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主题
正如前文所述，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及其理论解释的关注，构成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如果说制度变革是引发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或主要因素，那么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理论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探明在制度变革的背景下，阶层差异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制度变革是如何影响阶层差异建构的内在逻辑的。上述市场转型理论以及围绕市场转型的直接争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对阶层差异调整及其建构逻辑变动的分析，而修正了的地位获得模型（引入了所有制、单位类型和政治忠诚等变量），正如本书第二章将要讨论的那样，则是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考察阶层差异建构的逻辑。再进一步而言，市场转型理论及其相关争论，是考察制度变革是如何改变阶层结构的，而针对当代中国的地位获得的研究，则是考察在制度变革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样的因素（修正了的模型考虑到了个体因素之外的结构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人们阶级阶层地位的获得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形塑着特定的阶级阶层结构）。
本书所关注的是转型社会的分层过程，分层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差异的形成过程。因为人们社会阶层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地位差异，是社会差异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形式。本书正是试图通过对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地位差异的表现及其产生过程进行考察，来透视制度变革与分层过程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探讨阶层差异的形成与传递过程，本书在按照地位获得研究的常规方式，在用经验数据验证分析当前人们地位获得过程的同时，在地位获得分析中加入了“资本”这个变量。[1]之所以要再次引入新的变量，是为了更好地沟通上述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之间的隔绝。尽管已经有一些修正了的地位获得模型考虑到了结构性因素，但还是没有很好地解释制度变革是如何改变了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地位获得的贡献率。正如多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那样，不仅布劳曾经涉及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的地位获得有所影响，而且诸如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单位类型、政治忠诚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地位获得（进而改变阶层结构和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经验研究同时也分析出这些因素对人们地位获得的影响能力，但多数研究就停留于此了。人们也许会进一步提出诸如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父亲的单位类型会影响到子代的地位获得？面对这一类问题的回答，地位获得研究者就有可能从上述以相对宏观的视角所进行的探讨中寻找答案了，也就是说，通常的地位获得研究不能直接回答这一类问题（详细内容可参考第二章的专门讨论）。而本书中引入新的变量则是为了克服地位获得研究可能面临的这类困境。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是一部积累的历史，而资本所体现的正是积累了的劳动，并且资本有着坚持自身存在的倾向（Bourdieu，1989）。在本书看来，阶层优势的传递正是资本以同一的或转换了的形式进行的传递。举例来说，父辈在职业上的优势可以为家庭带来丰富的诸种资本，而这些丰富的资本从不同层面作用于子代的地位获得，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资本的代际运动或者说代际传递，正是借助资本的代际传递，父辈的职业优势在子代的地位获得中体现出来。有关转型社会的一些相关研究，对本书将资本的概念纳入到地位获得研究中来，也有着一定的启发作用。例如，根据张宛丽的概括，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主要存在三种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张宛丽，1996），其中非制度性的关系网络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的作用，给我们的启发是，社会资本也可能会作用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实际上近年来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也都表明，至少在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网络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在人们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在转型社会又有着特别突出的意义，有关转型社会的研究曾表明，权力精英可以将其政治资本上的优势转化为社会资本的优势，并进而在市场中占有有利地位。当然，除了社会资本作用于人们的地位获得之外，其他资本对人们的地位获得的影响，毫无疑问也是存在的，并且不同的资本可以通过转换形态而作用于人们的地位获得。泽林尼等对中欧社会转型的研究表明，在转型过程中将贬值形态的资本转换成新的、更有价值的形态，是个人应付社会结构变迁所宁愿采取的方式（Eyal，Szelenyi，Townsley，1998）。当然不同形态的资本之间的转换，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是不同的，资本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特定社会分层过程。泽林尼和特雷曼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共产主义社会精英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转引自孙立平，2002b）。
