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研究理论基础

一、产业集聚理论

（一）成本上升论

阿瑟·刘易斯（Arthr Lewis,1984）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的动因。他认为发达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熟练劳动力不足使得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又导致其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发达国家该类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可见，在阿瑟·刘易斯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

（二）移入需求论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90）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战略角度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他叙述了基于“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中心—外围”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需求弹性低而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需求弹性高，致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为改变这种局面，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正是进口替代战略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打开了大门。

（三）生命周期论

生命周期论以特定主体的生命周期为出发点来解释企业或产业的空间转移现象，主要包括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区位生命周期理论。这里介绍前三种。

1．区域生命周期理论

汤普森（Thompson,1966）的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区就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着年轻、成熟和老年阶段，各个阶段有其各自的特征。在区域工业的年轻期，区域市场不断扩张，生产要素集中，极化效应明显，产业进入循环累积过程；进入成熟期，区域内部工业相当发达，为寻求进一步发展，区域内产业开始向外扩张，从而开始进行产业转移；最终，由于原工业区域内部竞争加剧和技术进步，以及固定资本的高额折旧费，该区域不再是工业生产的理想区位，区内产业规模缩小，产业种类减少，区域进入老年期。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认为，产品的生命和人一样，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这个周期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这一时差导致了不同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产业转移是企业为了顺应这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规避产品生产的比较劣势而实施的生产区位空间移动，是产品生命周期特定阶段的产物。

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与迁移是企业的诞生、扩张、收缩和关闭的生命周期演化的结果。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其所在区位有不同的要求，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变化，其区位选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Dumais, Ellison, Glaeser,2002）。产业转移是企业迁移的宏观表现，因此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虽未直接研究产业转移问题，却从微观角度解释了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和迁移的原因。

（四）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其产业结构，尤其取决于其主导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某地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为高梯度区域。创新活动决定区域的梯度层次，而创新活动大多发生在高梯度区域。随着时间推移，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转移，即随着城市系统扩展开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结合梯度转移理论对我国区域产业转移进行了解释，指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技术落后、资金匮乏，大部分地区处于中间技术地带，部分地区甚至处于传统技术地带，而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则拥有先进的技术，因此发达地区的产业可以梯度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缩小两地差距（夏禹农、冯文浚，1982；何钟秀，1983；周起业等，1989）。

（五）产业成长、演化论

从产业成长、演化的角度解释产业转移的观点有边际产业转移论、重合产业竞争论、产业成长论和产业演化的空间形态论。边际产业转移论认为，如果一国某些产业在本国已经或即将失去发展空间，既处于劣势地位，成为该国的边际产业，而该产业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正处于优势地位或潜在的优势地位，这样一国就应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小岛清，1991）。这一过程中的产业转移正是边际产业出于规避产业比较劣势，发挥其潜在比较优势而实施的产业的空间移动。

重合产业竞争论认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产品技术构成相似而价值构成相异的重合产业的有力竞争，这种竞争使得发达国家的产业难以立足而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卢根鑫，1994）。

陈建军（2002）从产业成长的角度考察产业转移。他认为，产业转移是产业出于市场扩张、产业结构调整、经营资源边际效益最大化以及企业成长的需要而实施的空间运动。

（六）国际生产折中论

国际生产折中论最初用于解释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Dunning, 1977）。实际上，企业跨国直接投资行为的宏观化就是产业的跨国转移。因此，该理论可以认为是从企业跨区域投资的角度考察产业转移问题，是产业转移的微观解释。其基本观点是，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和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

（七）企业成长的空间扩张论

经济地理学中，企业空间扩张有四种模式：沃茨的市场区扩大模式（Watts,1980）、泰勒的组织变形及区域演化模式（Taylor,1975）、哈坎逊的全球扩张模式（Hakanson,1979）和迪肯的全球转移模式（Dicken,1986;Dicken, Lloyd,1990）。这四种模式各有侧重，其共同观点是：市场占领是企业从单一区位空间向多区位空间扩张的根本动因；企业扩张一般按照产品扩张（市场区位扩张）——销售部门空间扩张（销售区位扩张）——生产部门空间扩张（生产区位扩张）的顺序进行。应该说，四种模式都是从企业成长的微观角度解释扩张性产业转移，实际上都潜在地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成长的空间表现。

