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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缘起与背景分析

之所以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研究”作为研究内容，其直接原因是在美国的一段时间让我感受了美国高校教育评估的课程研究与发展之成熟，让我开始对美国高等教育评估有了想要研究的兴趣；真正让我坐下来开始深入思考美国高校质量的监控与评估问题，是加入美加院校研究协会与参加第45届美加院校研究协会的学术年会。协会同人的网络交流与大会研讨的专题让我对美国院校研究机构的任务与工作价值有了深入的了解，有关“美国高校质量管理与监控”的研究成为我关注的焦点，有了尝试研究美国高校如何控制与提升质量的冲动。据此，我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监控指标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从理性分析的层面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由“外延”向“内涵”发展的政策选择与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有诸多的契合之处，深入剖析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对于提升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价值。

一高等教育由“外延”向“内涵”发展是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基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方向。《纲要》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以美国为样本，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为参考系，考察美英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历程，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进程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重要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量与质统一的概念。量的增长指的是适龄青年高等学校入学率要达到15%—50%；质的变化包括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培养目标和教育模式的多样化、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方法、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变化。量的增长与扩张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外显形式。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的是欧洲及美国等发达国家。

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与美国国际国内形势紧密相关。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军士权利法案》，其宗旨非常明显：一是为了减轻战争结束时从海外归国的数百万退伍军人对就业市场的压力，二是为了从战场中转回国内的青年重新获得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该法案颁布与实施后，美国高等学校的就学人数激增，1945—1956年共有223.2万名退伍军人进入学院和大学。美国大学生数占传统大学学龄（18—21岁）青年人口的比例，1950年为20.01%,1970年上升为47.84%。[1]《军士权利法案》的颁布与实施可以说加速了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进程。[2]

英国高等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即是传统的精英教育，改革的步伐比较慢，但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20世纪50年代，人们要求改变国家的精英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60年代初，社会问题矛盾尖锐：国内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人力资本理论盛行，青年要求升学更加迫切，教育民主化运动蓬勃发展。“无论是从经济、社会、人口，还是教育本身发展的状况来看，迅速制订新的高等教育政策，采取新的措施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历史的必然。”[3]1963年以《罗宾斯报告》为标志，英国走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该报告提出了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指导性原则，即“高等教育课程应该向所有能力上和成绩上合格、并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开放”。1963—1972年，英国全日制大学生数从11.9万人增长至23.5万人，高等教育总人数从16.7万人增至61.6万人，同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几乎翻了一番。[4]1995年，英国里兹（Leeds）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皮特·斯科特（Peter Scott）教授以马丁·特罗教授所界定的精英、大众和普及高等教育三个概念为基础，在《大众高等教育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描述和解释英国高等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8%）至90年代初（199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8.9%）的变化情形及其社会背景，并引用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概念作为这个阶段的概括，突出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阶段演进的“变化过程”。[5]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起开始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2年的15.0%，跳跃式地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截至200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

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发展，满足了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同时，快速扩张也让人不禁为高等教育质量担忧。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甚至向普及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在资源、人力与财力等方面未能达到与此相应的教育条件，高等教育质量不断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各国关心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及各种研究论著不断出现，“质量问题（高等教育中各方面的保管人如何保证质量）几乎到处蘑菇似的增长成为高等教育政治日程上的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6]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在1984年10月提出了题为《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的报告，指出了当时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而具体的需求和目的。因此，适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学模式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创造活动和改造工作，每一个国家也一样。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陷入毫无疑义的变化之中。人类拥有判断质量优劣的理智标准。主题在变，问题在变，活动在变，但理念和质量继续存在。”[7]

教育质量，尤其高等教育质量，是80年代以来教育界最为热门的话题。这并非毫无根据，而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出现了财政问题，对规模日益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无条件地进行经济资助越来越感到无能为力；其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规模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诟病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质量上，高度关注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发展和需要，是否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是否在知识经济中体现高等教育的价值等问题；其三，作为纳税人与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作为准公共部门的高校如何支配和消费教育投资，人们不断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问责。因此，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各种评鉴机构，用于监控和评估高校质量。但这种外部评估只能监督高校管理情况和运行情况，高校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与不断追求卓越的主要缔造者。我国学者胡建华教授在《高等教育质量内部管理与外部监控的关系分析》一文中指出：“在现代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内，确立高校内部的质量管理制度并发挥高校内部管理在保证与提高质量方面的主要作用应是最为基本的。”

