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权威的相关研究
（一）权威基础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般认为，社会设置的维持和运转都依靠一定的权威，权威是规范和准则所支持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一种力量，其大小取决于人们的服从程度。[4]
在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对于权威的系统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根据合法性基础的不同，将权威划分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来自传统的习俗道德，这种权威中支配者对于权力具有终身制和无限制的特点，而且可以将这种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后裔。魅力型权威依赖于非人格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建立在理性和对法定授权的信任之上。合法型权威则建立在对个人的人格品质和优秀的感召力之上。通常认为，为了维持支配的稳定性，魅力型权威最终会向传统型权威或合法型权威转化，或成为两者的结合。[5]
美国学者丹尼斯·朗从权威的服从动机出发，将权威划分成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五种类型。[6]强制性权威是指权威客体如果拒绝服从，可能会产生消极后果。诱导性权威则依靠给予奖励而非剥夺威胁达到使权威客体服从的目的。合法权威是建立在合法性权力关系之上，权威主体享有法理性地发出命令的权力，权威客体也理应有服从义务。合格权威则是来源于权威主体对专有技能或知识的掌握，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符合权威客体的利益需求。权威客体在这种关系中的服务是处于一种对其掌握的知识技能的信任。这种权威的综合性和强度一般较低，取决于权威客体所获得的服务质量，维持持续性必须满足其最低水平的服务需要。个人权威的来源有两种：一方面是权威主体个人的品质和魅力，另一方面则是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个体特殊感受。
切斯特·巴纳德的权威理论强调了权威客体在权威关系中的重要性。巴纳德认为，权威关系是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构成的，分别是发出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在这一关系中，接受命令者对权威关系成立具有决定性作用，假如接受者不服从发出者的下令，则意味着该命令的权威对他并没有发生作用，权威也就无从产生。因此，在巴纳德的理论中，权威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一种过程，是由接受命令者而非权威享有者决定的。[7]
国内学者对于权威也提出了诸多见解。朱智贤从权威的表现将权威分为正式权威和非正式权威。正式权威也称官方权威，是由法律、章程和条例等正式法定手续所赋予的，在使用这种权威时，主体会受到其在群体中的角色的制约。非正式权威也可以叫作民间权威，来自个人的某些特殊品质、生活阅历或者专业知识技能等在某些群体或社会组织中产生影响，从而得到权威客体的自发承认。但无论是哪一种权威，其最终所呈现的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影响。[8]程继隆认为权威是不包括暴力形式在内的，使人信从的力量，是基于两个基本要素产生的：自愿服从与信仰体系。[9]学者洪向华认为，在实际研究中，权威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存在多种多样的划分方式，但由于权威反映的是一种服从关系，这种服从包括强制性和自觉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将权威划分为强制性权威和自觉的权威两种基本类型。[10]学者刘迟结合韦伯对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分析，将个人权威分为形式权威和实质权威。形式权威的首要特征是源于法律法规的支持，其来源是正式制度的法律法规设置，这种权威来源于对制度的服从。实质权威则是共识范围中，服从者通过心理感受建立起主观认同与信服，与韦伯的魅力型权威不同的是，实质权威是界定在城市社会中以形式权威为前提的一类人群。[11]王力则根据权威的概念和分类，认为权威关系可以从影响层面、认同层面和命令层面进行测量。[12]
（二）双重权威的相关研究
（1）社区权威
国内学者朱健刚对国际上关于西方城市社区权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社区权力存在三种途径：“精英”途径、“多元”分析途径、“民族-国家”途径。“精英”途径认为从社区权力分配来看，主要部分是由商业精英所占有的。“多元”分析途径则认为社区内部实际存在多头民主，行政长官是由各种不同的少数人团体代表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民族-国家”途径则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社区受到国家和全民文化渗透的过程，包括行政制约、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等，通过全民性的渗透，社区逐渐走出独立自主，成为国家和新社会的行政细胞。[13]
关于本土社区权威的研究，学者刘迟在其《制度空间与基层社区权威生成》一书中，从纵向的历史性背景出发，讨论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强政治性特点。他认为这种特点并非从现代中国开始，而是与古代中国城市建设一脉相承，在王权的专制统一背景下城市建立之初就带有一致的政治色彩。随后，他又从制度空间和总分分析视角出发，从权威生产的区域性因素、制度层面的社会性因素探讨了当代社区组织权威生成的可能性——制度空间构成了社区组织权威得以不断生成、运作和接替的背景，为其提供了区域性场所和必要的网络资源，这也是社区组织权威生成问题的内在机制。最后，研究从社区微观层面的互动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社区权威类型——实质权威与形式权威，以及这两种权威背后的形成机制，并考虑了寻找合理性社区权威的可能性。[14]