（八）企业赢利空间界限论

史密斯（Smith,1971）的企业赢利空间界限理论从企业区位迁移的微观角度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动因。该理论认为，位于既定区位的企业有一个赢利的空间界限，该界限由企业的空间收入和空间成本所共同决定，处于赢利的空间界限之内则企业赢利，反之则亏损。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发展条件的变化，企业的空间收入和空间成本会发生变化，造成企业赢利空间的改变，企业的最优区位也相应发生变化。为了提高赢利水平和竞争力，企业将随之实施空间迁移。

（九）集成经济论

石奇（2004）用集成经济的原理解释了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他认为，产业转移是企业实现市场集成的手段。所谓集成经济，是指企业通过市场重组和集成的方式对产业链中不同价值环节进行最优利用而实现的经济。从微观层面上看，产业转移服务于企业寻求集成经济的目的，所以，这一过程以产业中较少要求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职能转移、分销职能转移以及物流服务职能转移为主，并且总是从加工装配开始，经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的积累，最终过渡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生产并实现产业转移。因此，产业转移是企业在技术手段之外通过对市场的重组和集成获取经济效益的结果。

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第一次将产业集聚分析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的经济学家是克鲁格曼。在他看来，生产要素的初始分配状态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因为贸易活动的存在而弱化，而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并最终导致产品生产在某些地区集中。克鲁格曼用数学方法论证并揭示了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并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工业集聚最终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马歇尔和韦伯产业集聚研究的不足。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方法，讨论和分析使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和使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这对更好地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形成过程有很大帮助。

（一）“中心—边缘”模型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解释了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如何在收益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下演变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该模型假设存在来自两个地区的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分别是报酬递增、产品具差异性的制造业与报酬不变、产品同质的农业部门，两个地区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同时假设两个部门间的劳动力不能互相流动，但部门内部可以实现跨地区流动。基于上述假设，克鲁格曼认为在贸易成本降低初期阶段，贸易成本降低对厂商生产区位选择基本不产生影响，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对产业地理分布会产生影响；而当该成本下降到某一均衡点时，集聚力会发挥主动作用，劳动力和产业区位的转移现象会集中出现。

运用该模型可以很好预测经济地理模式的渐进过程：一国具有某种优势的特定区位，会对厂商产生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最终会促成特定行业在该地区的地理集中，而该地区集聚经济的迅速发展，则使该地区获得原本并不具备的地区垄断性竞争优势。

（二）产业集聚和贸易模型

在“中心—外围”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的形成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实生产活动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尤其是当这些要素流动跨越国界时。产业集聚和贸易模型是从产业之间的关联、运输成本和要素的流动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产业集聚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的。

产业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是促进产业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发展的两种力量。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假设资源禀赋和技术不存在空间差异，产业的地理集中源于交通成本和规模经济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创造了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产业间的需求联系促进最终产品生产商和中间产品生产商接近其产品购买者，而成本联系促使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消费者在空间上接近其供应商。新经济地理模型强调产业前向和后向联系、市场规模经济等，这些因素可能产生一种自我积累的集聚过程，推动某个产业的空间分布沿着一定路径发展，最终达到一种区位均衡状态。产业的均衡状态取决于产业最初的空间分布和产业特征等（Krugman,1991; Venables,1996）。Krugman与Venables还发现产业的空间分布与交通成本密切相关，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交通成本将会导致最集中的产业空间分布。由于上下游垂直联系的产业具有空间上相互临近的激励，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的相互作用将推动产业的地理集聚。例如，由于需求联系，汽车零部件企业需要靠近汽车组装企业，而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汽车组装企业也希望接近零部件企业。一个地方组装企业越多，需求联系越强，就会吸引更多的零部件企业，从而强化了成本联系，降低了中间投入的成本。大量零部件企业的进入，反过来又降低了组装企业的边际成本，吸引更多组装企业。这样，需求联系和成本联系形成累积循环机制，促进了汽车产业的空间集聚（Krugman, Venables,1995; Venables,1996）。