二 “绩效指标”为高等教育由“表”及“里”的质量管理提供了切入点

绩效指标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用于衡量工作人员工作绩效表现的量化指标，是绩效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绩效指标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是企业绩效管理的基础。绩效指标是数值，它提供评估一个系统质和量绩效的一种方法。绩效指标在国际范围内真正使用（Dochy,Segers & Wijien,1990），可以作为信号进行教育质量、效率、效能的国际比较（Gaither,Nedwed &Neal,1994）。美国著名教育研究者马丁·凯夫、斯蒂芬·汉内、莫利斯·科根在其合著的《高等教育绩效指标使用指南：行动中的分析》一书中，将绩效指标引入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他们认为绩效指标是一种权威标准（评估），通常以数量形式展示与表达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属性。绩效指标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后，人们通常以质量指标代替绩效指标。[8]

不论企业质量管理的绩效指标，抑或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质量指标，都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有着重要的关系，其本质是相同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所谓“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又称“新管理主义”）是指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3E”（E 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能）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9]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主要与当时各国财政危机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等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同时，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僚制政府也由于权能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公共开支不堪重负、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政府由此陷入了财政和信用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浪潮的推动下，西方学术界逐步形成了新公共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主义主张市场中心论，主张政府职能集中于基础科技和义务教育等核心公共服务领域，主张私人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参与半公共产品的提供，提倡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主义侧重于把经济学原理和私营部门管理的方法与精神引入公共管理之中，提出了顾客导向、绩效管理、分权原则、公共责任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理念，从而把公共管理的范畴延伸到了政府之外。[10]“新公共管理”改革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精简、重建以及不断改进。[11]从内涵看，不断改进就来自质量运动，通过启动一道持续的程序改进组织产品的质量，从而寻求对顾客需求的更大回应。[12]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应用，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国政府因经济危机而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质量为条件采用竞争的方式调整教育经费的划拨方式，加强了对大学的宏观控制。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与输出者，对政府的宏观管理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其实质就是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质量指标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高校必须关注并加强质量管理与提升，另一方面高校的研究者从质量指标入手，开始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三美国高校质量管理模式分类解读的价值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发展具有其规律性。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内部的各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外因是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内因是根本，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必要条件。内因的变化直接导致事物的变化，因此，外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使事物发展显示出特定的具体形式和形态。同样，作为维持教育质量的培养机构与作为监督教育质量的利益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与统一，促使整个社会教育质量的改进与发展，逐渐走向卓越。教育质量是培养机构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把握、维持、提高与改进的基准。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久，从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距今只有300多年历史。但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美国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具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最初的十几所高校发展为目前的几千所高校。[13]涵盖了博士研究型大学、硕士研究型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大学、副学士学位授予大学、专业学院及部落院校与大学。[14]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如何保持正常运转且不断发展？高校如何制定发展规划与策略？各种类型高校如何判断是否达成教育目标？各所高校如何满足社会对人才不断提出的新要求？也就是，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才激烈竞争，高校如何监控自己的内部质量并促使其不断提高，以达到追求卓越的目的？

美国院校研究会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各所高校研究和控制学校发展与质量的一个重要机构。院校研究协会（AIR,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在2004年对院校研究的最新定义为：“通过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总结，促进相关人士对高等教育的理解，以利于高等学校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不断地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蔡国春博士在他的论文《美国“院校研究”的性质与功能及其借鉴》中指出，“院校研究”是流行于欧美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专门术语。就美国的经验而言，“院校研究”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基于本校情境、针对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所做的应用性研究，是高等学校为改进管理决策、促进院校发展而设定的一个专门的实践领域。根据AIR与蔡国春博士的界定，可以得出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总结信息，呈现高校基本运行态势；二是为高校制定管理决策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依据。

美国院校研究会前会长彼得森（1985）认为，战后美国院校研究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具体任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描述的、比较的资料收集转向了六七十年代的定量分析和评估研究；70年代后期起进入了效益研究、政策分析、组织分析和计划研究；而90年代后则开始强调预测、计划、提前行动以及组织管理再设计。在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中，自院校研究成立之初，有些学校就在着手进行大学信息的编写，后来称之为院校统计年鉴（factbook），每年统计一次。开始是纸制信息，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目前基本是电子版信息，记录着高校基本情况和基本数据资料，涵盖入学人数、学生状况、入学成绩、毕业情况、教师职称与学历、获得联邦与州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图书馆与电子设备等情况。院校统计年鉴是各大学的晴雨表，直接能够总结出高校的现实情况和基本问题，大学可以据此寻找高校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制定未来发展规划。

