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中国新社会阶层现状分析与研究

新社会阶层概述

杜平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1 新社会阶层的概念与构成情况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会持续分化和重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以及产业结构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计划经济时代“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大规模分化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阶层日益变得多元化。

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逐渐分化为如下10个不同的类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分化的同时，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之外，一些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这些组织在性质上和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将工作组织性质和社会阶层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工作部门性质的角度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在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体制外”部门中工作；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新的社会阶层在总体的社会阶层中位于中间地位或者中间地位以上的位置。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因而这一概念也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持续深入而不断发展、变化。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重组，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总体规模在不断壮大，而且其内部所包含的群体类型也日益变得多样化。相应地，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新的社会阶层的内涵以及具体的构成状况等也必然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新的社会阶层健康成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从时间上看，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并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主要包括6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2006年通过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兴力量，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需要，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要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2013年，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讲话不仅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新社会阶层中的重要地位凸显了出来，也使新社会阶层在概念上与原来有所不同，从而使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具有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其中，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制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两类社会群体，而狭义的新社会阶层则并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重组以及新社会阶层人士规模的快速增长，相应的社会整合机制也在不断创新。2015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指出，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该条例明确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此外，该条例还对如何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与此同时，新的社会阶层的分类标准也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按照最新的分类标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四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是指受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专业知识的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专业机构从业人员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的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的人员，包括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

从以上对于相关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最新分类与之前的分类标准有了一定的差别。不同分类标准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统战工作方面，也就是说，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看，在2006年相关分类标准中的6个群体中，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一般不再被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是被纳入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范围。为了便于大家全面了解新社会阶层人士在工作部门性质和社会阶层位置等方面的群体性特征，我们接下来所探讨的是广义上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事实上，自从“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出现以后，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也有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探讨。例如，有学者将新社会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具体分为私有阶层、知识阶层与管理阶层三种类型。在实质意义上，这种划分尽管突出了新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从事管理工作等特征，但是并没有将新社会阶层在体制外部门工作的职业特征凸显出来。此外，还有学者将新社会阶层界定为“体制外”的经济精英、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等群体。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看，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概念，新社会阶层内部所包含的各个群体并不属于同一个阶层，而是指社会结构变革的进程中新出现的“体制外”的职业群体。我们更倾向于从广义上来使用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阶层不仅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就业人士，还包括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这主要是因为，从工作部门性质上来看，两者都在“体制外”部门工作，与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社会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在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相互交叉现象，若要明确将两者区分开来，存在一定的困难。

从阶层地位角度来看，大部分“新社会阶层”处于中间位置阶层。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社会阶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层概念，其内部的阶层地位并不一致，或者说并不都属于一个阶层。不过从职业特征上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相当于中间阶层的位置。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职业是社会分层的基础，从新社会阶层的构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在社会分层领域是新中间阶层；而按照米尔斯等学者的分类，私营企业主等则属于“老中间阶层”，只不过在我国，私营企业主是新出现的“老中间阶层”，因为改革开放之前这个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新中间阶层还是老中间阶层，都可以统称为中间阶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阶层位置上来看，“新社会阶层”大致相当于中间阶层的位置，或者是“体制外中间阶层”。

从数量上看，近年来，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人数不断增加，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一共有72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客观来看，虽然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相比以前有了很大增长，但从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5%的比例并不能算高。我们相信随着总体性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的规模还会持续增长。进一步来看，新社会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在数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调研统计测算，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不同群体的规模分别为：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各类群体之间存在一些人员交叉的现象，因此，这些数据直接加总起来就会多于7200万人。

2 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先后涌现出的一个阶层，近年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总体来看，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一项针对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状况的调查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调查显示，新的社会阶层的内部构成较为庞杂，文化素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差异比较悬殊。其中，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之间，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与自由职业人员之间，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之间，无论是经济收入、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还是行为习惯等，都存在很大不同。即使在同一群体内或同一行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其经济地位、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尽管新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涵盖了不同职业、不同价值取向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多种类型的社会群体，但是他们仍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认识和研究这些共同特点，从中提炼出一些具有一般性的特征，不仅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和新社会阶层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前一部分，我们在介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的过程中，从工作部门性质和社会阶层位置等两个方面对其群体性特征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将从职业、人力资本、收入水平、社会政治态度等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系统分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的主要特征。

2.1 主要在体制外部门工作

在体制外部门工作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可以说，新经济社会组织等体制外部门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形成的载体，正是体制外部门的快速成长才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不断壮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产生之初便是以非公有制经济为载体的，独立于公有制经济之外，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促进了所有制形式、产业结构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从所有制形式上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近年来在吸纳就业的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有部门。从产业结构上来看，一方面，我国的产业结构比重逐步从“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中新兴行业的出现为新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孕育了大量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另一方面，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发展带动了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新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凭借自身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社会分配，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参与者。此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大部分属于党外人士。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党外人士在新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占比为95.5%，约为6900万人。

