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思路与研究结构
下面围绕着研究目标，介绍一下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基本结构，在此过程中，概述一下各章的主要内容。
（一）研究思路
本项目的基本目标是基于实证研究，系统剖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维持系统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框架建构的关键要素，并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提出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建构的现实政策路径，以期为推动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理念转变与机制优化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推进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为完成上述目标，研究团队确立了如下基本研究思路。
首先，需要在国内外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厘清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可持续生计框架及其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确立本研究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框架。
其次，需要对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系统开展科学严谨的操作化工作，建构出适用于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特征的测量指标体系，基于此，设计出调查问卷，开展问卷调查，并分门别类地选择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城市贫困家庭进行深度访谈。
再次，在对调查问卷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系统的现实状况及其突出困境，并深入探讨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类型对其生计策略的具体效应，进一步确定影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环节。
最后，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和现实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制度化方式支持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的相关政策建议，提出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框架。
（二）研究结构
根据上述基本思路，本研究主体部分包括紧密相连的七章内容，下面对各章主要任务及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章，可持续生计相关研究。本章主要任务是，清晰陈述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在此过程中明确研究定位与研究视角；介绍研究方法、澄清调查对象，并简要概述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结构。
第二章，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可持续生计框架。本章主要任务是确立研究的基本理念与分析框架。本研究是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对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行的研究，这就需要准确、完整地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以及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阐述，明确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发展背景、基本特点与主要原则，介绍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本内容，并阐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与可持续生计框架之间的内在关联。国际上可持续生计框架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反贫困过程中形成与发展出来的，因此在本章中还需要初步澄清该框架应用于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系统分析中的要点。
第三章，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建构及测量。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的实证研究首先涉及较为复杂而系统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建构及其测量问题。本章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的特点，建构了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并进行了逐一测量。具体而言，本研究测量城市贫困家庭各项生计资本的一级指标包括五个维度：人力资本、住房资产、物质资本（非房）、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每一个一级指标被分解成相应的二级或三级等可测量的指标。在相应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上，主要采取线性比例变换法，完成无量纲化处理。在此过程中，本章还对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的具体生计资本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分析。
第四章，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分析。本章主要任务是基于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系统总结与深入剖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的现实状况及突出困境。概而言之，实证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状况，总体上呈现如下基本特征：整体匮乏；结构失衡；维持型突出，发展型不足；脆弱性强，可持续性差。
第五章，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本章主要任务是基于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探讨城市贫困家庭各种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具体效应，剖析影响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系统的关键要素。本章详细考察了城市贫困家庭五大生计资本对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方式、社会救助支持以及消费支出取向等方面的具体影响。本研究有如下五点发现。①人们长期忽视了城市贫困家庭金融资本的制度化积累的重要性，包括储蓄、信贷、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投资等在内的金融资本的制度化积累对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建构至关重要。②加强知识更新与职业技能培训是建构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必由之路。③实证研究表明，当前以城市低保政策为代表的制度性救助理念与机制总体上属于生计维持型特征，发展型特征不明显。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城市贫困家庭生计维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其由于严苛而频繁的经济审查机制，严重抑制了城市贫困家庭劳动力市场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制度性救助理念与机制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是建构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的关键一环。④有未成年子女的贫困家庭应成为城市贫困家庭政策支持的重点对象。
第六章，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政策路径。本章在对城市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现状及其可持续生计系统所必需的政策要素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下四项政策建议。①构建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促进社会救助制度理念与机制由生计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②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加大对城市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成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促进城市贫困家庭成员的知识技能更新步伐。③建立中国贫困家庭儿童教育发展账户，为贫困家庭儿童从小注入“大学梦”，配额激励教育储蓄长期积累，并在此过程中提升贫困家庭金融知识与财务管理技能水平，消除经济文盲，促使贫困家庭着眼于长远。④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全覆盖，促进贫困家庭住房资产积累，增加城市贫困家庭有效可及低利率信贷的可行选择。
第七章，结论与讨论。本章对主要研究发现进行了概述，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框架的一般形式，并简要探讨了本研究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最后，本研究针对城市低保家庭这一典型类型，基于调查数据库中城市低保家庭子样本进行了专题探讨，重点探讨了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状况与健康状况。
[1] Michael Sherraden，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 New York ： M. E. Sharpe， Inc.，1991）. Sen，Amartya K.，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Anthony Hall and James Midgley，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2004）.