（2）专业权威
早期的职业社会学研究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对于专业的讨论主要是从专业特征的角度出发，评估专业的标准和特征。格林伍德在其《专业的属性》中则从专业特征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专业之所以成为专业，应该有其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在社会中被广泛认可，专业技能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评价标准，专业内部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守则，专业文化在职业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可这五种特征。[15]国内学者赵康结合国内外对专业属性的研究，认为充分成熟的专业应该有六条标准：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全日制职业；具有专业组织与伦理法规；具有被鉴定为实用且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科学体系；服务和社会利益定向；社区的支持和认可；实现专业自治。[16]
学者埃弗雷特·修斯则提出从叙事、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专业，将专业主义视为一个权力建构过程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并非“一个职业是否足以成为专业”，而是“在何种情况下一个职业和职业群体尝试转变为一个专业和专业人士”。这一提问将“一个职业是否称得上是专业”转移到了“一个职业如何争取专业地位”的努力上去。这一视角将专业化视为一个不断与外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互动，并谋求对专业资源、认知权威的控制的动态过程。[17]埃利奥特·弗莱森则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充斥着各种“专业权力”，专业权力的建构过程是对书面知识制度化的实践过程。专业权力的来源并非专业标准，而是某类资源占有者和服务生产者制造并控制专业市场的过程，根本话语权来源于社会权力因素。[18]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实现专业认同、建构专业权威的需求；认为专业权威是专业理想信念和实践伦理相结合的专业门槛，是将新闻专业与其他社会专业进行区分的标志。对于新闻业来说，树立专业权威是使专业保持独立自主，规范自身，实现为公众服务的一种必需的要求。[19]
在专业权威的实践研究方面，国内外关于教师权威的研究较多。郑锦松在其《教师权威研究》中提出，教师权威是权力因素和威信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权力因素是教师权威的外源影响因素，包括传统权威、法理权威和制度权威；威信因素则是内源影响因素，包括道德权威、知识权威和感召权威。[20]美国学者R.克利夫顿和L.罗伯特根据韦伯对权威的划分提出了教师权威是制度与个人相结合的产物，合法性的制度让教师这一职业获得了传统权威和法定权威，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等个人因素则让教师获得了专业权威和感召权威，两种因素相互结合，构成了教师专业权威的完整体系。[21]
二 专业关系的相关研究
（一）专业关系理论的相关研究
专业关系作为社会工作实务的重要维度，是展开专业服务的基础，它有利于规范专业工作者角色，为专业实践限定责任权利框架，能够在专业规范中帮助案主解决问题，提升案主能力，实现案主发展。我国学界把专业关系的性质主要归类为以下六点：目的性、时间性、不平等性、兼容性、动态性、非互助性。[22]专业关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将专业社会工作与普通的助人服务划分开来，让专业有界限依据可循，从实务上来讲，对于专业关系性质的认知和实践是明晰专业工作的参考标准。对专业关系的定义，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专业关系都各有阐释，但基本都认为专业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交互的关系，发生在案主与服务对象之间，最终目的是帮助案主增能，解决问题和满足需求。比斯提克认为专业关系呈现的是专业关系双方的感受与交互反应关系。[23]黄维宪等人认为专业关系是社工与案主的情绪态度的交互反应过程，目的在于建立帮助案主适应解决问题的情境。[24]廖利荣也提出，专业关系是指专业人员和案主的内在感觉和外在表现的动态交互反应过程，专业工作者能够借助这种交互作用以协助案主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改善和增强。[25]