2.2 普遍具有较强的投资资本和较高的知识资本

从来源上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是从体制内的下海人员、成长的城市务工人员、就业和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归国创业和就业的海外留学人员等几个群体中形成的。因此，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体中，有一部分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者、产权所有者以及个体经营户，这两类群体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并且具有一定的产权。其次是受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具有知识资本的自由职业者，这两类群体的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因而都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和专业技能，而且主要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和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定的收入。由此可见，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较强的非公经济体的投资资本或者较高的个人可支配的知识资本。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2.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上属于中等收入以上的社会群体

按照收入水平的差异，我们可以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收入群体。其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上属于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中等收入者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等收入的划分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根据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层的人均年收入标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要求划定的中等收入者收入标准(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结合当前时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家庭收入情况以及一些学者最新提出的将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李培林，2003)，综合认为家庭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为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的基准。按照这一标准，大部分社会新阶层成员的家庭年收入都略高于城乡同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除一部分经营困难的个体户和私营业主外，大多数新阶层人士已进入中上等收入阶层(相当于城乡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2~2.5倍)。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仅是从收入水平而言的，不仅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包括一些在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群体。如果再将工作部门性质因素考虑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属于体制外的中上等收入群体。

2.4 在职业和阶层位置上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的流动性也会越来越强。而社会流动包括职业流动和阶层流动两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具体体现为职业流动的增强以及阶层流动频率的加快：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强，社会阶层的变动也日益频繁，受到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位置也不断发生变动。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的纵深地带迈进的时期，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改革，职业和社会阶层流动的频率也日益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社会成员的职业变动也不断加快。这一点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无论是职业、身份还是地域，新社会阶层均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是因为，这些新阶层人士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遵循市场资源配置原则自由选择职业、工作场所等。社会流动不仅使他们完成了向新社会阶层转变的过程，也成为新社会阶层固有的基本特点。总体来看，这种流动基本遵循着“由经济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农村向城市流动、低层向高层流动的规律”(王心旭，2006)。此外，作为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中的国家，我国的职业流动还有一些独特之处，体现为：随着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从国有部门分离出了一部分人员。例如从职业分布来看，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多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知识分子；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为主要来源；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来源构成比较复杂，大多来源于工人、农民、下岗职工、各级干部、知识分子、毕业生等；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来源以原企事业单位、学校、机关工作人员居多。即新阶层人士主要是从工人、农民、干部以及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近几年，随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快速推进，还会有更多的人员从体制内部门中分离出来。

此外，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可变性则呈现出新社会的阶层位置全方位变化的另一特点。由此来看，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变动性不仅表现在职业变动频繁，还表现在社会阶层位置的变动也比较快。这一点在新的社会阶层中的自由职业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具体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变动主要有：工作组织的变化；个人职务的升迁；各新阶层之间的身份置换(如受聘于人变为自办企业等)；回归原所来的社会阶层(如回乡务农等)。而相应的阶层变化则体现为：社会阶层位置在垂直方向上的变化，或者是向更高一个社会层级变化，也可能会变成更低的一个社会阶层。总体来说，新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是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的，激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带动了社会的进步。

2.5 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市场能力

首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新社会阶层人士广泛分布于非公有制经济中，他们的价值观念、职业选择、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较少受其他组织及个人的干预，因此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新社会阶层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其阶层地位的获得更多的是自致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新的社会阶层为了在竞争性极强的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力求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积极创新、勇于开拓，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自己的工作中一般都能够展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

其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具有较强的市场能力。吉登斯将市场能力界定为，个人可以带到市场上增强其讨价还价地位的各种形式的相关属性。具体来看，主要有三种重要的市场能力形式，即对于生产资料的财产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和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由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产生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层：上层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阶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仅体制外的创新创业人员需要很强的市场能力，体制外部门也主要依据个人市场能力的高低来选择从业人员。

2.6 大多具有较强的社会关切度

首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大多有一定的甚至雄厚的经济基础，其中大多数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虽然当前新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数是非党员人士，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水准决定价值取向，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表达政治诉求，日益显示出参与政治的主动性和迫切性。一方面，他们想通过参政议政，开辟一个合法的利益诉求渠道，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参政议政来展示自己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从而扩大其社会知名度，提高其社会地位。一项针对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调查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中青年为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尚处于事业发展的起步与上升阶段，面临着来自工作与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其中，缺少组织关怀、没有表达诉求的渠道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压力来源。从问卷调查和座谈交流来看，为了更好地发展事业，更好地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们希望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平台，能够将自己的意见和呼声及时传递给党政部门。

