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罗马帝国与帝王史学

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制之后，罗马重新进入个人统治的时代。个人统治对于历史学的写作有巨大的影响，不论作品的主题、描述对象还是作者队伍都有了不小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的建立使得罗马公民权大规模地扩散，到公元3世纪，公民权覆盖了整个帝国疆域。随着公民权的扩散，罗马人在大规模吸收各地文化的同时，传播罗马文化，促进文化转型。首先是对希腊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其次又反过来使得吸纳希腊文化之后的罗马文化更加迅速地在罗马世界传播；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结构性改变也对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高元首终身化，其宫廷不仅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也成为文化中心，大批文人墨客作为幕僚和庸从出入其间。为政治服务的罗马史学，自然也转向以个人为中心的阶段。皇帝和军事将领的传记开始流行起来。

帝国初期与共和国晚期一样，涌现出许多史家，“他们中有些人或者想借此炫耀词藻，博取名声，或者想报答雇主的恩宠；另外有些人则或者躬逢其事，或者想记录史事使之有益于后人”。[61]可惜这些史家的作品大多不传，一方面，之后的通史作品通过吸纳它们而最终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基督教史学开始出现，并将从根本上改变史学写作的主题。虽然如此，帝国初期似乎弥漫着怀古的气息。这不仅与奥古斯都一边行个人统治之实，一边在表面上大力保持共和国体制有关，更与元老院功能的变化相连。

元老院逐渐失去了政治实权，尤其是推举皇帝的权力，但是却保留了在皇帝死后决定是否将已故皇帝封神的权力，也就是说，掌握了褒贬的最终大权。因此，元老院在成为一个相互谈文论友的文化圈子的同时，也是臧否人物、试行清议的场所。流风所及，帝国初期的元老派史学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日渐表现出浓厚的臧否人物的色彩。在对个人进行伦理和心理分析之后，历史叙事也对统治者做出褒贬，其中最为典型的体现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6—117）的作品。

塔西佗有丰富的政治和公共生活经验，他勤勉工作，并利用闲暇写作了大量的作品，如《修辞对话》《日耳曼尼亚志》《阿古利可拉传》《历史》和《编年史》。他广泛收集资料，深入分析笔下人物的内心活动，剖析帝制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人生悲剧。《历史》作为记录当代史的作品，主要限于军事描述，而《编年史》将军事描述与内政外交相交织，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帝制演变的历史。塔西佗的作品不仅对有民主共和之名、而行个人专制之实的机制进行深入的揭露，而且对在这种变化诡谲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如何幸存有痛切心扉的感受和描述。在批判帝制、鞭挞暴君的同时，更总结了作为个人如何适应这种新生活的历史经验。

在个人统治之下，塔西佗继承罗马共和时期的写作传统，始终坚持自由书写历史的精神，他说：“历史的真相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损害。首先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与自己毫无关系，从而也就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则是因为他们热衷于逢迎谄媚，或是因为对他们的专制主子的憎恨。一批人卑躬屈节地讨好，另一些人又在咬牙切齿地痛恨。这样一来，他们就置后世子孙于不顾了。然而当人们很快地对那些趋时讨好的历史家感到厌恶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倾听那些诽谤和怨恨的话了。阿谀谄媚被斥责为奴隶根性的可耻表现，但是恶意却又在人们心目中造成独立不倚的假象。”而他自己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过某些皇帝的礼遇，但是坚持“始终不渝地忠于真理的人们，在写到任何人时都不应存个人爱憎之见”。不仅如此，他还主张要“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62]

如此开篇，当然主要是精通修辞之法的塔西佗在展示写作技巧，也一下子就深深抓住了生活在个人统治之下的读者的心。然后，他交代了自己对所记录的这个时代的总体看法：这是个苦难的年代，但是也不乏有德性的表现。塔西佗将其上升到了从神佑罗马到神弃罗马的高度。他为这个时代定下的基调，符合当时人从伦理角度解释个人荣辱，从宗教角度解释国家命运的心理预期。随后，他简要地交代了新的个人统治之下各阶层的心态。如同演说家，塔西佗先对听众的情绪加以引导，营造出赞成自己的氛围，再在此基础上展开具体的叙事。通过这套修辞程式，塔西佗逐步地将读者引导到自己的轨道上来。可以说，他用恰如其分的文笔，用夹叙夹议的手法，结合特定的时势，将笔下人物的品行与其成败巧妙地加以联络，进行典型化处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使得他的历史作品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他本人也被称誉为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塔西佗也继承了罗马衰亡的历史主题。与萨鲁斯特和李维不同，塔西佗认为自由沦丧是罗马衰亡，乃至神弃罗马的根本原因。在奥古斯都集权力于一身之后，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法制对于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63]

