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内在之性到时世之势

就影响文学的动因而言，尽管创作者自身的个性特点并不能说是唯一的，因为这其中涉及内外不同方面的因素，实属一个相对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但尤其在内在的条件上，毫无疑问，它乃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要素。同样，要了解前七子所发起的这一场诗文复古活动的内蕴和特征，自然不应忽略这一点。

虽然作为一个文人群体，前七子各人之间的个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这本来就无法避免，不过，从中还是可以体察出反映在多位成员身上某种主导性的特点，假如要对它们一言概括之，那就是所谓的傲放豪直。如李梦阳，袁袠《李空同先生传》谓其“负奇气”，“傲睨一世”。何景明《赠李献吉三首》诗，则以“西方有佳士，于世寡所谐”来称述之。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后遭人奏讦，何景明上书杨一清为之求情，其中说到梦阳之为人，称他“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识时，多愤激之气，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训，犯必折之戒”。至于李梦阳本人对于自己的描述，也谓“秉性直戆，罔谐时俗”。比起李梦阳，何景明的个性，乃如孟洋在为他撰写的墓志中所称“性沉敏有度”，要显得相对沉稳谨约一些，如其于“家庭间，怡怡如也；交接，雍雍如也”。但与此同时，他身上那一种傲兀自崇、不谐时俗的性气，却也毫不减色。所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比较李、何个性而指出何“稍和易”时，又以为“两君皆负才傲物”，诚属的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则引何景明盟友顾璘之言云：“何大复傲视一世。在京师日，每有燕席，常闭目坐，不与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隶人携圊桶至会所，手挟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樊鹏为他所作行状，其中又记曰：“是时钱宁舞权，指使百职。一日持古画造门求题，先生曰：‘好画勿污吾题尔。’留一年不与一字。”两则所记事例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分别写出了何景明傲然异俗的内在之性。

除了身为领袖人物的李、何之外，在前七子当中，近似于傲放豪直的个性特征，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他成员身上，其中最为明显者当数康海。人谓他“性豪放，不闲小礼，恃才凌驾人”。其本人则自述“自幼支谩无状”，“性喜嫉恶而不能加详，闻人之恶辄大骂不已”，“人皆好修饰文诈，伪恭假直，而仆喜面讦，人未有不怒者”。这一点，与他的契友王九思所撰神道碑之记载也大致吻合，如其述及海任翰林院修撰时，“论事无所逊避，事有不可辄怒骂。又面斥人过，见修饰伪行者，又深嫉之，然人亦以此嫉公”。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瑾党被削籍，乃康海平生以来遭遇的一场最大波折，这多少使他的心志遭受一定的摧挫，失意难免，然而并未因此改变他的个性，其称“予自谢黜，益骄以倨。心骞志翔，旷视万世”，傲兀骄倨之性，一如故态，而且因为远离礼法森严的仕宦圈，精神和行为上更少了一些拘缚，使他益发得以“放荡形志”。

不难见出，李、何等人身上这种高傲放逸的性格特点，形成为人处世上一种自尊自赏的显著表征，它必然表现为高自标置，一意追求特立独行，介然不从流俗之好，上述的种种言论行为，多少已体现出这一点。究察起来，其又与诸子格外注重个人操守的砥砺不无根本性的联系。如李梦阳曾表示，“人也殆有真贵者也。夫有真贵者，必有至质。有至质者，必有浩气”，“今夫松柏，固世之谓才也，然斧之则析，挠之则折，火之则灰，水土则朽。乃若金玉之为物也，从革罔渝，瑟温而栗，炼之愈赤，宁碎靡蚀。斯何也？其质至也”。这意味着所谓“真贵”、“至质”，乃本为他所秉执的人生志操或理想人格，故喻之以金玉之物，独显超特自好而真纯高洁，纵罹毁蚀，却能一如故我，不为损秽，毋变其质。这也势必使其在自身的行为准则上一以高特绝俗、取舍分明的要求相标立，李梦阳就声称自己“平生不敢为污下苟且之行”，“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由乎此，立身行事则“义所当往，违群不恤”。何景明在议论李梦阳为人“可尚”之处时，也不吝文辞而许以“饰身好修，矜名投义，见善必取，见恶必击，不附炎门，不趋利径”，这其实也道出了与李梦阳有“肝胆之交”的何景明本人所执持的一种行为准则。又如康海，自谓：“仆生平服义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虚恢盗名、隐忍委曲以要时好，死不愿也。”更重以义德律己，直亮而为，不为俗好所左右，其高卓特立、迥出流俗的心志，同样昭然可识。李、何等人的这一个性特点，如与文学的层面联系起来看，则显然赋予了他们一种不甘凡庸、好为标立的强烈搏击和进取精神。这也特别体现在他们企望迥绝流辈，卓异相命，敢于突破当下文坛的时风流习，在检视文学历史与现实过程中，以超特一时的复古目标相置立，以振起文学大业相担当，表达自身相应的文学诉求，如用张治道序王九思《渼陂续集》中的一番话来简括之，所谓“脱去近习，远追往古”。