[2] 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张秀兰、徐月斌、詹姆斯·梅东里编《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杨团：《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杨团：《资产社会政策——对社会政策范式的一场革命》，《中国社会保障》2005年第3期。
[3] 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具体意涵及其内在关联，本书将在第二章中详细阐述。
[4] Scoones ，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Working Paper 72（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8）.
[5]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农村贫困人口。目前农村贫困人口依然是中国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减贫业绩举世瞩目，但截至2014年底，根据农村每人每年2800元的贫困线标准测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依然维持在7017万人（张为民：《脱贫步伐加快，扶贫成效显著，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510/t20151016_125709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1日）。相比之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唐钧：《当前中国城市贫困的形成与现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2期，第22～25页）。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反贫困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然而，可以合理预期，城市反贫困的重要性必将在未来中国反贫困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内反贫困政策实践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
[6]《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00832439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6月10日。
[7] 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0%，即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首次持平，该年城镇人口规模达到了6.70亿人，乡村人口减至6.71亿人。参见http：//data.stats.gov.cn/ks.htm？cn=C01＆zb=A0501，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
[8]参见http：//data.stats.gov.cn/ks.htm？cn=C01＆zb=A0501，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0日。
[9]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6。这是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于德国巴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
[10] Rowntree， B.S.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Bristol： Policy Press，2000）.
[11] Galbraith， J.K.，The Affluent Society（Mariner Books， 1998）.
[12] Townsend， Povert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in Wedderburn ， D. （ed. ） Poverty， Inequality and Class Struc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57-74.
[13]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79）.
[14] 世界银行在1990年根据购买力平价标准将绝对贫困线确定为每天生活低于1美元，2008年，世界银行将绝对贫困线标准提升至每天消费不足1.25美元，2015年又提升至1.90美元。
[15] Townsend，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London and 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16] Sen， Amartya K.，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xpanded Edtition，1996）. Sen， Amartya K.，“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46（1976）： 219-232. Sen， Amartya K.，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Sen， Amartya K.，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lack Well，1984）.Sen， Amartya K.，“Rights as Goals， ” in S. Guest and A. Milne，eds.， 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Essays in Freedom and Justice（Franz and Steiner，1975）. Sen， Amartya K.，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Sen， Amartya K.，Inequality Reexamined（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Sen， Amartya K.，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Sen， Amartya K.，The Idea of Justice（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2009）.
[17] Sen ， Amartya K.，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Knopf，1999）. 也可参见阿玛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210～211页。
[18] Sen ， Amartya K.，Development as Freedom （ New York： Knopf，1999）.
[19]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早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采纳了森的能力贫困度量指标（capability poverty measure），用来度量贫困程度（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1996年可行能力贫困指标修改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该指数由三类指标组成：寿命剥夺、知识剥夺以及生活水平剥夺。
[20] 在罗尔斯社会最低保障概念中，包含超越了基本需求满足的部分，主要由公平正义理论中差别原则所决定。差别原则通过调节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程度，确保这种不平等不能危及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原则（包括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差别原则的调解下）进行适当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必须确保所有公民获得他们理智而有效地实现其基本自由所必需的、适合各种目的的手段。缺少这一条件，那些拥有财富和较高收入的人就容易宰制（主宰）那些财富和收入较少的人，并日益控制政治权力，使之有利于他们自己。”（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42页）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基本需求概念，其目标在于为公民提供一种“体面的最低生活标准”，围绕着收入维持与消费需求满足，成功地缓解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然而，由于贫富差距悬殊，忽视背景正义，这就会“产生一种沮丧而消沉的下等阶级长期依赖于福利”，他们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了，放弃参与公共政治文化，日益变得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疏离社会（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36～142页）。
[21]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80页。
[22] 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2005，第1～6页。
[23] Chamber，R.， “Poverty and Livelihood： Whose Reality Counts？ ” Economic Review11（2） （1995）： 357-382.