自由沦丧，贵族苟且偷安，行省缺乏法制，罗马缺乏关怀国事之人，以致诸神抛弃了罗马。塔西佗接着说：“天空和地上出现了一些异兆，听到了雷声的示警，关于未来的欢乐的和阴暗的预言，暧昧的和明确的预言。诸神不关心保护我们的安全，却很注意我们所受的惩罚，这一点可以从罗马人民身受的可怕灾难或不容置疑的征兆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塔西佗在《历史》开篇预告：“如果我能够活得长久的话，那么我就要把圣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统治时期保留到我老年的时候再去写，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确实，无论是后来的发展，还是随后历史学家的评价，都证实了他的这一判断。或许是罗马人民已经开始适应了新的个人统治的体制，或是这些皇帝的文治武功、人品德性确实超乎一般，至少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确实享有了“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的机遇。他们称赞说，“无人能比涅尔瓦更加明智和克制”；他挑选的接班人图拉真，文治武功“无人能及”。图拉真的政绩不仅包括修缮罗马，还包括为方便信息的传递而建立的公共邮传系统。也就是通过他们的努力，罗马帝国比较成功地确立了帝位传承制度。与前任涅尔瓦一样，图拉真在生前选择了哈德良作为接班人，“从此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开始分开，同时有两位或者更多最高统治者，称号不同，权力不等”。[64]图拉真的成功使得他成为后来皇帝即位典礼上被反复追忆的明君：“愿您如同图拉真那样伟大！”[65]

塔西佗之外，罗马通史方面有阿庇安的《罗马史》。他按照地域分别论述，以战记的方式逐一讲说。因为提供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这部史书备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称赞。[66]但在帝制时期，传记方面的写作要更为出色，有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约公元69—122）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和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的《希腊罗马名人传》。

个人统治带来传记体裁的兴盛。各个帝王都有自己的写手写作传记。在各种纪念仪式上，如登基大典、登基五周年庆典，尤其是十周年庆典、凯旋仪式等，都会有文人墨客草拟各种颂歌，歌功颂德，为统治者正名。这些颂词多少带有传记的性质。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流传一时，但是绝大部分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只有少数作品在相应作家的文集中得到保存。尔曹身与名俱灭，斯之谓也！帝制的真正开创者奥古斯都在去世前夕为了替自己盖棺定论，草拟《奥古斯都传》（Res Augusti），镂刻于金石，广泛树立于罗马帝国的各个广场，供人瞻仰诵读。借助于考古发掘，这篇罗马帝王自传文本的面貌得以重见天日。

晚塔西佗一代人的苏维托尼乌斯曾掌机要，出任图拉真皇帝的书记官，大概因此得见帝国档案。他虽然同样精通语法修辞，但与塔西佗著作中充斥着根据形势与个人品行杜撰的长篇演说不同，刀笔吏的经历使得他更加务实，其作品也更加文省事增，语言更加质朴。他的每篇传记都有公文式的程式，开篇交代家族和出身，然后是分类叙事，按照国外战争和国内治理分门别类加以罗列；然后是个人生活，从文学修养到个人隐私和癖好，知无不言；最后则是传主的死亡，以及现在人们对他的记忆。苏维托尼乌斯似乎不喜欢作总评，而是就事论事，甚至可以说不愿意做过多的评论，往往点到而止。《罗马十二帝王传》不仅提供了帝王的战争事迹与和平时期的治理经历，更通过描写帝王的日常生活，来揭示帝王的性格。

伟大帝王的出现刺激了对历史上伟大帝王的研究。罗马帝国的创立者恺撒曾试图比肩亚历山大，他应该诵读过亚历山大的传记。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各种传记和回忆录就出现了，他不仅成为修辞家练笔的热门题目，也是史家笔下的热门人物。早在1世纪，就有鲁夫斯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史》。这部作品折中于历史与传记两种体裁之间，主要收集了关于亚历山大的民间传说，因此不为古代史家所重视。现在传世的亚历山大的完整征战故事，来自于2世纪初期罗马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总督、自称“小色诺芬”的阿里安（Lucius Flavius Arrian，约公元85—146）。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依托亚历山大部将的回忆录，仿效色诺芬的《长征记》，不仅较为客观地叙述了亚历山大自登基至客死他乡的经历，而且着重阐发了他对亚历山大精神的理解，强调亚历山大探寻世界边界的热情促使他将东征进行到底，度过了短暂而感人的模范帝王人生。

除了帝王传记之外，如何将古代名人事迹加以改造，以便适应帝制之下读者的需要，是由2世纪的希腊哲人普鲁塔克通过传记写作的实践来加以解决的。普鲁塔克出生于雅典附近，生活于帝制初期，曾到罗马生活一段时间，晚年担任德尔斐神庙祭司。他并没有丰富的政治经历，更主要是个嗜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也是位高产作家。除了大量的时论之外，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使得他在史学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

将希腊与罗马进行对比，从罗马统治希腊半岛伊始就非常流行，奈波斯写作《外族名将传》也含有比较的意图，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集中体现了这种时尚。该书往往将一个希腊人的传记和一个罗马人的传记先后排列，然后进行比较，构成一个合传。在每个传记之中，大体介绍家族、出生、教育和暂露头角，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将其各种功业加以叙述，直到传主的死亡以及人们对传主的记忆。合传的最后部分是总评，比较两位传主的优劣。

