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对“X”的分析

“X”形，既是对西方自古希腊至今的时间、空间观念嬗变过程的一个粗略的概观，也是西方文化变幻莫测、扑朔迷离衍革历程的一个缩影。称之为“嬗变”和“衍革”，是说西方文化以及时空观不像中国人那样，两千余年保持了相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是经历了一个直线性的分离、对抗和动荡历程的空间性特点，并有一种分合不定的势态。当然，这只是从历史的大跨度或对整个演变过程总的粗略印象上来讲。

从“X”形来说，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下与上两大部分，也即是下部分作为支撑的一个“Λ”形和上部分伸展开来的一个“V”形，通过中心交叉之点实现由“Λ”形到“V”形的演变。如果将“Λ”比喻为西方传统的文化观和时空观念的状态，则“V”即是现代的文化观和时空观的状态，中心点正是西方时空观和文化观发生剧变的时刻。从年代上讲，这一剧变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也即是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时间、空间成了一个“空—时”统一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年代。届时，正值现代艺术来势汹汹、翻江倒海之时。从这一简单的对应，我们似乎已经看出时空观念的变革与艺术创作某种隐约内在的关联。

正如中国文化的源起虽然十分复杂，还是可以归纳为儒、道两条主线一样，西方文化之源也可以追溯到希腊和希伯来两个最主要的文化源头。这两种文化，既对立分离，又互相作用补充。希腊精神，崇尚的是理性和科学，最终目的，是“人的完满”；希伯来精神，则遵循的是道德和信仰，最终目的，是“人被拯救”。正是这两种精神的对立与互补，共同打造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品格，构造出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宇宙图景。

在此，我们可分两部分来分析西方文化之“X”形之面貌：一是将西方对时间、空间的认识“凸显”出来介绍，从而窥见其“X”之状；二是从对西方文化总体发展来概观“X”之形，这样，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更清晰地看到西方文化之空间型的性格特点。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系列概念，诸如：“道”“天”“无”“理”“气”，等等；西方文化也同样有自己的一系列概念：“being”（有、存在）、“God”（上帝）、“idea”（理念）、“matter”（物质）、“substance”（实体）。相形之下可以约略看出二者一个偏向于“虚”“无”；一个偏向于“实”“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很能看出中西各自不同宇宙观的“性格”，从中也似已嗅到了二者所具有的不同的时空倾向的气息。在西文中，“宇宙”一词为“universe”，指的就是空间存在，并无时间的含义。有学者将西方宇宙的特质比作为一个“实体的世界”，实际上传达出的也是一种空间概念（根据现代时空观的概念，时间、空间是不可分的，我们在此将“空间”提取出来，只是提取出它的属性，一种“意向”）。有“实体”就有“虚空”，希腊人“原子和虚空”等一类概念的提出，正是印证了这一“空间意向”的特点。

古希腊赫西奥德最先提出了“虚空”的概念，他说：“在万物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深邃的虚空”了，他认为，这虚空把一切包含在自身之中，是确定的、充实的、无限的、不可度量的、无差异的广延的空间，同时又是万物之源。被誉为西方哲学开山鼻祖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则破天荒第一个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这一揭示物质本原的概念。什么是“本”？“本”就是最基本的一种“物质”，一种“基质”，一种“原初实体”。“物质”（materie）一词，就是从希腊文“母亲”引申而来。米利都学派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第一个假定“宇宙是客观存在的，是自然生成的并能被理性所认识”这一具有客观明晰性的科学精神的论断。由此，“这些自然哲学家在物质中寻找实在，渐渐创立了关于基本元素的学说”。

第一个提出具有独立意义的空间概念以及事物具有基本元素观点的哲学家是德莫克里特，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亦即“存在和非存在”）。原子是不可分的最小微粒，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之后，到了阿纳克萨哥拉那里，“虚空”则成了“原子运动的原因”，并把一切运动归结为“空间的位移”，把多样性的事物的产生归结为“原子形状的大小、次序和排列的不同……”（自然，“空间”中的事物，必然具有“一和多”“运动和静止”“变和不变”等一系列的相峙现象，调和“冲突”、解决“矛盾”，逐成为西方文化的一大风格特色）。

巴门尼德则是第一个拈出“being”，认为认识世界，是从认识存在开始的，只有超越了“是什么”的“是”，超越了存在某物的“存在”，才是永恒的，才是本体。

柏拉图则制定了理念论，并致力于对彼此对立的理念（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之矛盾统一的探讨……

