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环境对浙江金华“婺州医药文化”形成的影响

浙江金华古称婺州，因“地处金星与婺女两星争华之处”得名，先秦时期属越国地，秦入会稽郡。三国吴元宝鼎元年（266）设东阳郡。南朝陈天嘉三年（562）改置金华郡。隋开皇十三年（593）改置婺州。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改名宁越府；至正二十年（1360）改为金华府。因时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等8个县，故称“八婺”。1985年5月，设金华市。金华历来文化兴盛，名人辈出，史称“小邹鲁”。以金华斗牛、婺剧、迎会、道情等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和以金华火腿、酥饼、寿生酒等为代表的饮食养生文化源远流长。而正是这些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环境铸就以朱丹溪养阴学派和诸葛药业为突出代表的独特丰富的婺州医药文化。

（一）自然地理环境

金华位于浙江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段，东邻台州，南毗丽水，西连衢州，北接绍兴、杭州。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三面环山夹一川，盆地错落涵三江”是金华地貌的基本特征。

1.山地丘陵众多，药材资源丰富　金华境内千米以上的山峰有208座。位于武义与遂昌交界处的牛头山主峰，海拔1560.2米，为全市最高峰。境内山地以500～1000米低山为主，分布在南北两侧，山地内侧散布起伏相对和缓的丘陵。其中坐落于金华磐安境内的大盘山脉是雁荡山、括苍山、会稽山和仙霞岭的发脉处，海拔1000米以上山峰达63座，同时也是钱塘江、瓯江、灵江和曹娥江四大水系的主要发源地。现在大盘山是全国唯一以中药材种质资源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野生植物1612种，其中1205种是药用植物。这里是著名“浙八味”中五种道地中药材（白术、元胡、贝母、白芍、元参）的主产地。同时还盛产桔梗、茱萸、板蓝根、天麻等20多种中药材。也是岩蔷薇、香紫苏、香根草、黑红花等10多种名贵天然植物香料的产地。以此为依托建立的磐安新渥中药材市场上市药材300余种，是华东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为我国十大中药材市场之一。

2.三江汇流运通，文化景观密布　金华市域内江河分属钱塘江、瓯江、曹娥江、椒江四大水系，集水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江溪有40多条。主要河流东阳江自东而西流经东阳、义乌、金东区，在婺江汇合武义江而成金华江，其北流在兰溪城区汇入兰江，北行最终汇入钱塘江。由于水运的便利，使兰溪成为金衢盆地与外界交流的门户，自古商贸繁荣，物阜民丰，素有“三江之汇，七省通衢”的美誉。如光绪《兰溪县志》所载：“邑虽褊小而实当四冲。踞杭严之上游，职衢婺之门钥，南蔽瓯括，北捍徽歙。定职方者，谓为浙东之要区，洵不诬也。”因为兰溪及金衢盆地地处偏僻，与中原为山川所阻，不易受战乱影响，成为许多文人志士避乱归隐的理想之地，也为金华留下了众多人文景观。如：诸葛亮第14代孙诸葛利任五代寿昌县（今属浙江建德市）县令，其子诸葛青于北宋天禧二年（1018）迁居兰溪，诸葛青的一个儿子诸葛承载在兰溪传了十代，到诸葛大师举家迁到高隆（即诸葛八卦村）。从明代起，诸葛村的高隆诸葛氏家族遵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养德明志，励精图治，致力于药业经营，曾以其传统中药业优势称雄江南中药市场700余年。他们父子相承、师徒相传、亲邻相带，形成了享誉全国医药界的以诸葛氏为代表的“兰溪药帮”。据光绪《兰溪县志》载，一向发达的兰溪中药业，有三分之二是诸葛族人经营的。兰溪修志馆馆长祝谏在《高隆诸葛氏宗谱·序》中说：“吾兰药业以濲西为著名，而濲西药业又以诸葛为独占，以余闻之，有清中叶苏州之‘文成’，咸、同间扬州之‘实裕’，俱有声于时，除杭州胡氏‘庆余’、叶氏‘种德’外，当屈一指。诸葛氏设‘祥源庄’于沪上，南则广州、香港，北则津沽、牛庄，运输贸易半中国。如兰而伦，‘天一’药肆，驰名浙东，历百余年而生理勿衰……。”诸葛村现作为中药标本展馆的大经堂前厅对联：“药业经营，遍南布北，可从志书查记述；医道高明，救死扶伤，且由《宗谱》说端详。”正是兰溪诸葛家族从事医药事业的真实评述。又如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曾隐居大盘山编写《文选》，种药救死扶伤。大盘山一带人民为其建庙祭祀，庙中有昭明太子塑像，俗称盘山圣帝。