[24]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Eldar Shafir，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Allen Lane， 2013）.
[25] 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让生计可持续》，《国际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24页。原文参见Jonathan Gilman，“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ternatio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17 （4）（2000）， pp.77-86。
[26] WCED， Food 2000： Global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London： Zed Books， 1987 ），p.2.
[27] Chambers， R. and Conway， G.，“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Century，”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1992）.
[28] DFID， Eliminating World Poverty： A Challenge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7.
[29] Carney，D.，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pp.52-69.
[30] Shepherd， A.，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Basingstoke： Macnillan， 1998）.
[31]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Working Paper 72 （1998） ：5.
[32] Scoones， I.， “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 Working Paper 72（1998）.Farrington， J. et al.，“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Practice： Early Applications of Concepts in Rural Areas，”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s42 （1999）.
[33]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atioanl Development，2000），pp.68-125.
[34] 比如，美国援外合作机构（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verywhere， CARE）发展出了用于农户安全生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也各自发展出了相应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参见Frankenberger，T. D.，Maxwell，M.，“Operational 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Addressing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in CARE Lasse K.，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to Poverty Reduction.（Stockholm：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2001）， pp.42-98]。
[35] Carney， 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es：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for Change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2.
[36] Baumann，P. and Sinha，S.，“Linking Development with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India： Political Capital and Sustainalbe Livelihoods Analysis， ”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s68（2001）.
[37] Farrington，J. et 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 Practice： Early Applications of Concepts in Rural Areas， ” Natural Resource Perspectives 42 （1999）.
[38] Allison，E. H. and Ellis，F.， “The Livehoods Approach and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Fisheries，” Marine Policy 25 （2001）.
[39] Cherni，J. A. and Hill Y.，“Energy and Policy Providing fo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in Remote Locations-The Case of Cuba，” Geoforum 40（2009）： 645-654.Karki，S. T.，“Do Protected Areas and Conservation Incentives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Bardia NationalPark，Nep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28 （2013）： 988-999.Vista， B. M. et al.，“Land， Landlord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Impact of Agrarian Reform on A Coconut Haciendain the Philippines，” Land Use Policy 29（2012）： 154-164.Ahmed， N.， Troell M. and Allison， E. H. et al.， “Prawn Postlarvae Fishing in Coastal Bangladesh：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Marine Policy 34（2010） ：218-227.
[40] Morse， S. and Nora， M.，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A Critiqu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Germany：Springer， 2013）.
[41] Gilman，J.， “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nternatio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7（4） （2000）： 77-86.
[42] Amis，P.， “Making Sense of Urba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7（1） （1995）： 145-158. Beal，J.，“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Pakistan，”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4） （1995）： 427-445.
[43] Bean，J.，“Living in the Present，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Household Security Among the Urban Poor，”in C. Rakodi and T. Lliyd Jones （eds）Urban Livelihoods： A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Reducing Poverty（2002）： 71-95. Rakodi C.，“Introduction，” in C. Rakodi and T. Lliyd Jones （eds）Urban Livelihoods： A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Reducing Poverty（2002）： 1-9.
