胡寅到临安，复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赐三品服。他多次上劄子进谏宋高宗要端本清源，拨乱反正以图中兴，其殷切期盼之情溢于言表。特别是当这一年四月宋徽宗赵佶死于金国，当时南宋统治者尚未知晓，竟于五月还要打算遣使金国谋和。胡寅在五月十一日上《论遣使劄子》中痛斥这种委曲求全的行径，疾呼以中国万乘之君而称臣于仇敌，则宰相而下皆其陪臣。宋高宗对此不得不做出回应，降旨安抚嘉奖：“中书舍人胡寅论使事，辞旨剴切，深得献纳论思之体，可令学士院降诏奖谕。”[20]高宗表示已披览至再，嘉叹不忘。但不久之后张浚自江上还，奏请派使议和，作为兵家机权，高宗以此为借口一反前言，积极推行议和主张。胡寅只好再次上书《再论遣使劄子》，列举遣使无益之十事，但终无法挽回高宗和议之志而不果。胡寅遂乞请便郡就养。
绍兴七年（1137），胡寅知严州。这一年秦桧任枢密使。何藓、范宁之从金国回来，带回了太上皇赵佶和宁德皇后相继在金国已经逝世的消息，百官七次上表，要求缩短丧期，遵以日易月之制成服。胡寅坚决反对，要求“兴自朕躬，服丧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权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怀”[21]。实质是想借此激起南宋君民同仇敌忾不忘雪耻之志。绍兴八年（1138），胡寅除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这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独揽大权，专主与金议和。四月，胡安国病逝于家，胡寅回家守制丁忧。当父丧服除后，胡寅奉祠，不久再知永州。其时宋金之间不断交战，南宋在刘锜、吴璘、岳飞、韩世忠等名将指挥下，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整个战局开始向有利于南宋王朝方向转变。但宋高宗与秦桧君臣力主和议，终使收复北方迎请二帝成为幻想。次年十一月（1139），宋金最终达成和议，以淮河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进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并于同年十二月把主战派将领岳飞陷害于大理寺狱。因胡寅在朝一直主张抗金，反对议和，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因揭露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倡导“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资”而得罪了秦桧，于绍兴十三年（1143）胡寅在永州任上罢官免职，回南岳定居。胡寅虽然已经告老还乡，但秦桧仍然不肯罢休，兴起文字狱，借李光私撰国史一事拟出讥讪朝政之罪名，将他贬为果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新州。
正是在新州，胡寅开始著述《致堂读史管见》三十卷，其侄胡大壮为之作序。朱熹对此有相关记载：“《致堂读史管见》乃岭表所作，当时并无一册文字随行，只是记忆，所以其间有牴牾处。”[22]对此胡寅也曾自述：“绍兴庚午，余自休官中谪置新昌。夏六月，息肩。既无书可观，又不敢从事翰墨。”[23]这说明当时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主要依靠胡寅自己几十年所积的学术功底而成。虽然这本书在后世看来其间有纰漏错误之处，但却是胡寅真实的一己之意的表达，最能体现他的思想倾向和理论志趣。
绍兴二十五年（1155），《致堂读史管见》三十卷写成，也就在这一年十月，一代奸臣秦桧终于死去。在秦桧死后，胡寅才得以复官，为徽猷阁直学士。次年，胡寅归南岳，在这一年，朱熹曾见过胡寅，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24]这年闰十月，胡寅卒于衡州，后谥文忠。对于胡寅的卒年，《宋史》《宋元学案》《衡麓学案》各有出入，而《续资治通鉴》则记载又相异。据容肇祖先生考订，认为《续资治通鉴》记载胡寅卒在“闰月”，有卒月。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足可证《续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准确无误的。而关于胡寅事迹的文章，在很多史料中都有所记载。其中最主要的见于《宋史》卷四三五、《宋史新编》卷一六六、《南宋书》卷二十四、《宋中兴学士院题名录》《四朝名臣言行录》下集卷八等书。