在专业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主要包含了对专业界限与多重关系（也称双重关系，本文采用多重关系这一命名）两个概念的讨论。其中，专业界限的本质起源于社会分工，是划分专业的重要特征。对专业界限的研究，学界中主要区分为专业界限破坏与专业界限重叠两种——专业界限破坏通常带有恶性色彩，专业工作者可能为了个人利益，利用其专业权力，通过违背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对案主造成精神或物质伤害；专业界限重叠在学界讨论中则具有两面性，良性的专业界限重叠有可能推进专业关系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不良的风险。多重关系则是指在社会工作实务中，除专业关系外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还存在其他关系。对多重关系进行控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进行接触可能会产生一些私人情感或价值，从而使社工从个人角度出发做出某种行为，破坏专业伦理与行为规范。控制多重关系需要专业工作者认清在服务中的专业角色和个人角色，保障服务的专业性。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临床社会工作实践限制多重关系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但从西方社会工作官方守则上来看，主流上仍然认为多重关系存在潜在危害性应该尽量避免，在避免不了时，社工应当对多重关系保持谨慎态度，以保护案主利益，预防对服务对象的潜在伤害。
（二）专业关系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1）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影响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起源于西方国家，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香港则称之为社会福利服务自主，内地一般称之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26]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从属于这一概念，在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具体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出发，认为目前形成了两大类购买模式：岗位购买与项目购买。[27]
在项目购买起步较早的广州地区，项目服务主要通过各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运作。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在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引入民办社工机构承接运营，建立以社工为主体的跨专业合作团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服务。[28]有学者总结分析了项目购买模式的优势，认为项目购买模式下，政府与社工机构职能分离，社工在社工机构内开展服务时，社区与政府的关系较弱，项目承包的方式使社工机构和社工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专长，独立自主地开展服务，减少行政限制，提高服务质量，与岗位购买模式下政府需协调岗位设置处理机构、用人单位和社工之间的矛盾相比具有一定优势。[29]朱希峰认为，项目化最大的好处是把社会工作者的人力资源成本放在了比较合理的位置。[30]
但项目购买的方式依然存在不足，就实务开展而言，最主要的部分在于专业机构对政府的过分依赖。韦鹏通过分析社工机构的资金来源指出，在美国，政府拨款只占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31%，中国香港地区社工机构的资金来源也由多个部分构成，主要包括特区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其中政府拨款仅占资金来源的67%。[31]但就内地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来看，内地社工机构的资金来源显然不具备多样性特征，基本完全依赖于政府。张省等人认为目前项目来源渠道相对单一，造成社工机构对政府的依赖，自主运营能力不足，同时还有社工专业性服务领域局限、履行社会公益程度低等问题。[32]董云芳则认为在买卖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社工作为一线专业人员的合法地位和权益都难以保障。在嵌入式发展的背景下，实际上专业社会工作面临的是被政府吞并甚至吞没的困境，影响着专业社会工作的实践与健康发展。[33]
（2）关于本土化的专业关系研究
笔者通过文献阅读可知，目前我国对于本土化专业关系的探析基本从价值层面和文化制度出发，探析了我国专业关系的建构与西方专业关系的不同和本土特点。
从价值基础来看，张菡通过分析西方宗教背景，认为基督教中的博爱思想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这赋予了利他行为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而儒家文化中孔子主张的“仁”实现方式则是“亲亲”，是以自己为中心对他人划分出远近亲疏。[34]李莉、张璐瑶通过比较中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特点认为，西方社会受文艺复兴影响，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独立精神与平等，中国文化则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群体性特征，强调中庸之道，因此在遇见困难时首先会考虑自我消解或寻求亲近关系辅助。[35]曹翠翠则指出本土价值观中“官本位”的求助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就把接受上级领导看作理所当然，因此在遇到问题时也会自觉依靠政府解决问题。[36]