正像对中国人的时间性格的比喻，西方人对空间有一种想象，倒是也很能看出他们面对茫茫虚空时的心情：“设想我站在世界边缘，站在天穹之上。我是否能把手或拐杖伸到外部空间去呢？作不能把手伸出去的设想是荒谬的。但如果我把手伸出去了，那么外面就必定或者有物体，或者有空间……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我们都可以转移到这个新得到的边界上而提出同样的问题。既然拐杖每一次都会碰到某种新的东西，那么很明显，一直到无限也会如此”（图1-2）。……西方文化对茫茫“未知空间”之路之探询的漫漫征程，也从此开始。

空间，成为吸引西方人视线的焦点，与此同时，他们对时间的探索也未曾间断。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人们曾把时间解释为“无所不包的天球的运动”“时间就是天球本身”，等等。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时间不是运动，但却又不能脱离变化：“当我们感觉到‘现在’是一个，并且，既不是作为运动中的‘前’或‘后’，也不等同于作为一段时间的‘后’和其次一段时间的‘前’，就没有什么时间被认为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运动。但是，当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前和后时，我们就说有时间。因为时间正是这个——关于前后运动的数。”恰好正是这一个个的“数”——几何的点，不仅从某种意义上映射出西方文化直线型思维的特点——步步推进，也正好暗示出西方文化空间架构的性格：敞开、放射——“非周期性、三维、有限、分立、中断”；而不像中国的时间性性格：封闭、循环——“周期性、一维、无限、合一、绵延”。空间，必然是静止的，时间，才与运动相连。这也是“芝诺诘难”的要害所在——因时间因素的渗入而引起的悖谬和混乱。时空二分，正是呈现于西方文化空间型框架之下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尴尬局面。

纵观起来：自“德莫克利特提出原子——物体的最终元素，宇宙最终的物质实体；柏拉图提出理式——宇宙最高的精神实体；当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物质、逻辑、明晰性进行一体化论述的时候，西方文化的实体世界就大功告成，牢不可破了”。至此，西方文化的近乎科学性的时空观已是昭然。

从德漠克利特最早提出有独立意义的“原子和空虚”空间概念，到亚里士多德把时间看作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直至牛顿提出“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前后走过了2000多年，历经一批批科学家、哲学家（西方早期并无“哲学家”“科学家”之分，科学家亦谓之“自然哲学家”）的不懈努力和探寻，经由“静”的空间与“动”的时间之间反复的纷争论辩，时空两分的空间型构架似已成了不二的法门。我们或许不能把西方文化精神中那种直线式进取挺进的极端、绝对性品格完全归因于偏向于空间性的时空观，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白尼、伽利略、哈勃这一类时代巨子对宇宙太空大尺度的探索成果，不能说不与具有偏重空间意象的时空观有着某种或隐在或直接的牵连，如若我们将爱因斯坦时空一体的新观念视为西方时与空由两相分离状态至交合一体的“Λ”形之尖顶来看，并成为由此引发新的分裂——亦即“V”形的起点，那么时空二线交错推进的“X”形身姿也便清晰可辨了。

现在，我们再来粗略俯观一下西方文化之“X”形总体形象之形成。正如英国学者阿诺德所说：“我们的世界正是在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这两种影响之间运动。某个时刻世界感到了其中一极更有力的吸引，另一时刻则感受到另一极的吸引力。世界应在两极间完美和谐地实现平衡，尽管这从未实现过。”在此，阿诺德已经说出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不协和性，然而这种不协和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而是像一个巨大钟摆似的互相作用，而这一巨大的钟摆所划出的形象，也正是我们所看到的“Λ”形。“Λ”形的内涵正是暗示出科学和宗教都相信世界有一个超出自然力以外的“第一推动力”。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谈到17世纪科学状况时说：“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中叶所有的合格的科学家与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宗教与科学互相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牛顿曾将关于物质世界能量的最初产生归于“上帝的手轻轻一推”。他说：“这最美丽的太阳、行星、彗星的系统，只能从一位智慧的与无所不能的神的计划与控制中产生出来……”神“是永久存在，而且无所不在的，由于永久存在与无所不在，它就成为时与空”。在牛顿眼里，绝对的时间与空间，即是神的永久与无限的存在。在西方，科学家寻求的是真理；神学家寻求的是彼岸；哲学家寻求的是对“存在”的本质把握……在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追寻而最后汇合的“Λ”形尖顶上，则是一个神秘的、永恒的、终极的“存在”。这一永恒不变的“存在”在宗教中是“上帝”，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绝对精神”。总之，是超时空的实体。