高校统计年鉴的研制与编撰，有利于高校决策者、高校教师、学生及利益相关者更容易了解高校发展的态势，掌握高校发展的质量及其未来发展目标。同时，高校决策者可以根据统计年鉴的发展变化，了解高校发展的优势与弱势，解决高校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寻求解决的策略，评价高校发展任务与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调整高校教育政策与发展步伐，制定高校未来发展规划，促使高校寻求并拓宽自我发展空间，向着卓越目标发展。

第二节研究意义分析

《纲要》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也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纲要》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基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提出的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方向。本研究以内部质量指标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式与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发展进程的基础上，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内部质量指标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以2000年卡内基美国高校分类为标准，对美国四种不同类型高校的内部质量指标进行整理、分析，归纳、总结不同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特点，探讨内部质量指标体系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与提升的表现形式，进而构建高等教育内部质量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理论研究意义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纲要》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总任务、大方向，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一直追寻的目标。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研究，其本质引入企业管理的绩效指标（质量指标），通过量化的数据与质化的指标的统计分析，进而探究高等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因此对于高校质量的深入研究，从研究方法上彻底改变了一直停留在哲学思辨与逻辑推理，采用数量统计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方式，是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同时，将企业管理理论中的绩效指标纳入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培养中，有利于高等教育评价“产品”的质量高低优劣。另外，高等教育内部质量指标的研究，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向。

（一）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内因是根本，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必要条件。内因的变化直接导致事物的变化。同样，高等教育质量如何，既要受到高校的影响，又要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制约，还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左右等，但诸多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因素中，高校是最重要的角色。

虽然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受到诸多外界机构、社会中介、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但从历史视角出发，高等教育承载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多种社会功能，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必将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但是，从高校存在之初直至高等教育高度发展的今天，人才培养的社会功能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最根本的任务。高校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经营者”，是高等教育质量直接控制者和提升者，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角。抛弃高校这一重要角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如天方夜谭。

本研究以高校为视角，从人才培养的内部诸要素的分析为出发点，探析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诸要素的差异，从根本上剖析影响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深入高等教育质量的内部层次及其关系，有助于加大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二）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

绩效指标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绩效指标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和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是企业绩效管理的基础。绩效指标是用于衡量工作人员工作绩效表现的量化指标，是绩效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一个组织机构，虽然不同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但高校与企业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目标方面，两者都是以质量提升与满足需求作为生存发展的方向。其中，企业将如何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不断满足需求者的要求作为战略目标；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为如何培养出既符合人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又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的人才。在过程方面，企业需要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和分析，衡量流程绩效；高校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监控学生的入校成绩、毕业人数、毕业率、班级规模、生师比和反映教师素质以及教育教学能力的职称与学位获得情况、学校经费情况等关系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整个过程各个环节，并且要面对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因此，将企业质量管理的绩效指标纳入高校内部质量研究中，更方便把与人才培养相关的各个部分、要素等细化为各项指标。高校通过监控人才培养的各项质量指标，掌握各项指标的影响程度，将各项指标的劣势转变为强势，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满足学生作为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同时满足社会需求。尤其重要的是，美国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市场对高校管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将绩效指标引入高等教育，拓宽教育质量研究视角，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研究由“表”及“里”地剖析，深入探讨质量指标的深层次结构及表现水平，进一步丰富教育质量管理理论。

（三）助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行政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与应用，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原因：第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时，英美发达国家因经济危机而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须以质量为条件采用竞争的方式调整教育经费的划拨方式，加强了对大学的宏观控制；第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之时，正是美英发达国家完成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过程，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在当时诟病最为猛烈，高等教育对于利益相关者的“问责”须作出积极的反应。

据此，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生产者与输出者，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改革及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必须作出回应，其实质就是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便以市场竞争机制为中心，提出顾客导向、绩效管理、公共责任等一系列重要的管理理念，恰好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不谋而合。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受到政府经费缩减与公众问责的背景下，开展了美国质量运动，其目的就是精简、重建以及不断改进，其实质就是高校必须持续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从而寻求对“顾客”需求的更大满足。可见，新公共管理理论在高等教育的应用，助推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的发展。

二实践研究意义

高等教育质量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实践操作层面的研究更直接与深入。高等教育质量直接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与生命线，是高等教育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研究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高校如何在实践中监控与提升质量，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理清美国各类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

多方面收集整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厘清美国高校内部质量多年的真实状态，是深入研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把握提升与发展的方式方法以及形成美国高校内部质量体系的基础，对他国或地区高校内部质量管理模式的研发具有借鉴意义。