就产业的后向关联而言，产业集中程度主要受一国在该产业商品上的支出或对该产业产品的整体需求规模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该产业中间投入商品的需求。如果这一需求较大，则这种需求形成的后向关联将有利于区域专业化；而就产业的前向关联而言，大规模的产业集聚必然降低这种中间产品的成本，受规模经济的影响，用这些中间产品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在市场上将获得竞争优势，反过来为中间商品生产商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这些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全球范围内人口向某个地区的集中，但随之形成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使产品的某个生产环节或某种产业集中到有限的几个国家。

运输成本也是影响全球性产业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Puga与Venables（1996）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论证了运输成本与全球化和产业扩散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运输成本过高或过低的情况下，产业前后向联系形成的向心力要小于工资成本上升所形成的离心力，此时离心力占据主导地位，不利于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已有产业集聚的维持；而在运输成本适中的情况下，产业前后向联系形成的向心力最强，有利于产业集聚的维持。

（三）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藤田（Fuj ita）等（1999）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等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向心力，集聚的外部不经济、高昂的土地租金等则形成产业集聚的离心力（见表2-1）。受路径依赖与自我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并导致区域的不均衡发展。

1．向心力

藤田（Fujita,2004）认为，集聚力包括第一自然（first nature，即自然条件）、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即内生的集聚力量）和触媒（catalyzers，历史环境、公共政策、突发事件等），市场需求、外部经济以及产业地方化影响经济集聚的向心力。

a．市场需求。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重要前提，因此市场需求规模成为多数企业选择投资集聚区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高额利润会吸引同类厂商在集聚区进一步集聚，该轮集聚所形成的需求关联又会成为企业新一轮集聚的诱因。

b．外部经济。一般认为，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的同时，会吸引大量的专业技术劳动者并降低招聘难度；二是市场规模的扩大增加了中间投入品及服务的规模效益；三是集聚区内大量信息的交换会推动技术的扩散。

c．产业地方化。产业地方化优势会受累计循环的自我实现机制的影响而被锁定，因此也是产业集聚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离心力

离心力也被称为分散力，影响因素包括要素价格（如土地价格、工资水平等）和拥挤成本（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一般来说，随着集聚于某一区位的厂商数量的上升，会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需求分散效应”以及“要素成本效应”，这些效应最终会导致产业集聚的分散化。市场挤出效应是指大量厂商在一地集聚之后，厂商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导致该地企业边际收益及利润水平下降，从而抑制集聚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需求分散效应主要指，随着集聚地边际收益及利润水平的下降，部分企业将外迁，其中部分消费者需求也会随着企业的外迁而从集聚地剥离出来；要素成本效应主要指的是厂商在某一地区集聚到一定规模以后，该地区的房价、交通等各种劳动力生活成本开始上升，工资水平也将随之上升，工资上涨形成的成本压力也会导致集聚地部分企业外迁。

3．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交互作用

这二者的作用力在集聚的不同发展阶段会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如果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经济集聚的离心力，区域经济在空间上就会形成集聚发展的态势。这种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促成生产制造业与商业中心等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中心与从事农业、采掘业等外围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而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集聚的离心力大于经济集聚的向心力，原有的经济集聚就会发生改变，在向其他区位扩散的同时进行新的集聚。这些新的集聚区受原经济集聚中心的辐射和推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如此累积循环，逐步推动区域内其他地区的发展。

三、地缘经济学理论

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Luttwak）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了专门研究，他在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一）美国学派

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所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罗伯特·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研究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外交与军事转向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

（二）意大利学派

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弗尔切里·布鲁尼·罗查等人。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三）俄罗斯学派

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阿·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地理区域明确的地缘经济空间和两个地理区域不明确的地缘经济空间。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构建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但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的组织形式。

四、产品内贸易理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额也出现了飞跃式增长。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解释这一现象。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发达国家的一些生产商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节约生产成本，将生产链中的不同生产环节进行垂直切分并将生产环节布置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家中，零部件贸易额占到了全部机械产品出口的30%（Yeats,2001）。