[44] 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让生计可持续》，《国际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5] Martha，G. R.、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地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期，第11～21页。
[46] 李斌、李小云、左停：《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农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4期，第10～15页。
[47]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生计方面综述性质的论文有：苏芳、徐中民、尚海洋：《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09年第1期；唐丽霞、李小云、左停：《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王三秀：《国外可持续生计观念的演进、理论逻辑及其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9期；何仁伟、刘邵权、陈国阶等：《中国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趋向》，《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4期；汤青：《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现状及未来重点趋向》，《地球科学进展》2015年第7期；等等。
[48]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4期，第32～39页。
[49]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有：关云龙、付少平：《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农户生计资产分析——基于四省五县的调查》，《关东农业科学》2009年第12期；杨云彦、赵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的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谢东梅：《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与验证——基于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家庭瞄准效率的调研数据》，《技术经济》2009年第9期；陈玉萍、冯黎：《健康问题研究中农户财富状况指标的构建——基于四川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经济管理》2010年第4期；史月兰、唐卞、俞洋：《基于生计资本路径的贫困地区生计策略研究——广西凤山县四个可持续生计项目村的调查》，《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4期；等等。
[50] 伍艳：《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国外常用的关于贫困脆弱性测量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体效用为本的福利主义思路，另一种是以家庭面板数据测量脆弱性的非福利主义思路。具体的测量方法有如下三种。其一是作为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指在将来某个时间陷入贫困的概率期望，作为脆弱性的定义或度量，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Chaudhuri和Suryahadi率先采用该方法，将未来t时的脆弱性定义为家庭t+1时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概率，即通过估计家庭未来收入的方差和均值对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期望进行预测。其具体公式为：
，其中下私服i为家庭，t代表时间，G代表家庭的收入水平，z表示贫困线，Sit表示家庭i在t时的脆弱性，也可理解为家庭i在t+1时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的概率[具体参见Chaudhuri and Suryahadi，“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or Indonesia，”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0102-0152 （2002）： 45]。其二是作为低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VEU），指用贫困线的效用减去未来某个时间的收入的效用之差作为脆弱性的度量。其三是作为无保险之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VER），是指家庭对于重大冲击的承载力或应对力，往往属于事后测量。这三种测量脆弱性的方法，第一种属于事前估计家庭未来遭受风险的福利损失，大多数研究者在测量脆弱性时常采用这种方法（具体参见伍艳《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33页）。
[51]代富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理论解析及指标体系构建》，《湖北农业科学》2015年第2期。
[52]梁义成、李树茁、李聪：《基于多元概率单位模型的农户多样化生计策略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15期。
[53]参见伍艳《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徐定德、张继飞、刘邵权等：《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9期；胡新艳、朱文珏、王晓海、符少玲：《生计资本对农户分工模式的影响：来自广东的调查分析》，《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年第3期。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对策》，《经济参考报》2004 年12 月22 日。
[55]唐钧、张时飞：《京郊失地农民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改革》2005年第5期。
[56] 刘家强、罗蓉、石建昌：《可持续生计视野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与思考》，《人口研究》2007年第4期。值得说明的是，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建立一直是失地农民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早在世纪之交，就有诸多学者一直进行倡导性研究（参见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管理世界》2002年第14期）。
[57] 赵曼、张广科：《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及其制度需求》，《财政研究》2009年第8期。
[58] 成得礼：《对中国城中村发展问题的再思考——基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角度》，《城市发展研究》2008年第3期。
[59] 黄建伟、刘典文、喻洁：《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模型研究》，《农村经济》2009第10期。
[60] 黄建伟、喻洁：《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研究——基于七省一市的实地调查》，《农村经济》2010年第12期；沈关宝、李耀锋：《网络中的蜕变：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1] 万章浩、杨巧芳：《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襄阳市襄州区失地农民为例》，《当代经济》2015年第1期。
[62] 靳小怡、李成华、杜海峰、杜巍：《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的新领域：农民工生计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3期。
[63] 潘云新、苏飞、赵秀芳、马莉莎、庞凌峰：《城市农民工生计风险分析及其政策建议》，《北方经贸》2012年第12期。