虽然美国院校研究机构成立已有50余载，但院校研究机构着手高校统计年鉴的撰写并电子公开发布却是近20年的事情。本研究从确定题目开始，就着手收集整理美国高校统计数据，截止到2008年，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收集仅限于授予博士学位高校与授予硕士学位高校，并且一定数量的指标并没有呈现，授予学士学位高校与授予副学士学位高校还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重新收集后发现，美国四种类型高校的指标都有所发展，但仍然无法形成体系，更难真实反映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水平；直到今日，除了授予副学士学位的高校没有形成自身质量体系，其他类型高校仅有几项指标不同年度存有空白，基本形成了各自的质量指标系统，并真实反映了美国不同层次与水平高校的质量水平。

本研究以美国高校为研究对象，以内部质量指标为研究内容，以2000年卡内基分类标准作为依据，随机抽取美国不同层次与水平高校作为本类型高校的典型范例，收集整理从2001年到2010年连续10年的质量指标（有些指标发布较晚，还没有获得2010年的），从而真实描述出不同类型高校质量水平，并试图厘清不同类型高校质量指标的特征。

（二）探析美国高校内部质量的真实态势

按照2000年卡内基分类标准，将美国近4000所高校分为6种类型，每种类型的高校数量不同，同类型高校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即使是同种类型的高校，在质量水平的某些方面也不尽相同。比如授予博士学位高校中，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入学成绩与芝加哥大学学生入学成绩一定有所差异。再如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中，不同州的州立大学由于地理位置、发展历史差异等，教师职称与教师获得学历学位也会不完全相同。

本研究在收集整理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不同类型高校内部指标体系，找寻不同类型高校各项指标的区间范围，一方面可以区分不同类型高校之间相同指标之间的差异，从而判断某所高校处于美国高校体系的位置与等级，另一方面可以帮助高校认清与上一级类型高校的差距，促使高校安心当前的类型，并在此类型中根据自身质量水平合理定位，确立发展规划与提升质量水平方案。最后，比较同类型高校质量差异，彼此参考并借鉴同类型高校质量提升方式方法，寻求高校发展空间与特色，在同类型高校中追求卓越。

（三）进一步完善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美国院校研究机构成立已有50余载，但是，院校研究机构着手高校统计年鉴的撰写并以电子版形式公开发布，却是近20年的事情，美国虽然基本形成了既有普适性又有特色性的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但其成熟与完善程度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研究收集整理的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不论是美国顶级的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还是处于蓬勃发展的授予副学士学位的社区学院及技术学院，想要寻找高校全面完整的数据如蜀道之难。从收集整理数据的整个过程来看，相比之下，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最好，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与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次之，授予副学士学位的高校还无法形成内部质量指标体系。同种类型的高校的内部质量指标也差异显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授予学士学位的高校。有些高校统计年鉴的连续性较差，缺失的年份较多；有些高校前期统计年鉴完整，但后期的统计年鉴编撰工作却处于停滞状态；有些高校统计年鉴中只包含学生状况，其他指标仍然不在统计年鉴之列，等等。因此在收集整理美国授予学士学位高校内部质量指标时，虽然本着随机选择美国高校的方式，但从数据的完备性方面，基本采取“地毯式”找寻适合的高校。诸多现象充分说明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处于不成熟状态。

本研究通过收集与整理高校数据，展示不同类型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缺失问题，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具有统计年鉴的高校重视统计年鉴的编制与研发，使内部质量指标向着丰富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敦促仍然没有统计年鉴的高校，尽快研发适合本校的统计年鉴，进入高校内部质量比较、发展、提升的集体中。

（四）推进美国高校质量改革的深入

质量问题已经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尤其是一些国家完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向普及化发展甚至已经进入普及化之列，入学人数的激增带来的质量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大国与高等教育强国，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监控历史悠久。美国高校设置院校研究机构，监控高校质量发展变化，诊断美国高校质量的层次与水平，便于高校决策者分析质量现状与优劣势，针对存在的教育教学问题，调整高校的质量管理与运行机制，改善影响质量水平的各种因素，进行高校内部质量改革。

依据2000年卡内基分类标准，研究的美国四类授予不同学位的高校几乎占美国高校的大部分。内部质量指标不仅容易发现高校各个环节的小问题，更容易凸显高校存在的本质问题，反映出来的质量问题不可避免地引起高校政策决策者、利益相关者、国家公共部门等的高度关注，较易在高校内部质量改革的基础上引发“鲶鱼效应”，促使国家对高等教育质量改革的推进。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生过质量运动。