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经济国际化过程，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离而形成跨区域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Feenstra,1998; Gereffi,1999）。产品内分工也被称为“国际分散化生产”，生产的不同区段、不同环节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并且由服务相连接（Jones, Kierzkowski,1990）。卢锋（2004）指出，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商品生产流程被分割成连续的、具有不同增值能力的若干个阶段，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是研发、设计、核心部件生产等环节，而处于低端的则是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以及简单部件生产等环节。产品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则表现为，各个国家只从事产品特定流程的生产，并获取该特定流程生产带来的增加值。也正因为如此，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合理分布，产品生产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同时生产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虽然国内外学者关于产品内分工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产品内分工的概念尚没有定论，往往以外包、国际分散化生产、中间投入品贸易等来形容和分析相关现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琼斯（John）、克尔茨考斯基（Kierzkowski）、克鲁格曼、阿尔恩特（Arndt）等。琼斯和克尔茨考斯基（1990）用“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概念来形容“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克鲁格曼（1994）将产品内分工描述为“分割价值链”；阿尔恩特（1997）用全球外包（global sourcing）、海外外包（offshore sourcing）、转包（subcontracting）、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等来描述涉及产品内分工的国际贸易现象；Feenstra（1998）把产品内分工称为“全球经济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不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规定也不同，例如Balassa（1967）认为，只要生产环节中有至少两个阶段分布在两个国家以上并且实现了价值增值即为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 Hummels等（2001）认为，只有当进口到一国的中间产品经过了国内生产环节又重新出口时才能称之为垂直专业化。

综观学者对产品内分工的定义，其区别主要在于生产分割是否跨越国家边界、生产分割是否超出企业边界两个方面。从这些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描述来看，产品内分工本质上就是产业组织理论所讨论的垂直专业化。垂直即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下游之间的纵向关系，垂直专业化则指上下游企业进行分工与合作，各自在产品生产价值链的某个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具体又表现为合同制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mpment manufacturer, OEM）、跨境外包（cross-boarder outsourcing）等。

这一基于垂直分工的新贸易模式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典型的南北产业由于产业内贸易的出现开始不断减少。对很多国家间的贸易来说，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是由于国际零部件贸易的增长（Ando,2006）。理论上讲，这样的垂直分工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密集度，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应该分布在劳动力禀赋丰裕、工资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奥林的要素禀赋论）；另一方面，不同的生产环节也需要不同的劳动技能，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适宜A区段的生产，而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可能适合于B区段的生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Jones, Kierzkowski, 2001）。这使国际分散化生产得以更深入地发展，即使一个国家专门生产某种最终产品，也并不意味着其在生产的每个区段上都具有比较优势。相反，它可能在产品价值链中的某个环节具有比较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间基于垂直分工的比较优势就产生了。由于要素价格差异而产生了产业内贸易，不同国家只在某个生产区段进行专业化生产（De Simone,2004）。

图2-1是一个简化的墨西哥组装厂运作情况。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跨境生产共享只是公司内分散化生产，美国总部和墨西哥组装厂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司内交易。典型情况是公司总部将零部件运往墨西哥工厂，在那里进行组装，制成品运回美国总部。东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生产和销售网络既包括公司内交易也包括公司间的交易。

一家公司什么时候选择分散化生产呢？第一，分散化生产必须能带来成本的持续降低。地理上的距离可能会带来生产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跨境的分散化生产可能会使公司拥有不同的区位优势，比如工人工资、经济基础设施、政治环境等方面。非一体化使得公司可以利用其伙伴的优势，公司的分散化生产或外包可以使整个生产系统更有效率。第二，联系每个生产区块的服务关联成本不能过高。跨境或跨组织的分散化生产必然增加服务联系成本，但是这些成本不能使总生产成本增加。

图2-2显示了分散化生产的两个维度。横轴表示地理距离，从原点开始，每一点都可以表示一个分离出来的生产区段与总部的地理距离。中间的虚线表示国境，它可以区分国内的分散化生产和跨境的分散化生产。纵轴表示组织（一体化或非一体化）活动。分散化生产既可以由公司内部完成，也可以由无关联的公司完成，虚线表示公司的组织边界，它可以区分公司间的分散化生产（外包），也可以表示公司内部的分散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