从另一方面来说，前七子中绝大多数主要成长和生活在中原与关中一带，北方地区粗豪朴实的地域风土人情，也相应培植了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豪旷直率的性格。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如其领袖人物李梦阳，又是生长在洋溢豪直任侠家风的一个微细的庶民家族，这点连李梦阳自己也毫不隐讳，公然声称“出身寒细”。其祖父李忠以学贾起家，为人“任侠有气”，李忠之弟敬“嗜酒不治生，好击鸡走马试剑，即大仇，醉之酒辄解，顾反厚”，伯父刚也同样“好气任侠，有父风”。这些对李梦阳本人个性的铸就，当有一定的影响。其《戏作放歌寄别吴子》诗，曾以不无夸张甚至有点虚饰的笔调描写自己，“惟昔少年时，弹剑轻远游。出门览四海，狂顾无九州”，“扬鞭过市万马辟，半醉唾骂文成侯。结交尽是扶风豪，片言便脱千金裘。弯弓西射白龙堆，归来洗刀青海头”。诗中所刻画的豪宕率真的自我形象，显为作者高自标誉，隐约散发着诗人家族那种豪直任侠的遗风。应该看到，作为特定地域风情气息乃至家族传统质性在诸子个性上的投射，也相应透过他们的文学审美倾向展现出来。王世贞曾在比照吴中文士诗文“沿江左靡靡”、喜为“轻俊”之习后，指出“北地、武功诸君起中原，自厉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仅其豪疏之气”，也由此得出了“中原好为豪”的结论。虽然他从一种平衡调谐的“剂”的审美标准出发，并不完全认可吴士诗文轻靡之习，然同时又多少基于一位南方文人的审美眼光，对于中原诸子之作过于“豪”或“豪疏”的特点，则显有微词。但不管如何，或许正是为这种南方地域审美意识所驱，使他格外敏锐觉察到充斥在诸子之作中难以消释的一股粗豪疏直之气。在相关义项的联结上，所谓“豪”或“豪疏”，自然主要偏向粗豪、雄厉、浑厚、疏直、质朴等一路之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诸子文学审美倾向上的单一偏狭之处，难怪在王世贞看来，它同样不尽合乎“剂”的审美标准，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其何尝又不是着意之下审美个性分外鲜明的一种表征呢？深入一层而言，如果说，“豪”或“豪疏”多少还只能算作是一种表面征象，那么，透过于此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更多是他们在粗豪疏直表征下对于充满感性而富有生命力之个性元素的推尚，对于质直而真朴之精神特质的执着。尤其当他们自觉意识到当下“文苑竞雕缀，气骨卑以弱”，有意励精而振拔之，突破文坛萎弱疲缓的窘境，作为一种反逆拨正的方式，它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说到前七子的心态，自然不能不和他们所处在的时代氛围联系起来分析。明王朝进入成化、弘治年间，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相对安定平康的局面，柴奇《寿贺仲芳六十序》曰：“成化、弘治间，生养休息，民安物阜，海内富庶，闾阎之下，但知有太平之乐，自出赋税、应徭役、力门户之外，邈然不见科扰之及。”崔铣在《大司徒李公八十寿序》中也指出，“明兴，至成化、弘治之间，治洽而熙，物大以隆，气象宽而优人才”。史家在记述成、弘之间的太平安定世态时，尤其不忘给明孝宗朱祐樘这位号称“锐意求治”而又“仁厚”的君主在弘治朝的治政之道重重描上一笔，《明史·孝宗本纪》：“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与这一种相对安康的社会环境相应的是，孝宗皇帝比较重视文治，礼待文士，开辟言路，对文人学士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怀柔策略，而宽缓的气氛，相应减轻了文人学士的精神负荷，促发他们对于政治和文艺活动的投入。王廷相《李空同集序》云：

弘治中，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兴治，于时君臣恭和，海内熙洽，四夷即叙，兆甿允植，轩无靡及之叹，省寺蔑鞅掌之悲。由是学士大夫职思靡艰，惟文是娱，不荣跃马之勋，各竞操觚之业，可谓太平有象，千载一时矣。