虽然美国近年来加强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本质上美国更依靠市场的手段来调节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美国高校质量水平的高低与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高校的发展前景，甚至关系到高校的命运。因此，美国高校高度关注办学水平高低与质量优劣，内部质量指标是各所高校的晴雨表，是高校不断改革的中心议题。

（五）为我国高校质量监控与提升提供借鉴

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全球高等教育发达与成熟的国家之一。其高等教育质量水平长期保持在国际前列是其发达与成熟的重要标志。美国高校内部质量管理有其悠久的历史，并随着高等教育发展与时并进，创先成立院校研究，专门研究高校内部质量态势与水平，定期组织召开高校质量管理研讨会，促进高校质量水平提升。美国高校对内部质量的监控与提升高度重视，真抓实干，对高校内部质量务本求实的态度与不断追求的精神是其他国家或地区高校学习的典范。另外，美国高校内部质量体系虽然不尽成熟完善，但已基本成型的指标体系是美国不同类型高校的质量水平的真实写照，其他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本国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特点，参照美国高校统计年鉴的编制与研发，借鉴美国成功的高校内部质量指标构建模式，设立适合本国或地区的高校质量管理机构，收集、整理、统计反映高校质量表现水平的各种数据，形成普适性或特色性的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比较、评价与提升本国高校内部质量。

第三节核心概念界定

核心概念，是指研究过程中以这些概念作为关键支撑点，在深入分析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主要部分，通过核心概念支撑研究的整个发展脉络，是本书的逻辑起点。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其目的就是对于本书使用的概念进行清晰把握，从而展开对核心问题的研究。

一质量

质量的研究遍及各个领域。人们分别试图从词源学、产品视角、管理学发展、标准化每个研究领域，其内涵都不尽相同。质量的内容十分丰富，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充实、完善和深化，同样，人们对质量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

关于质量的内涵大致有这样几种界说：视质量为产品特性的产品质量说；以优秀、一流、卓越等词代替质量的替代说；注重产品的实用性，强调其对相关需求的满足程度的实用说；考察投入和产出，以绩效来评判质量的绩效说。综合以上观点，质量无非是符合标准与规范、满足需要与特性等。质量要符合标准与规范、满足需要与特性，必须具有两方面的属性。首先，质量具有客观性，即事物必定具有价值，能满足外界的某种需求。其次，质量具有主观性，即不同的认识主体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环境下对质量的认识都是不同的。

厘清各个领域对质量的定义是必要的，对质量的界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界定高等教育质量，它是本书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

二高等教育质量

（一）《教育大辞典》关于“教育质量”的定义

《教育大辞典》认为：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前者规定受培养者的一般质量要求，亦是教育的根本质量要求；后者规定受培养者的具体质量要求，是衡量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15]

根据《教育大辞典》关于“教育质量”的界定，高等教育质量可以这样阐述：高等教育质量就是承担高等教育的机构，如大学、学院等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高等教育质量以其培养对象作为最终评估内容。

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从教育目的的层次上看，从上到下分别为国家教育目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课程目标、教学目标。其中国家教育目的与各级各类学校培养目标是国家或承担人才培养机构对于接受教育的人的质量与规格的规定，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教育大辞典》关于“教育质量”的解释，是从教育对象的最终结果上评判教育的最终效果，这样的效果既要满足一定社会的需要，同时也要满足人性的需要。

（二）多视角的高等教育质量

1.从教育表现结果视角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从教育表现结果关注高等教育质量，基本上以《教育大辞典》的释义为基础，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当然，不同学者从教育表现结果论述高等教育质量概念时，立足表现结果的视角不同，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比如：

瑞典学者托斯坦·胡森（Husen）从学生变化的视域论述教育质量，认为教育质量就是“人们期望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不仅仅局限在认识领域的变化。人们期望学校有助于学生形成某些行为和态度，使学生能恰当地欣赏民族文化，行为受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观指导，从而成为负责的、合作的、参与和独立的公民”。[16]

我国高等教育学者房剑森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体现为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程度、满足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需要的程度上，因此，社会需要及其得到满足的程度是高等教育质量检验的标准，适应性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本质属性。”[17]

通过国内外学者从教育表现结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诠释不难发现，不同学者对于表现结果有不同的界定视角。学者胡森要求的表现结果不仅仅局限在教育对象的认识领域，还应包括其他领域，如情感领域、态度领域，等等。我国学者房剑森认为，高等教育的表现结果应包含产品和服务。可见，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界定，不断深入与发展。从关注教育产品，到关注产品内部的多层次，不仅关注教育产品方面，而且关注服务表现方面，表明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