王思斌指出，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深受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影响，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进行发展时，需要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如何进入求助体系，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37]刘志红认为专业社会工作在考虑专业关系问题时，应该从中国文化背景来进行本土化思考。中国社会关系是人情、人伦与人缘的三位一体，专业关系应该以此为落脚点进行探究。[38]马志强从社会工作求助模式的转向出发，分析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的发展，需要经历熟人关系到专业关系的转换过程，当专业社会工作大范围铺开发展时，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求助模式必然会式微，国内现状正处于这种转向的拐点。[39]李爽、俞鑫荣则从人情与面子理论出发，探讨了本土社会工作中情感对专业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影响本质是来源于中西方信任模式的差异。[40]
在诸多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我国主流学界对于专业关系基础的看法，认同国内处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中，在面对专业关系时，不能仅依靠制度信任建立专业关系，而且需要以中国人情关系的人际信任为基础。王思斌提出人文主义社会工作模式，主要包括：一是社工需要通过主动探询而启发有需要者表达自己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二是不能一味要求案主自决，而是需要与案主进行真切的交流互动，帮助案主甚至与案主共同做出对其有利的选择；三是认识到社工与案主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作信任的关系，其建立基础是情感信任与理性沟通两者的结合。[41]
而对于多重关系的探讨，曾群认为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良性的多重关系是可以接受并存在的。[42]闫涛认为在中国这种熟人社会中，追求建立纯粹的专业关系并不一定就对服务有利，在秉持专业价值观的情况下，社工采取措施主动突破专业界限，通过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曲线救国”，进而开展专业服务。[43]余佳妮认为对专业关系的界限界定应当进行适应国情的思考，对其可能带来的潜在伤害则应该通过制度的完善与监督来控制。[44]由这些研究可以看出，在国内对本土化专业关系的双重关系基本持承认态度，认为在国情之中，主动适应和理性发展双重关系是一种符合本土专业社会工作建设需求的选择。
三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可以发现：权威并不是天然的，其存在是具有条件的，通过有影响力的方式进行呈现。在权威关系中，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承认是权威关系成立的重要条件。就社区权威而言，除了城市基层组织自古以来的政治因素影响外，现代社区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制度规范，并通过对社区资源的控制得以不断强化。专业权威则来源于专业独有的专业知识技能，属于一种合格权威。其发展是一种与经济和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在实践过程中，专业权威实际包含了专业与专业者两个方面，是制度性权威与非制度性权威结合的产物。在实务领域中要建立和维系专业权威，通常需要将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人员的个人魅力相结合，才能稳固支撑起一种职业的专业权威。同时，专业权威的建立无疑对专业建设发展也影响深远，更加利于制定专业规范和框架守则。
从专业关系的角度来看，以往学者都注意到了专业关系对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发现了专业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而在对专业关系本土化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这一行政层面，还是从文化与价值层面来看，我国社会工作都存在本土化的问题，这种问题投射到专业关系中，使我国专业关系与西方社会工作存在差异。在已有研究里，针对这种差异也有学者提出了建议和方法，探索性地指出了专业关系适应本土发展的一些新模式。
但同时可以发现，在目前的研究里，针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专业关系的微观研究还存在空白。对于本土化专业关系的讨论，基本是基于文化或行政的一种宏观角度展开的。社区服务项目作为目前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场域之一，当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中发展作为一种既定事实存在时，专业关系存在怎样的问题，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目的和专业社会工作的目的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这些问题都还存在讨论的空间。
本文以案例小组为基础，将社区权威和专业权威作为切入点，分析在社区空间中非专业与专业两个部分对专业服务的影响力，探讨在政府购买社区服务项目中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特点。文章从权威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根据社区权威与专业权威在服务进程中的特征，分析在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区空间中，专业关系具体所受到的影响，解释并进一步剖析政府购买服务中存在的专业关系问题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