说“千载一时”或有些夸张，但至少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孝宗算是一位比较宽明而善于理政的君主，这一点恐怕确为事实。尽管明代的成化朝也有“时际休明”之誉，但宪宗皇帝特别在注重文治及疏通言路方面显然不及孝宗，相对抑制了文人士大夫进言规谏的激情和信心，当时流行所谓“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多少反映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至明孝宗时，“右文上儒”策略的实施以及对言路的重视，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仅对处在高位的上层文臣起着安抚的作用，也相对提升了中下层文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激发他们参与政治与文艺活动的热情，“当是时，帝（案，指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新进者争欲以功名自见”。而这一情形，也格外见于文人学士对与他们身份和趣味相符的文艺事业的专注，翻检当时一些人士于所见所闻的相关载录，不难印证王廷相以上所述。如陆深言及：“始时孝宗皇帝驭寓内，天下治平极矣，统纪布明，士大夫无所于自见，乃皆留意艺文之事，歌诗词章字画，非此无贤。”崔铣在《百泉书院重修记》中也说：“昔弘治中，士尚文畏义，有司重学，文章炳然可诵述矣。”

弘治年间是前七子进入仕途并倡起诗文复古活动的重要阶段，作为亲身的经历者，他们显然不同程度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治体宽裕，生养繁殖”那种相对安康的社会环境与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以至目之为“极治”，李梦阳曾以赞美的口吻在诗中写道：“身逢累朝全盛日，弘治之间我亲睹。朝廷无事尚恭默，天下书计归台府。”即见一斑。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对弘治一朝政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孝宗。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留给他们的是一位难得的明君英主的印象，所谓“帝本尧舜姿，末履转清伉。敛衽接耆硕，高出文景上”，以至于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去世，令其不由产生“俄传天柱折，忽若慈母丧”的悲慨。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李、何诸子大多十分注重自我砥砺，自视甚高，原本就秉持卓异之志，而和许多传统文士一样，他们将自身人生理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落实在用世一途，对于当时意欲进身而有所自我作为的众多士子来说，这恐怕也是更加切合实际的选择。此由诸子各自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一二，如何景明曾以为：“丈夫有才须用世，未许终身随草蔓。”王九思也表示：“丈夫处世间，秉志植纲常。策勋稷契俦，致主希虞唐。”显然那不只是在陈述某种理想化的目标，还有蕴涵其中的决意驰志于当世而不甘庸碌没落的一片坚执之心。与之相应，蓄含在胸的这一坚执的用世之心，也间或显露在他们面对岁月逾迈而建树无方的慨叹之中，如李梦阳表示自己“人虽芜鄙”但“志不安下”，而在《时序篇》中，他内心所怀不安于沉沦没落的志意，则由未能有所成就又无奈年月逝去的焦迫心情中一泻而出：“逸者眷多暇，壮士耻无闻。徒阅芳华改，何有尺寸勋？日月不我待，倏忽星运移。”毋庸说，李、何诸子身上体现出的这一种显豁的用世取向，并未越出为传统士人多所看重的关乎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在一般的文人学士中间显然具有某种代表性或普遍性，但无论如何，它的的确确成为他们加以自我砥砺、自我提升的某种内在驱动力。