2.从质量的层次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概念的发展与演进，是时代的产物。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担忧，促使更多学者对大众化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予以关注。从质量多层次关注高等教育质量的典型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通过《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指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应包括高等教育的所有功能和活动：各种教学与学术计划、研究与学术成就、教学人员、学生、楼房、设施、设备、社会服务和学术环境等。

厦门大学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认为，在《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中指出的“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这里的“多层面”应该包括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等纵向层次，也包括研究型、理论型、应用型、技能型等横向层面。

美国学者塞姆尔（Seymour）认为教育质量的指标主要意味着“丰富的资源”，包括较多的专业、巨大的图书馆藏、一定数量的知名学者等指标。

英国学者戈林（Diana Green）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主要从五个角度进行：其一，属于传统的解释，把质量与提供独特而特殊的产品和服务联系在一起，隐含排他性的特点，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育质量；其二，则把质量与预定规格和标准的一致性作为依据，依此使不同类型的院校可能设定不同的质量标准；其三，强调以高校达到目的的程度为标准，把判断质量的尺度定义为是否符合标准；其四，把质量定义在实现高校办学目标的有效性上，具体标准是以高校是否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使命的表述为特征；其五，把质量标准定义为以高校能否满足顾主（Customers，即学生及其家长、社会和政府等）规定的和潜在的需要。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施晓光认为，一般而言，判断高等教育的质量可以参照如下几个指标进行：（1）以“卓越”（Excellence）或“一流”（First-Class）为标准。在他看来，所谓“卓越”就是非常优秀的、超出一般的标准，往往指那些各种可比性指标在同类院校中都名列前茅的院校。这种排名一般通过评估机构或新闻机构评出的“大学排行榜”的形式得以确认。例如，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今称基金会）的大学排行榜，等等。这些大学排行榜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认可度。（2）合适的目标（Fitness for Purpose）。这一指标包含两层含义：其一，高等院校是否具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和发展目标（这对任何一所高等院校都是至关紧要的）。一所高等院校清晰的“使命”（Mission）陈述是衡量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当然，目标本身是独特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其二，高等院校的目标能否有效地达成。不同院校的目标应该随其类型和能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人们不应该用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标准来要求另一所教学型大学的质量，那样的话，后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高质量”的目标。（3）满足高校内外顾客的要求。这项指标规定了高等院校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校内外顾客的需要。其目的是力求改变高等院校封闭式的“象牙塔”形象，以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要。从目前来看，伴随西方高等院校间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已不再仅仅由管理者和理论家们来定义，而更多地由全体教职员工和建立在科学量化基础上的事实和数据来认定。（4）持续的质量改进（Continuous Quality Improvement），主要指高等院校出于为自身及其顾客提供更多收益的目的，在整个组织内所采取的旨在提高各项活动的效益和效率的措施。

美国学者刘易斯（Ralph Lewis）认为：“质量就是一种与能满足或超过期望的产品、服务、人员、过程和环境相联系的动态的状态。”其中，“动态”的含义就是，“被称为‘质量’的东西随着时间的迁移和环境的变化可以而且确实得到了改变”。[18]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层次性，基本从三个视角对高等教育的层次进行划分：一是从高等教育过程中多因素对高等教育结果的作用方面进行阐述；二是从高等教育结果满足不同主体需求方面界定高等教育质量；三是从高等教育结构层次视角界定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性。

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充分表明高等教育质量界定是以高等教育表现结果为核心，关注与质量高度相关的各种因素，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多样性、高等教育过程复杂性、高等教育内外部需求差异性，等等。多层次高等教育质量观表明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

3.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质量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其历史发展的特性。高等教育质量总是与某一时代的经济与政治、文化及科技的发展相适应。人们谈论高等教育质量总是相对于确定的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应阶段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类型、层次，是高等教育所具有的满足个人、群体、社会需求能力特性的总和。

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变化为标准，将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重要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其质量要求不同。厦门大学著名学者潘懋元先生指出：“不应当用精英型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取向与标准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正如我们不能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职业技术取向与操作能力标准来规范精英型高等教育一样。”[19]同样，不应当用精英型高等教育质量与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来规范普及型的高等教育。

4.从高等教育功能视角关注“高等教育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映雄在其博士论文《高等教育质量精细分析》中以高等教育三大功能为基本，在此基础上论述高等教育质量。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其具有三大基本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其中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延伸功能。相应的，高等教育质量应该细化为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与社会服务质量三大方面。

以高等教育功能为视角研究高等教育质量，实质上也可是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它从高等教育功能入手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既涵盖高等教育产品质量，又包括高等教育服务质量。