概括起来：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希腊最早的哲人们形象地把世界的本原说成是“水”“火”“气”等，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与中国古人对世界本原思考的某种相似性。后来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数”的学说，显示了向抽象发展、向寻求事物之间因果联系的思路发展的倾向，随形而上学“逻辑学”的发展，中西逐渐拉开距离。西方文明中关于时空观的思考，是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紧密联系的，构成的基础是两大支柱：一是依托在科学探索中的求证分析；二是依托在哲学逻辑中对终极“永恒存在”的思考。这里，可以比较出中西的一个差异：中西文明都是通过对世界、生命的关照来把握、阐释时空观，但中国文明的关照方式是将本体论虚化，“道可道，非常道……”更关注具体人生的意义（儒家的“修身齐国”，道家的“乘物游心”）；西方文明的关照方式则显示出对本体论的追问，对世界终极意义的不懈追问，总是从具体事物“推导”出隐于背后的超越的、形而上的东西。

从物质这一路径看：“原子、胚种（斯多葛）、微粒（笛卡儿）、单子（布鲁诺、莱布尼茨）、原子事实（逻辑实证主义）等，不管怎么翻新，总跳不出实体这一审查窠臼。”

从精神这一路径看：理式（柏拉图）、逻辑（亚里士多德）、上帝（中世纪神学）、同一哲学（谢林）……西方形而上学把对“存在”的追问始终设定为对一个超时空“实体”的阐释。或者说，两条路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都落实在对一种具有永恒的、超时空意义的“原因”“起点”的追慕。从而构成了那个位于“Λ”形之上的尖点。

19世纪，伟大的康德首先对这一神圣“尖点”提出质疑。在他看来，我们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只能是经验的知识，都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日、月、山、川，就是日、月、山、川，我们不必去问其是什么。而像“上帝”“意志自由”“灵魂”这些终极性、第一性、始基性概念，却并没有经验的对象与其相应。或者说，此类概念只能告诉我们“什么”，而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什么”“是什么”、这些“什么”是如何“在”的、如何“有”的。因而，这些不能证明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物自体”。康德的三大批判通过区分可知世界与不可知世界，启动了对“永恒之点”的怀疑。其后，这种怀疑鼓励了黑格尔哲学去为进一步论证这一“尖点”的合理性而努力。黑格尔的庞大思想体系，在认识论上企图包罗万象；在方法上则突出表现为将时间引入形而上学（黑格尔说：真理是一个过程），从而使他成为西方思想史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他那将时间与形而上学结合的举动开启了传统时空观向现代时空观转变的大门。尽管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时间”“历史”仅一个逻辑概念的推演体系。同时，他的伟大建构更激活了叔本华、尼采等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阐释负载生命的宇宙时空。

变革的成果出现在20世纪，1905年爱因斯坦完成了狭义相对论，10年之后提出广义相对论。1913年，胡塞尔出版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认为现象学是与事实科学完全不同的本质科学。其后，海德格尔于1927年发表了《存在与时间》。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西方传统时空观那种向超时空永恒“尖点”的向往，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光辉照耀之后，转而走向对“尖点”的解构。时空相对论的科学理论、量子力学的“测不准”理论、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分析哲学的“日常语言”……世界不再如以往人们心目中的秩序与和谐；时空也不再像人们理解的二维、三维，而是四维、十维以至更多的维度，甚至宇宙是起于一次大爆炸还是具有多重历史也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在新的一轮探寻中，超时空的“永恒”之点融化、塌落了，人们眼中的世界开始变得日渐繁臃混沌以至虚幻荒诞，西方人终于以明晰的方法“明晰地发现了一个不明晰的世界”，一个分裂的“V”形时空开始呈现。

一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就是一部科技理性与人文哲思的分合纠葛史。叶秀山先生就此指出：“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自近代以来，受到严重的挑战，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已很少投身‘重建’传统的形而上学，而热衷于破除这个传统。在越来越深入的反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潮中，我们看到东西方哲学思想之接近。一些哲学家、思想家自觉地从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充实自己的反传统思想，有一些则在走出了西方传统时，突然发现他自己的境界与中国传统思想倒有相当共同的地方。”

在这里暂不能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但西方传统时空观从向往永恒“尖点”，到近代以来用时空相对论和“本质直观”对形而上学“永恒”的解构，展示的是一个以“尖点”为分水岭的否定性探寻进程，东方哲思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毕竟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时空观走向东方式“圆融”的趋势。所以，这里把近代以来西方对时空问题的思考过程，粗略解释为从下部“Λ”形向终点的探寻和近代已从反形而上学角度展开的“V”形发展。这里的“V”形，与其说是一个具有方向性的两维推进，不如说是通过对原来单一焦点的解构而展开的一个宽阔的探求空间。它是模糊的，但一定是“展开”的，而不再是固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