三个因素保证了《名人传》的成功。第一，作者旁征博引，从诗人、哲人到历史学家的论述，几乎无书不窥，堪称名人掌故的渊薮，先贤言行的百科全书。对于诸家之说，普鲁塔克并非莫衷一是，也不是简单地轻信，而是结合上下文的铺垫，巧妙地将自己的取舍不露痕迹地加以表达，引导读者、说服读者，而不是强迫读者接受。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而且还通过行文，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形象。

第二，作者的典型化处理与追求“神似”的真实观。由于论述的对象大多都是古代人物，而且除了恺撒之外，全是帝制之前的人物，离作者生活的年代至少有百年之遥，而作者也不是特别擅长于历史考证，那么如何保证真实呢？普鲁塔克的处理方式非常简单，就是依据大家心目中的或者流传的认识，对人物加以典型化处理。例如，凭借先天禀赋而丝毫不加修饰的，是铁米斯托克利斯；以绝对正直无私而著称的，是阿里斯提德；以维持社会公正秩序闻名的是梭伦；为反战而献身的是尼西阿斯；还有以慷慨大方和军事天赋博得令誉的客蒙，等等。普鲁塔克通过各种琐事轶闻，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展示并反复揭示人物的典型德性，从而做到“神似”。用他的话来说，“正如画家抓住脸部和眼神——透过这些可以展示性格——以图对象之神似，而相对忽略其余部位。同样我也要接触这些心灵的迹象，据此来创作每一个传记”。[67]

第三，作者重写历史。古今毕竟不同，普鲁塔克是帝制的坚定拥护者，而他论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共和体制下的古人，因此，他依据政治素质的现实要求，将这些古人重新写过，使得他们能够适应当代，供读者仿效。普鲁塔克不像其他传记作家那样忽略传主的青少年时期，而是通过刻画其成长经历，让读者受到教益，因此具有浓厚的励志色彩。他从传主的家庭出身、受教育的经过，到遇到困难如何应对，提供了各种德性成长的故事。

2世纪末3世纪初，罗马帝制的又一个伟大时代来临。赛普利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公元193—211在位），这位被爱德华·吉本称誉为开创罗马帝制黄金时代的皇帝，不仅武功赫赫，而且在妻子朱利娅的影响下，也奖掖文学。朱利娅来自叙利亚，身边总是陪伴着许多希腊哲学家。他们共同开创了第二智者时代。在塞维鲁病逝于边疆城市约克之后，朱利娅又扶持儿子执政（至217年）。之后到公元235年，罗马帝国进入所谓的“三世纪危机”，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盛世的安宁和富足，帝王宫廷对于文学的奖励，刺激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也令史家歌颂英明的皇帝，帝制的形象在史书中逐渐变得比较正面。卡西奥·戴奥出生于名门，长期担任公职，而且与塞维鲁私交甚笃，也为他创作了登上帝位的短篇历史，大受好评。因此戴奥决定退隐，专心创作80卷《罗马史》。他收集资料10年，写作又12年。戴奥虽然也从埃涅阿斯讲起，但与李维不同，他的《罗马史》重点叙述帝制史，从帝制的角度改写罗马历史的传统，不仅说明在共和国晚期帝制产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通过梳理帝制的历史，揭示帝制演化的趋势。他认为自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公元180—192在位）开始，罗马从黄金时代进入黑铁时代，因此，他重点刻画了自奥古斯都·屋大维至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在位）等一系列伟大帝王，并对理想的皇帝行为规则进行总结，以便教育当代的帝王。[68]

戴奥的历史影响力在希罗丁（Herodian，约公元170—240）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他的《罗马史》从奥勒留之死开始。他认为“自奥古斯都以来至马可·奥勒留的近两百年间，没有频繁的帝位更迭，没有各种结局莫测的内外战争，没有民族起义，甚至没有地震、空气污染，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君和皇帝们”，[69]奥勒留为完美的帝王。希罗丁从帝王自身修养来寻找现实苦难的原因，他认为年纪大的人登基称帝，往往因为经历丰富而行为谨慎，治理较好，而年轻的皇帝则往往好大喜功，祸害天下。这一判断既远承罗马元老派史家的传统，歌颂老人的经验和智慧，又被3世纪危机之后的历史学家当作分析罗马帝国史的利器。

经过3世纪中期长达50年的内战，公元284年，戴克里先（Marcus Aurelius Gaius Valerius Diocletian，约公元284—305在位）登基。他果断地根据现实需要，革新帝王体制，重新分割原有的行省和军团，几乎将行省和军团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并创建了多帝共治的模式。在帝国共治模式步入正轨之后，他决定仿效涅尔瓦，急流勇退，息隐林泉，一心向神，随后的内战也不能改变他退隐的决心。经过十余年的内战，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天下，他还于临终前受洗正式皈依基督，从而带来一场宗教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带来了新的基督教帝国，而且也从根本上革新了文化。在史学领域，基督教史学开始壮大起来，在帝国西部逐步取代世俗历史写作，在东部也逐渐占据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