根据上文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诠释，本研究的高等教育质量，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校人才培养水平的高低优劣程度。在高等教育功能上，本书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即人才培养；在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上，本书以卡内基2000年分类标准作为对美国高校的分类标准；在高等教育结果上，以美国各类型高校培养目标作为参照系，作为水平高低优劣的评价标准。

三指标与质量指标

（一）指标的界定

目前对于指标的界定，除了词源学的含义外，还存在统计学与经济学视角对指标的诠释。虽然视角不同，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即指标是预期中达到的指数、规格、标准，这是质的标准，这种质的标准用数据表示，这是量的规定性。

“指标”一词的出现及其应用，主要来自工业企业及其经济学领域，它将领域中各个要素的质与量采用恰当方式方法表达，用以简化工业企业管理中的各种信息。目前，指标已经深入各个领域，成为一种规格、一种标准。

（二）绩效指标与质量指标

绩效指标来自工商管理业，是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概念，是促进工商企业提升管理质量、提高工作效率、效益的重要标准。绩效指标直接指向企业战略目标，一方面将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分解后成为各个小目标，方便管理以提高效率与效益，另一方面是各项绩效指标的提升，从而促使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1989年国际经合组织将绩效指标定义为：绩效指标是数值，它是提供评估一个系统质和量绩效的一种方法。

随着质量运动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绩效指标逐渐应用于公共领域，当然教育领域不可避免。绩效指标在高校内部质量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在国际范围内使用（Dochy,Segers & Wijien,1990），并可以作为信号进行教育质量、效率、效能的国际比较（Gaither,Nedwed & Neal,1994）。“绩效指标体系”不仅成了高教政策制定者、高等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常用的术语，而且已经成为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和美国许多州的官方评价工具，并受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崇。绩效指标体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发的一种特别适用于测量办学效率和效益的评价工具。

企业管理理论中的绩效指标已经广泛应用在教育领域中，尤其以市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中，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指标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在细化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过程中，更频繁地使用绩效指标。由于我国高校属于国家管理，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市场对高校的影响有限。因此，我国学者研究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文献中，或者教育行政部门颁布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案中，使用的是质量指标，而不是绩效指标。这是东西方学者研究高等教育质量过程中词语使用的不同，在本研究中，两者不作区别。

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绩效指标，就是“一种权威标准（评估）——通常以数量形式——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动属性”（Cave,Hanney,Kogan & Trevett）。由于高校是一特殊机构组织且高校市场不健全，对其办学行为进行评价或对其产出进行测量就难以应用商业的标准，而绩效指标提供了一种分析与测量组织或系统行为与绩效的手段，因而在西方高校中得到较为普遍的应用。世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一项有关高校管理的研究计划（IMHE）中将绩效指标定义为“一种用来测量那些难以数量化之物的数量价值”[20]。

关于绩效指标体系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

（1）198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绩效指标体系就是“能测评出一个系统之绩效质量和数量的一系列数值”。

（2）英国大学校长协会和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联合工作组提出的：“绩效指标体系是关于高等院校为达到某一具体目标而使用资源及所获成就之关系陈述，这种陈述通常是定量的。”

（3）伦敦经济学院的努托尔（1992）个人提出的，并对国际组织制定展示和比较各国教育发展状况的国际教育绩效指标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绩效指标“能反映一个教育组织的绩效或行为，能够为决策提供信息”。他还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教育统计数字都是绩效指标，能成为绩效指标的教育统计数据要“反映教育事业的关键方面”,“而且还必须提供参照，以便作出判断”。

这些界定反映了绩效指标体系的以下三个基本内涵：首先，对高等教育机构运作的数量测评；其次，对测评的比较性、可比性要求；最后，它不仅包含成果指标，而且涵盖高教运作的各个方面。[21]

四高校内部质量指标

质量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生命线。全面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高等教育质量成为诸多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绩效”“问责”等企业质量管理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术语不断出现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高校，高度重视质量运行态势，各国政府及高等教育评估机构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监控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讲，高校、政府、评估机构等对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管理，基本上都以高校内部的质量指标作为评价的基准点，用以判断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的高低优劣程度。

