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回顾：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

1850年，马克思恢复了由于1848年革命而中断了两年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代表着马克思在50年代提出经济理论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它是马克思十几年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总结。

剩余价值理论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这就是说，马克思这时已经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利润理论的批判，创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创立。价值概念无论在逻辑上或历史上都先于剩余价值概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表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第一个范畴的商品有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作为自然存在，商品是使用价值；作为纯经济存在，商品是价值。商品本身表现为这两种规定的统一。价值实体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物化劳动。在分析商品的二重存在之后，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又是“一般劳动”，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对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分析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的十分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它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解的基础”。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第一次研究了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指出了劳动和劳动能力的原则区别。这一学说是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关键。马克思第一次指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不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而是“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能力就是指劳动力。关于劳动能力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们看做意义相同的两个术语。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由于区分了劳动和劳动能力即劳动力，马克思就在古典经济学家由于混同劳动和劳动力而陷入的绝境中找到了理论出路，从而科学地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第一次按照资本各个部分的价值转移方式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称前者为“资本的不变部分（由材料和机器构成）”，称后者为“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资本中同活劳动相交换并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这一学说是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又一个关键。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

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剩余价值”这一科学用语，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马克思指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能力，或者说，是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工人只要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活动力，就可以不断地重新开始同资本交换。在这种交换之后，即在这种流通过程结束之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便迫使工人进行劳动。“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资本不仅迫使工人进行必要劳动，生产工资的等价物，而且还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进行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之后，还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手稿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剩余价值规律，他说：“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

总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已经系统地叙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57—1858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一次经典表述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存在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又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科学的经济论证。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前提，而第二个伟大发现在19世纪50年代的基本完成，又为经典式地表述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在1859年就第一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做了经典表述。这种历史次序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正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公布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以经典式的定义的形式公布了自己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成果。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这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它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正是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从根本上否定了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为科学地对待其他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确地回答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是人们的社会生产中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是在社会生产中必然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关系。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时，它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确地回答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着重指出了两种变革之间的区别：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一种是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变革。前一变革是后一变革的决定因素。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的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解释了社会革命，指出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马克思用这一观点说明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的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更替，认为这些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以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而告终。

（三）《资本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最终完成，“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部草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则是《资本论》的第二部草稿。在第二部草稿中，马克思摒弃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中的劳动价值就是工资的最低额这个错误观点，全面地分析并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在19世纪50年代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1863年至1865年，马克思又写了《资本论》的第三部草稿，并于1865年在《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第二、第三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它标志着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的最终完成，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完全确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高度严谨而精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的总公式，分析了劳动力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考察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价值增殖的秘密，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指出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划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了反映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分析了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的各种具体形式，研究了剩余价值到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指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样，马克思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经济理论的创立，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了最充分的经济论证。《资本论》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这种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无与伦比的典范，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全面的、周密的科学证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无比丰富的有关经济史和经济现状以及阶级斗争史和阶级斗争现状的事实，证明了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并且在19世纪50年代末做了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列宁指出：“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资本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最终完成的标志，不仅是由于以前作为假设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科学证明，而且还由于《资本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重要原理。他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第二，马克思不仅科学地证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他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第三，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原理，他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随着两个伟大发现的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也最终完成。恩格斯指出，在《资本论》中，“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恩格斯还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

从1842年产生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到1867年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的最终完成，马克思整整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资本论》的出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