其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具有较强的社会关切度。新的社会阶层对一些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或者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比较高。具体来看，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住房和教育等相关政策的走向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对房价等问题的讨论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参与其中，表达了其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认为，这也是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受教育程度较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有较大的关系。一项关于新社会阶层人士的问卷调查表明，在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度方面，私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关注度从高到低的排序为：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社会安全、创业环境和就业问题；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关注度从高到低的排序为：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社会安全、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法制建设和创业环境。根据对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问卷分析，这一群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在回收的514份有效问卷中，关心社会问题的占96.7%；其中，比较关心的占61.7%，非常关心的占15.6%。他们关注和思考的社会问题涉及面比较广，其中，对“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诚信”的关注度比较高。

3 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的意义与评价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科学技术发展和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新社会阶层人士所涵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数量将持续增长。团结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于最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主要分析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的影响和积极意义。可以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土壤。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兴业态的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涵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充，数量将持续增长。

3.1 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首先，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显著增强了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其中以社会新阶层人士占绝对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夏介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已超过1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超过4000万户，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税收贡献率超过50%，就业贡献率超过80%。

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强劲发展，其在吸纳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显现。社会新阶层或者自主择业，或者以自己创办企业招工的方式，吸纳了很大一部分待业人员和公有制部门的富余人员，扩大了就业门路，缓解了就业压力。到2013年年底，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城镇从业人员14384.59万人，同比增长9.09%，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的近四成；2013年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1184.48万，占全国新增城镇就业人口的九成。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果，为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注入了充足活力，在增加政府税收收入、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进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新阶层的努力，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发展也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强的专业优势。充分调动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疑将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一项针对上海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职业分布的调查表明，新的社会阶层具有明显的产业分布高端性特征。随着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近年来上海“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发展迅速，尤其在新材料、信息、金融、物流、创意、咨询等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产业，出现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出现了专业服务、高技术服务、医疗保健、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外包服务中介、第三方支付、第三方物流等新兴业态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兴文化业态。目前在上海的1323家“专精特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企业中，产品在细分市场占有率位于国际前三的有20多家，位居国内前三的有560家，处于国内第一名的有345家，这些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比如，上海易贸集团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来改变大宗商品交易模式，搭建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现已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大宗商品资讯、商务和经纪服务提供商之一。汇付天下有限公司于2006年由银联的30位青年管理人员创立，业务聚焦网上支付、移动支付、POS收单和理财支付，目前在第三方支付领域市场份额位列第三，公司成为科技部科技创新示范企业。这些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吸引和积聚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发展壮大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最后，新社会阶层人士的发展还有助于扩大社会的消费需求。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我国内需潜力巨大，扩内需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关键是找准发力点”。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释放消费潜力的重点环节，充分激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对于有效扩大总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根据2016年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个城市完成的一项大型调查项目数据，通过不同社会群体的比较来详细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特征，结果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在汽车和住房自有、经营性收入、消费支出水平等方面虽然与高收入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要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基于这三个城市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扩大分析视野，从全国层面上来看，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其消费潜力，从而有效地扩大总需求。

3.2 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和不断壮大，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从而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结构性特征。

首先，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打破了改革开放前两个阶级一个群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结构，使得基于职业分类的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新社会阶层”所属的新职业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催化剂，培育了新的社会阶层，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从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群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新社会阶层。

其次，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单一的城乡二元结构格局，使社会结构更加多元、复杂，呈现出多维二元结构特征。所谓多维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我国社会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维续的同时，又增加了基于体制内外形成的具有显著差别的新二元社会结构以及由上述结构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产生的一些次级二元结构。多维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社会结构更加复杂，成为名副其实的复杂社会。

最后，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意味着社会底层群体庞大，中间及以上阶层比例较低。随着新社会阶层的持续壮大，中间阶层的比重不断增加，我国特大城市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经初具雏形，其新社会阶层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特大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各种产业聚集，吸引了大量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或者说具有较高市场能力的人员，这些因素使特大城市在中间阶层的培育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一步来看，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还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最早提出了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的“稳定器”的论断。他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引起共鸣，是对社会具有稳定功能的主体力量。当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时，低收入群体就成为社会的少数人群，社会结构就会稳定。一般来讲，在现代社会中，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是国家社会阶层最合理的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的规模和数量占主体地位，社会利益的分配相对合理。中间阶层既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国家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者，同时作为连接极富和极贫阶层的桥梁，为维系社会稳定提供基础性力量。

3.3 新社会阶层的发展要求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情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传统的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体制内”群体之外，涌现出了大量的“体制外”新社会群体。具体来看，这些新社会群体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对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引导社会舆论氛围、提供社会公益服务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新社会群体大多具有受教育程度高、专业技术水平强、思想观念较为活跃、工作流动性大等特征。面对这些体制外的社会人，一些与“单位制”相适应的原有的工作方式和服务机制并不能很好地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因而不能有效地了解新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健康成长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团结引导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增进政治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妥善解决的现实课题。因此，党和国家不断创新和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机制和方法，2015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明确作为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并且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安排。2016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设立了专门负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管理的八局，也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2017年2月，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关键是牢牢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科学把握工作原则，明确目标要求，不断提升工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