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环境

从国内环境看，“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总体上仍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受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和新型城镇化“三大红利”将逐步释放。为应对国际、国内的各种调整变化，中国着力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大与多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政治、经济合作；加快国内自由贸易园区建设，扩大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力；实施以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为重点的城市群战略；全面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2025”。

宁波作为外向度较高的沿海城市，既面临着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巨大压力；既面临着国内经济稳定向好、内需释放的良好机遇，也受到国内经济格局进一步深化调整，以及区域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和极化效应的影响。宁波经济面临原有优势弱化、动力转化不畅、新增长点培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严峻形势。为延续优势、扭转劣势，宁波需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把开放型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主体性经济形态。

一、发展机遇

从国内总体环境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第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将创造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改善，提升了经济增长潜力。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将激发广大经济主体的创新动力和经济发展活力。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新一轮扩大开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改革开放经验将推广到其他地区甚至全国。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将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创造新的增长空间。“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我国与这些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形成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同时也可以促进相关国家的发展，实现共赢。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第四，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加强进口等政策措施深入落实，有利于保持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仅2015年，国务院就出台了7个支持外贸的政策文件，一方面针对当前稳增长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又兼顾转方式、调结构的中长期目标，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提振企业信心，为企业减负助力。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等矛盾交织，短期内难以化解，将对经济特别是投资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二、面临挑战

尽管国内外贸发展环境基本稳定，但是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部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从外部形势看，国际贸易的先行指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从2008年的最高点（11793点）跌至现在的历史最低水平（498点）; WTO的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前9个月，占全球贸易总量93%左右的71个主要经济体合计出口同比下降了11.1%，进口同比下降了13.1%；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4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我国国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内需较弱、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放缓、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产业和订单转移加快、融资难与融资贵、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叠加。与此同时，各国普遍把扩大出口当作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采取各种措施支持出口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已达11.8%，随着出口规模扩大，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难度不断增大。

第二，新的外贸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快速上涨期，近几年年均涨幅超过10%，沿海地区出口产业劳动力成本普遍相当于周边国家的2～3倍甚至更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竞争力不断萎缩，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持续下降，出口订单和产能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不仅纺织服装等产品在发达市场的份额明显下降，低端机电产品对发达市场的出口增速也开始落后于部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面临被蚕食的危险。我国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国家支持相关产品出口的财税、金融政策仍不完善，因此企业的出口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贸易便利化程度还需进一步提高。

第三，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我国仍然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和首要目的国。2015年前11个月，我国共遭受21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73起，涉案金额达到63.8亿美元，其中不少摩擦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且涉案金额大，对中国外贸转型升级形成较大冲击。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强化贸易执法，放宽立案标准，加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规则，往往对中国出口企业裁定以较高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一些国家制造业陷入困境，其国内保护本国产业的呼声上升，导致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多。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和金额不断增加。

第四，“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广而分散，使共建“一带一路”面临较多的现实挑战。目前，国内“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是16个省份：“丝绸之路经济带”指西北五省份（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西南四地（重庆、四川、广西、云南）和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这六个东部沿海省份。西北五省份关注更多的是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对接，陕西、青海、甘肃都提出了这样的方向；宁夏依据宗教特点，只对接阿拉伯国家。在西南，云南和广西的发展重点在东盟；北方内蒙古对接蒙古和俄罗斯，其他东北地区也是这个思路，如天津、辽宁、吉林和黑龙江都计划将“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并与日本、朝鲜、韩国展开合作。中部地区将发展触角伸向四方，例如四川的规划是南向融入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北向打通成都—西安—环渤海地区，对接欧亚大陆桥；西向形成通往西北和中亚的通道；东向融入长江黄金水道，畅通出海通道。因此，从国家层面统筹谋划、加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整合配置多方资源、制定务实可行的方案等，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针对国内参与省份较多的现实，如何因势利导、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利用好现有的机制平台有序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开放和联动发展的新局面，应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