高校是教育质量高低优劣的主体，是高等教育质量的生成者，高校必然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事实上，这也符合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式发展的特点。不论高校处于象牙塔内，还是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成为社会中心，内部质量一直是高校关注的焦点，从来没有被忽视过。随着质量管理模式的多样化，诸如政府通过质量划拨经费的宏观管理，抑或社会中介机构参与高校评估，利益相关者的“问责”，高校管理内部质量的功能不但没有降低，相反其地位越来越突出，其质量管理的重要功能不断凸显。但是，高校对于质量的关注，不再仅仅关注专业质量与学术要求，将学生培养成为某个专业或者学科的“大师”，高校还不得不根据社会对高校人才的期求，满足来自高校之外的各种要求。于是高校质量就有了内部质量与外部质量之分。“大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判断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第一个层面可称为外部的质量指标，即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二个层面是内部的质量指标，即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其素质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尤其是学生专业水准、智能结构和思想水平等方面。”[22]

在本书中，高校内部质量指标是指高校在运营过程中，为达成高校培养目标及完成高校使命，高校内部管理过程中与质量相关的每个基本指标。如学生入学成绩、学生毕业率、班级规模、生师比等。

五高等教育机构、高校、学院与大学

本研究主要研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是以美国高校为对象，以内部质量指标为核心，依据卡内基2000年高校分类标准，分析不同类型高等内部质量指标体系及其数据特征。在行文中，多次用到高等教育机构、高校、学院与大学。在本书中，这几个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在论述中采用不同的称谓方式。

第四节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并不长久，从1636年哈佛大学成立，距今只有300多年历史，但它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就令人瞩目。美国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具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最为成熟发达的国家之一，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短短的300多年的时间，美国如何达到今天高等教育的辉煌成就，是一个值得研究与深思的问题。

本研究以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探讨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发展与不同类型高校的内部质量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探寻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特点及其价值所在，从理论层面探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内容、发展动因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供借鉴。

首先，本研究在梳理和界定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界定出高等教育质量与内部质量指标的基本内涵，确定本研究的切入点；并且，在查阅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寻求本研究深入开展的理论依据，作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其次，展开对美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历史研究，探讨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式的发展脉络，探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产生缘起及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运动的原因、发展及其结果；探讨美国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

再次，通过美国不同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收集与整理，理清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指标体系，本书以2000年版卡内基高校分类标准为基础，根据各种类型与层次高校对社会的影响力，主要研究授予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四类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

最后，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在美国各类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实践的基础上，本研究深入剖析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的基本形态、特点、功能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启示。

二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高等教育质量与内部质量指标的内涵进行梳理和界定。高等教育质量的界定众多，不同的研究者对其的界定各不相同；质量指标的界定仅局限于词源学、经济学与统计学等几个领域，内部质量指标的界定更少。本研究试图在综述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与内部质量指标界定的基础上，确定本研究对高等教育质量与内部质量指标内涵的界定。

第二，对现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理清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相关理论依据。已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深入开展的基石。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本研究深入开展的理论基础。

第三，在全面管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探究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式发展的历史，寻求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与监控的真正主角。

第四，梳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真实状态。通过描述统计分析法，获取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一手材料，梳理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基本特征。

第五，探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分析指标体系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探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的基本形态、特点、功能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启示。

三研究方法

根据本研究的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个案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主要用于内部质量指标概念的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梳理以及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理论依据的探究。高等教育质量指标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因而本研究所进行的文献分析既是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回顾，也是从现有的研究中找出本研究的切入点。当然，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理论分析，也需要立足现有研究成果，通过文献研究法来完成。

（二）统计分析法

研究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来完成。本研究力图呈现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指标的真实状态，并且呈现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差异，本研究基本采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

（三）个案研究法

研究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研究中内部质量指标主要从美国高校统计年鉴中获取。美国统计年鉴研究的历史较短，并且授予副学士学位的高校在美国不同类型高校中处于弱势地位，此类型高校还没有形成其他类型高校的指标系统。因此，文章对于授予副学士学位的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的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

（四）比较研究法

本研究的比较研究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本书主要研究美国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其目的是形成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类型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体系的异同，为美国高校的特色发展与质量提升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本书以美国高校内部质量指标为研究对象，其目的不仅仅是研究美国高校内部质量，形成美国高校内部质量体系，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如何监控与管理高校质量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本书并没有直接做两国的对比，但可以通过国别研究方法，对某一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树立，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特殊性的同时抽象出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通过这个规律来反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状态。

[1]参见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2]参见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3]许明：《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4]参见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5]参见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6][美]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

[7][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英美德大学研究》，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8]Martin Cave,Stephen Hanney,Maurice Kogan,The Us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eveloping Practice,Vol.3,No.192,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1991.

[9]参见许杰《论“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大学组织权力运行模式的影响》,《高教探索》2007年第2期。

[10]参见周刚、储祖旺《新公共管理主义下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1]参见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2]参见许杰《对西方国家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政策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教育科学》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