3.地处南方温热，体质疾病必异　金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总体气候特点为气温偏高，雨量、雨日偏少，日照偏多。《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根据何裕民等对西北延安、东北五常、上海市以及浙江义乌等地2269人的调查结果：就阴虚而言，西北延安有18.2%，其次为东北五常占23.8%，上海35.7%，义乌最高达42.7%，较延安高2.35倍。所以阴虚体质具有显著的地理性分布差异。此结果也深刻揭示了朱丹溪滋阴学派产生确实有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又如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20岁时至婺州（今金华）佐理盐业为生，得暇钻研医籍。”在金华的九年是王氏从医开始接触临床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比如他认为治疗温热病尤其要顾护津液，对伤津液的患者常以食代药，主张大量频频进服梨汁、甘蔗汁，以凉甘之品达救阴养阴之目的。并称梨汁为“天生甘露饮”，甘蔗汁为“天生复脉汤”，西瓜汁为“天生白虎汤”等。而这种救阴养阴的医学思想显然与朱丹溪滋阴学派及金衢盆地的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

（二）人文地理环境

金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2001年发现的浦江上山文化遗址，距今9000～11000年，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早期遗址之一，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均在上山文化找到了源头。同时这些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环境的源泉，对婺州医药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

1.长江下游上古文化　距今约10000年的浙江金华浦江上山文化，人们以稻米为食物，出现了大口盆、平底盆等陶器。说明当时的饮食卫生已摆脱了最原始的形态。

距今约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人们开始用骨针缝制兽皮制作的衣服，居住采用杆栏式建筑，改善了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

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人们广泛种植水稻，使用船只捕鱼。遗址出土的动植物中发现了多种现代常用的药材。

距今约5000年的杭州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玉琮、玉璧，并发现伴有朱砂。这些玉器是古代的礼神之器，显示当时祭司巫医在敬神招魂驱鬼的同时，已有意识地将朱砂用于杀虫防腐。古代南方医学往往被人认为长于祝由禁咒之学。据《后汉书》记载，东阳道士赵炳，字公阿，能以禁咒法治病，又通内科，擅长用越人方药治病，医术高超。面对东汉兵乱、疾疫大作的现象，他与徐登相约在乌伤溪水之上（今义乌市东），以此法治病，闻名江南。他死后，人们在永康为建祠碑，以资怀念。

2.古越吴楚文化　自夏后帝少康为祀禹祠封庶子无余于会稽，成为当地越族首领，越开始与吴争霸。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随后挥兵北上，称霸江淮。公元前333年，楚灭越。越国、吴国、楚国，都处于南方地区，争霸过程中互有胜负，在各种纷争中同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和相互渗透。金华地处越境，难免会受到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

春秋时期吴越地区已有专科医生出现，越王勾践在吴受辱返国后，鼓励人们生育，为了保护产妇母子健康，妇女分娩要向政府报告，政府派专门的妇科医生守护生产。越军伐吴时，越王也下命令：凡士兵有病不能随军作战的，须给予医治疗养。这在医学史上是很大的一个进步。楚国吞并越国后，越国的文化也随之被其吞并吸收。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又称《黄帝书》）的发现，证明了战国直到汉初一直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根源实出于楚国。马王堆出土的脉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却谷食气》《导引图》，属于南方区域脉学理论，与燕齐（扁鹊仓公脉学遗文）、秦蜀（绵阳木人模型脉说）有别。王家骜等研究出土的马王堆医书后发现，书中对经脉、砭法、灸法有不少记载。其中经脉的记载不及《内经》完整系统，治疗上详于灸法和砭法的应用。砭法所用砭石是古代最原始的针刺和切割工具，砭石的使用与吴越地区盛行“断发文身”习俗，外科医疗技术比较发达是密切相关的。如历史上的越医“医骆”，也以外科治病著称于世，所谓“矩凿之中……医骆以治病”。而且早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与针刺有关的骨锥、骨簇和管状针等。而马王堆脉书的出现，说明当时南方长江流域对人体经脉及外科治疗在实践的基础上已有较深认识，并形成了相应理论。《素问·异法方宜论》：“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可以想见，当时南方医学的针灸技术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今金华地区仍有一些民间医师沿用各种针刺挑疗法、刺血疗法治疗风湿痹痛等病。