[64] 栾驭、任义科、赵亚男：《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65] 苏飞、马莉莎、庞凌峰、赵秀芳、潘云新：《杭州市农民工生计脆弱性特征与对策》，《地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3期。
[66] 事实上，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学术界关于城市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研究不仅无法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相比，即便是与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相比也显得十分薄弱。
[67] 关信平：《现阶段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8] 唐钧：《城市扶贫与可持续生计》，《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其于2004年发表的《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再次深化了该文观点（参见唐钧《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中国民政》2004年第2期）。
[69] 唐钧：《城市低保制度、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该文首次提出将单纯救济性的城市低保制度基于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理念而拓展成一个整体性的城市反贫困体系。这是一个极具前瞻性的观点，在当前看来，依然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文把可持续生计与当时刚刚被引入国内的资产建设福利理论相并列，实际上，资产建设福利理论完全可以被包容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中。
[70]刘璐琳：《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城市新贫困问题治理研究》，《宏观经济管理》2012年第12期。该文所提出的“城市新贫困”人口概念包括城市贫困职工、部分常住城市的流动人口以及部分失地农民工。而本研究所界定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城市低保家庭人口以及其他城市常住贫困人口（主要是居住半年以上非本地户籍贫困人口），其中与该文所界定的城市新贫困人口有重叠。
[71] 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量化研究的文献寥寥无几，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基本上参照了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方法，且有效样本规模均太少。比如王世靓、谢兵的研究，样本仅为100户（参见王世靓、谢兵《西部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以Q省X市Z区100户贫困家庭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为例》，《攀登》2014年第1期）。乐章、涂丽所做的实证研究，样本规模仅为171户（参见乐章、涂丽《城市贫困家庭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基于武汉市三个典型社区的实证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72] 之所以确定这四个城市，主要有如下考虑。其一，山东省的济南、青岛与聊城三个城市，无论是从区位，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于山东省乃至全国而言，都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另外，考虑到西部省份的特殊性，我们在青海省选择了西宁市作为代表。其二，可行性较强，由于课题组在这四个城市中具有可行的调查资源，为数据采集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便利。当然，还有研究经费的局限，相应的经费预算并不足以在全国更多的省份开展更大规模的抽样调查。
[73] 57个街道办事处中，济南槐荫区、市中区分别有16个、17个街道，青岛市北区有12个街道，聊城东昌府区下辖5个街道（还有7个镇），西宁城中区下辖7个街道（还有1个镇）。
[74]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学者们争议很大，基于不同的测算标准，对此有不同的答案。 第一，根据城市低保人数来测算。通常较为狭义的看法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大体相当于中国城市低保群体规模。比如，有学者认为，“根据国家标准，通常认为城市贫困人口是指，收入低于所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非农业人口”（参见陈琳《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研究》，《农村·农业·农民》2009年第4期，第52页）。“目前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仅仅限于城市户籍人口。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估计城市贫困人口， 其数量基本上等于享受城市低保人口量。” （李刚、周加来：《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治理——基于能力与权利视角的分析》，《城市问题》2009年第11期，第56页）2014年底，中国城市低保家庭共有1026.1万户，城市低保对象（人口）共计1877万人（《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506/20150615832439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6日）。这是一种基于国家城市贫困线基础上的比较狭义的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估计。第二，根据城市常住人口基数来测算。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不仅包括城市低保群体，还包括长期居住（半年以上）并生活在城市中的非本地户籍人口。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的贫困人口比例约占外来常住人口的15%，2009年我国城市外来常住人口的规模大约为1亿人，因此中国城市外来常住贫困人口的规模约为1500万人。城市低保人口加上城市外来常住贫困人口约为4500万人（吴鹏森：《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及其现代保障体系的建构》，《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3～39页）。 第三，根据国际城市贫困救助覆盖比例来估算。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城市贫困救助覆盖范围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约为6%，中国城市贫困救助合理范围为6%～8%，2009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为3300万～4500万（李刚、周加来：《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治理——基于能力与权利视角的分析》，《城市问题》2009年第11期，第56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7.4916亿人，城市化率为54.77%，根据这种测算，2014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为4500万～6000万人（《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2/t20150226_685799.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7月16日）。也有研究人员测算，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城市低保人口的2倍多，一般占城市总人口的8%左右，按照这种测算方式，2011年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约为5000万人（米艾尼、葛江涛、韩克庆：《中国城市有多少穷人》，《今日国土》2011年第9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