为了更明确地表述本书的研究主题，我们先构建出有关地位差异和地位获得的简单模型。现代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存在着两种理论取向，一为以等级来划分阶级或阶层的等级观，一为按依附关系来划分阶级的“关系观”（李春玲，1997：66—72），但不管哪种取向的分层观，都是从资源占有的角度分析人们的地位差异的。本书正是以人们对各种有价值的资源的拥有来考察人们的地位差异。在我们看来，人们的地位差异是各种有价值资源的函数，如下列公式（1）所示。人们对社会地位的维续或者对更高层次社会地位的追求，实际上就表现为各种资源的获得与累积，而资源的获得与累积是建立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资源的获得和累积过程是对既有的各种资源的动员和运用过程。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借用了林南的观点来理解所谓的地位获得，即“地位获得可以理解为个体为了取得社会经济地位的回报而动员和投资资源的一个过程”（Lin，1999）。根据马克思的古典资本理论，资本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它是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其二它是资本家期望从市场中获取回报而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内所做的投资。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概念的提出，资本的古典内涵被大大拓展[参见林南有关讨论（林南，2005）]。本书中试图使用的资本概念，正如一些拓展了的资本概念一样，取其古典含义的后一半，也就是说，资本是期望获取某种回报（不只是经济回报）而动员了的资源（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根据对资本的这种界定，上述将地位获得过程理解为各种资源的动员和运用过程，这些动员和运用了的资源相对于地位获得来说，具有了工具意义，因此，这些动员和运用了的资源可以被理解为本书意义上的所谓资本。这样，地位获得过程实质上就是各种资本运用的结果。而这其中的资本有多种形式，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由此，可以用两个简单明了的公式来说明“地位”与“地位获得”：
（1）S=f（a1x1，a2x2，…anxn）
（2）SA=f（b1x1，b2x2，…bnxn）2
上述公式中的S表示地位，SA表示地位获得。第一个公式中的x分别表示不同的资源，a表示不同资源在反映人们地位差异方面的权重，它们所代表的是不同资源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相对价值；第二个公式中的x分别表示不同的资本，b表示不同的资本对人们地位获得的贡献率。也就是说，地位是人们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的函数，而地位获得则是各种被动员了的资源（资本）的函数。从这两个公式中还可以看出：1.人们的地位差异不仅决定于其所拥有的资源总量，而且受制于其所拥有的资源的类型，因为不同的资源在体现人们地位方面的作用是不同的；2.地位获得不仅决定于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数量，而且受制于所动员的资源的类型，因为不同的资本对地位获得的贡献率是不同的。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两个公式中的“系数”。就第一个公式而言，a所体现的是不同资源在体现人们地位差异方面的不同作用，也就是不同资源的“价值”。而资源的“价值”决定于人们的共识或权力所给予的界定，[2]制度变革对人们地位差异的影响正是通过改变资源的“价值”来实现，这一改变过程又是借助改变共识或者通过权力对资源价值的重新界定来实现的。[3]公式（2）中的b具有同样的意涵，它所体现的是不同资本对人们地位获得的效能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另外，不同的资本之间存在着通约性，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资本相对于人们地位获得的效能，以及其作为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的合法性是不同的，资本总是试图转换具有最大效能和最具合法性的形式，而具有合法性的资本类型，以及资本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及其转换率又受制于制度因素。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本文将以人们对各种资源的拥有来度量人们的地位差异，这是与通常的经验研究中以职业地位作为阶层地位或者社会地位度量的做法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以职业地位作为阶层（地位）度量同样有着启发意义。格伦斯基（David B.Grusky）曾经指出，社会分层体系指的是产生明显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而不平等产生于两类匹配过程（matching processes）：社会角色（职位）与不同价值的“报酬”[4]相匹配，社会成员与社会角色（职位）相匹配（Grusky，2005）。从这种理解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工业）社会，有价值资源的获得依赖于人们的职业地位，或者说人们对特定职业地位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各种有价值资源的获取。这是因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由于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普遍主义原则在社会流动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职业地位成为资源分配和社会不平等的基础”（李路路，2003b：65）。考虑到职业在社会分层中的上述作用，在本书中，我们也试图以职业作为分类基础，考察体现人们地位差异的各类资源的拥有。
通过上述讨论，本书的主题可以表述为以下更为具体的问题：
1.从资源的占有的角度来看，人们的地位差异有着何种表现？
2.社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是否存在？这种关联性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3.从资源（资本）代际传递的角度来看，地位差异是如何在代际之间延续的？或者说从资源（资本）运动的角度来看，地位差异的建构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4.制度变革对资源（资本）的效能及资源代际传递有着何种的影响？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制度转型与地位差异形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