另外南方地区中草药文化源远流长，黄帝时期就有药学家桐君采药，商周时期，江南的橘皮已被作为药材，“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也是借采药之名逃奔吴越地区的。又如《越绝书》所载：乌伤县（今义乌市）常山，故所采药也，高且神。

3.仙道文化　道教贵生、重生，以长生成仙为终极追求，修道成仙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也是道教对人生最高境界的认识。这种追求“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也曾在当时南方楚地广为流传，如《山海经》《楚辞》等文献中就有相关的各种传说。金华地区由于山岭连绵，森林密度高，与中原为山川所阻隔，又盛产中草药，来求仙隐居者甚多。其中尤以金华山为著。秦汉时期，金华山已与“五岳”齐名。秦时著名方士“安期生”就曾在金华山（时称长山）修炼，今尚有“安期古里”石碑一方。唐代时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据南朝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云：“所居东阳郡金华山……神居奥宅，是以帝鸿游斯铸鼎雨师寄此乘烟，故涧勒赤松之名……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转。”传说中黄帝不但在金华山铸鼎炼丹，还曾问道于九天玄女。唐人王瓘《广黄帝本行纪》云：“黄帝，登稽山，陟王屋，开石函，发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经，复受九转之诀于玄女。”又南宋·洪迈《夷坚志·赤松观丹》云：“婺州金华赤松观，相传为九天玄女炼丹之所。”前文所说成仙的“雨师”是赤松子，《太平寰宇记》云：“金华县有赤松涧，赤松子游金华山，以火自烧而化。”其升天处为赤松涧，故山上有赤松祠，赤松涧。另据晋·葛洪《神仙传》所载：“丹溪人皇初平十五岁时外出牧羊，被道士携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寻索，历年不得。后经道士指引于山中见之。问羊何在，初平叱白石成羊数万头。初起乃弃家从初平学道，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后乃俱还乡里，亲族死终略尽，乃复还去。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鲁班。”所以赤松子也就是在南方地区影响广泛的黄大仙。由于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金华山成为方士名人垂青的活动场所。其中对婺州医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葛洪和陶弘景，据方志记载葛洪曾在金华、兰溪、义乌、永康、汤溪等处炼丹，陶弘景也曾到东阳长山（即金华山）炼丹采药。他们既是炼丹家，又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这种丹药文化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金华婺州地区医药文化的发展。

4.儒家文化　自始皇南巡会稽，刻石记功，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在越地获得长足发展，两者融合产生的玄学在南方地区产生广泛影响，代表性人物有王充、王羲之、谢安、谢灵运等。王充所著《论衡》中记载了不少养生保健的思想方法，如《论衡·自纪篇》的养性之论：“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几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并提出“气寿”理论，认为人的寿命长短，与先天禀赋之气大有关系。并根据“气寿”理论，提倡少生优生。《论衡·全寿篇》云：“妇人疏字者（怀孕少）子活，数乳者（生育多）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还指出药物只能轻身益气，并不能长生不老，而百岁是人正常的寿数。《论衡·气寿篇》云：“百岁之寿，盖人生之正数也，犹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后秋，则亦如人死事或增百岁或减百也。”宋元以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在越地获得空前发展，形成了分别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理本体派和心本体派，使儒家文化发展达到新的高峰，同时也对医药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金元时期名医朱丹溪青少年时期为应科举考试，钻研儒家经典，35岁师从理学家许谦，43岁从罗知悌学医。其著作深受宋元时期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主张附会经义而谈天人性命之理，提倡清心寡欲，节制身色嗜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地间“阳常盈，阴常亏”。这些思想被朱丹溪吸收到《格致余论》之中，并成为丹溪学说的核心思想。

此外北宋以后，不少志向入世的儒家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为人生教条，推动了用传统文化诠释医典，重视著述的风气，强调“医儒兼备”。同时由于北方战乱，使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南北文化得到空前广泛交流。尤其康王南渡杭州，“临安”一时繁华，造就了宋末明初浙北医学的兴盛，也为近邻的婺州医药带来了文化营养。

如今，素以“中国小商品城”闻名天下的丹溪故里金华义乌，正以“义乌—欧洲”列车的直通，带动了浙江“海陆空”对外贸易的大发展，并直接助力于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由此形成的“浙江板块”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其大气开放的精神内涵也必将促进婺州医药文化的继续发展。

从上可见，朱丹溪医学文化作为婺州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当地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明乎此，无疑会加深对丹溪医学理论和特色的理解。

（朱杭溢　傅晓骏　胡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