对于本怀力求遂成人生理想与自我价值之强烈心志的前七子来说，弘治以来营造起来的“右文上儒”氛围和较为宽缓的政治气候，自然尤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精神层面的内在关怀，释除更多心理上的束缚。有鉴于此，在弘治年间始迈入仕途和突进文坛的诸子，怀揣一展个人平素心志的热切期望，无论对于议论朝廷政治还是倡扬诗文复古，都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其显然被他们看作成就自己人生理想和体现自我价值的绝好良机。也正因为如此，在更多的情形之下，从他们平常为人行事中折射出的种种心态特征，看起来明显少了一份板滞、平和、拘忌之势，而多了一份自在、激奋、放纵之态。李梦阳在嘉靖三年（1524）年届五十三时所作的《甲申元日试笔柬友》诗里，回忆起自己当初入仕经历，就以“少狂曾亦滥朝骖”一语描述之。弘治十八年（1505）二月，孝宗下诏求言，梦阳感而草《上孝宗皇帝书稿》上之，直言治政诸弊，以为“治化不浃洽，百姓不受福”，震动了朝廷，其言辞激烈而无所避忌，以至孝宗召三阁老询问“李梦阳言事若何”时，时任阁臣的刘健则以“狂妄小人”相对。显现在李梦阳身上的这一“狂”态，固然可以说与他傲倨异俗的性格大有关系，但同时也说明，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尤其是孝宗皇帝“布诚广路”，“谕之以悉心，诱之以乐闻”，作为应诏上言者的李梦阳，议论朝政而指擿弊失多少因为少了一点心理顾忌，以至“狂”言不避。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康海身上，正德年间其在致友人彭泽信札中就这样表白自己：“始仕时，望见先皇帝宽仁大度，即自私拟，以为皋、夔、稷、契之业可以复见于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饰。”如此，当然也能说合乎康海本人“支谩无状”、不喜“修饰文诈”的个性，而且在利益相逐、是非叠出的仕宦圈内，他的此番举止无异于以上李梦阳之所为，不能不说是涉世未深而不够老练圆滑、尚未完全熟谙自我保护策略的表现。但是，“狂放易言”而略无顾忌的背后，又有谁能说这跟他感觉孝宗“宽仁大度”、整朝政势宽舒，从而给其多少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和抚慰毫无关系呢？与此同时，诸子的这一心态特征，实际上也已经从其所谓“发愤覃精，力绍正宗”那种对于诗文复古之业的全身心投入中反映出来。如果说，作为应时崛起的一股新兴的文学势力，李、何等人突入弘治中叶的文坛，力掀“反古俗而变流靡”的复古潮流，特别是在整体的意义上，展开对于尤自永乐以来笼罩文坛的台阁文风以及由此形成的诗文创作锢弊的全面清算，显示以复古手段来反逆时俗的积极姿态，那么呈现其中的，则不仅仅是其“潇洒有馀闲”、“敷辞追马班”的如此自在与优容的风貌，也不仅仅是其个人文学嗜欲率意无碍的释放，而更有他们奋起矫革文坛积俗、担当扭转时代文学风气职责那一份真正发自内在的激越之情及自负之心，所谓以“稽述往古，式昭远模”相感召，以“摈弃积俗，肇开贤蕴”相砥尚。因而，当他们一跃而站在主导复古风尚的文学制高点，意味着同时将自己推向与流俗时风发生正面争锋的文学前沿阵地，赋予自己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在超世拔俗而对往古文学风范穷力追寻之际，他们也在相应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独自标立、自命不凡的那种“超驾百世前”的强烈优越感和自信力，也因此油然而生。而归根到底，李、何等人这一心态特征的形成，与弘治年间相对宽和松缓的政治环境显然分不开。

尽管弘治朝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孝宗所为，对于开始踏入仕途和文坛的前七子来说，多少是一种激励，但在同时，他们又感觉到自己所处在的现实社会并非如理想中的那样完美，作为一朝之主的孝宗虽然比较开明，有所作为，然而不能辨察的地方还是存在，亟待消除的各种弊病仍然不少。李梦阳于弘治十八年（1505）应诏起草《上孝宗皇帝书稿》之举，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受其本人率直个性和议政热情的驱使，还有一点，显然是他觉察到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对此，在该篇奏疏中，李梦阳毫不讳言：“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浃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与害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渐不可长焉。” 这里的“病”指“元气之病”与“腹心之病”，“害”指“兵害”、“民害”、“庄场畿民之害”，而“渐”则指“匮之渐”、“盗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眩惑之渐”及“贵戚骄恣之渐”。他以为，“夫天下之势，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终而全安，莫如使渐不可长”。一一具列治政之患，察识不可谓不细微，而建议应对之策，变革的心向不可谓不急切。在此，一种对于时政强烈的危机与拯救意识分明浮现其中，令人不难发见。

与对政治的考察相应的是，李、何诸子正是同样怀着这一意识，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审视文学的现状，而在此过程当中，作为价值参比的对象，往古的文学典范自然而然地进入他们的视阈，为其所着力标置而用来衡量当下文学的景况。如何景明声称“仆少执寡昧，窃有慕于古人之义”，且特别有意“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就不单单是在推重“古人之义”或“古人之文”而已，显然还隐含不满足于文学现状的一层意味。而这一层意味，在康海那里则成了他本人“性好是古而非今”更为直截的自我表白，这里，对于“古”与“今”的价值评判也更趋于分明，那自然是出于以“古”察“今”的一种比较和判断的眼光，包括在对比往古文学典范的基础上去擿抉文学现状中的缺陷。关于这个问题，徐祯卿在与李梦阳论文书札中也曾谈论过，似乎交代得更为明白，他说，“仆少喜声诗，粗通于六艺之学，观时人近世之辞悉诡于是，唯汉氏不远逾古，遗风流韵犹未艾，而郊庙闾巷之歌多可诵者，仆以为如是犹可不叛于古”，“今时人喜趋下，率不信古，与之言不尽解”。此一席话着重在议论“声诗”，其中除了对于“古”尤其是汉代诗歌的标榜，这应该是他在表明自己“信古”的基本态度，还有比照之下对时人“趋下”而不“信古”创作倾向的指擿，后者尤显出论者审观当下诗歌领域的一种敏感的判别，包含了针对时人之作有叛于“古”的一种明显的警戒和危机意识。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与包括论者在内的其时李、何诸子推行复古之策以转变文坛现实局面的热切的变革欲望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