二 著作及其版本流传
胡寅的著作有《斐然集》《致堂读史管见》《崇正辩》和《论语详说》（已佚）。胡寅《致堂读史管见》这本书，在岭南新州贬所而写：“乃其谪居之时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而作。”[25]胡寅认为《资治通鉴》一书“事备而义少”，即认为司马光叙述历史事实多，但阐发儒家义理少。因此，胡寅借论评周秦至五代历史的政治得失，以阐发他的儒家理学思想。《致堂读史管见》原书有八十卷，淳熙九年（1182），其侄胡大正官泉州通判时，在泉州中和堂刻印出版，为此书第一刻本。大正序云：“大正家自文定公（胡安国）以来，代有著述，先侍郎所撰《致堂读史管见》以司马氏《通鉴》为目，上下二千余载，累言四十余万。其议论既详且正，士夫过从，首请其书，习而复之。且谓愿见而不可得，必求其本以归。大正家贫俸薄，笔札不给，而终不能遏士夫之意。朅来温陵，乃锓诸梓，由是求者可得而与者易办。”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三十八著录说：“目后有长木记曰‘时淳熙壬寅中夏既望刊修于州治之中和堂。奉议郎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南外宗正簿赐绯鱼袋胡大正谨识’四行。……每叶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宋孝宗以前讳皆避。明慎独斋刻本，即从此出，版式又小耳。”嘉定十一年（1218），其孙某为衡阳守，刊于郡斋，并为三十卷。宋宝祐二年（1254），刘震孙宛陵郡斋刻本，亦三十卷。八十卷本今已无存，《续修四库全书》本乃据宝祐本影印。此本前有胡大壮序，后有刘震孙跋。刘跋称：“昔文定胡公奉诏《春秋传》，天下传之，以为百世不刊之书。自三家分晋而后迄于五季，则未有论述。致堂管见盖以继文定之遗志，其于君臣之义，华夷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天理人欲之辨，辞严义密，莫不以经为断。学者必通二书而读之，然后知其后先述作粹然成一家言。盖太史公父子瞠乎下风也。……”刘震孙对此书评价颇高，反映了南宋后期，朱子理学取得正统地位后，理学人物一派得到尊崇的社会风气，以及其时已出现了理学著作与史学著作共荣景象。[26]
关于胡寅另一本重要著作《崇正辩》的主旨，他在《崇正辩·序》中开宗明义道：
《崇正辩》为何而作欤？辟佛之邪说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谓之邪也？不亲其亲而名异姓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师为法王，弃其妻子而以生续为罪垢：是沦三纲也。视父母如怨仇，则无恻隐；减类毁形而无耻，是无羞恶；取人之财，以得为善，则无辞让；同我者即贤，异我者即不肖，则无是非：是绝四端也。三纲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蛮夷戎狄则背违之，而毛鳞蹄角之属咸无焉。不欲为人者已矣，必欲为人，则未有沦三纲绝四端而可也。
明儒邱濬在所撰的《崇正辩序》中有一个很好的评定。邱濬讲：“自有佛氏千有余年，其间豪杰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韩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论可谓明白而深切矣。然皆举其大纲，撮其大凡，细微旁曲之处，容有未尽焉者。彼犹或得以隐遁掩饰也。惟有宋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辩》一书，凡为卷三，为条二百九十有九。盖因僧仁赞之所论，按其事而判之，随所言而折之，根究条析，琐细不遗，一本诸理之所有，以证其事之必无。理直而气壮，词严而意周。彼夫诞幻不经之邪见，茫昧无稽之虚言，一切破荡无余矣。”[27]根据容肇祖先生的考订，《崇正辩》一书版本流传极少。清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有《致堂先生崇正辩》三卷，属于明刊本，有十行十八字。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刊本，十行二十四字。另有乾隆二十八年胡濬刻本三卷，各分上下册，共六册。这一版本前有成化十三年（1473）丘濬序，嘉靖十六年（1537）江以达序，在明代应当另有这两种版本。今天已出版的《崇正辩》版本，则是容肇祖先生依据乾隆胡濬刻本，校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刻本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