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朱震亨医学成了明代主流医学
（一）序言
在一千年前的东亚，就像近代西方文化以惊人的速度替代我们东方的传统文化一样，一个称为朱子学的新兴学问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大有取代佛教之势。当时的佛教并非出现了什么问题，反而是佛教经典越来越多，教理逐渐丰富而精确的时期，只不过人们不再那么着迷于佛教。学习朱子学的人们与佛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希望与道教诀别。他们对于关心与现实无关的来世的佛教和主张世上真理绝对无法以文字表达来增幅神秘感的道教感到了反感。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新登场的印刷文化，直视了文字将要创造出的新文明的力量。通过文字，人们不仅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还利用文字开始给宇宙万物赋予新的概念与定义。通过文字共享知识使他们的世界更加巩固，而已习惯文字以外的传达体系的佛教与道教却无法跟上这一新变化的步伐。也许老一代的人们是无法接受只用文字说明自己所知的一切这一现实。朱子学是开启新时代的新文化，当时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考制度也借助这一潮流的力量才得以确保庞大的支持者，开始逐渐通过所谓“书”的可携带媒体向东亚各个地区扩散。
朱子学被中国政治制度规定为国家政策是在元朝。总人口不到200万的蒙古族为了统治一亿人口的中国大陆选择了朱子学，这并非源于对朱子学的过度迷恋，而是蒙古统治者有效利用了当时所谓朱子学的新儒学迅速扩散到中国社会的现象。李成桂成立了称为“朝鲜”的新政治制度时，日本结束200余年的内战逐渐进入稳定期时，李成桂与德川幕府所引进的新政治哲学皆为朱子学。朱震亨（1282-1358）就出生在离当时朱子活动的地方不远处，深受朱子学影响，并且在晚年因母病为契机开始对医学有了兴趣。不仅研习《黄帝内经》《伤寒论》等古籍，还耽读刘河间的火热论和李东垣的脾胃论，与当时的朱子学信奉者们一样排斥佛学，轻蔑信奉长生不老的方术之士。对他而言医学只是儒学全知全能世界观的一部分，对自己是位儒学者而不是医生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二）本论
1.朱震亨与朱子学据《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记录，朱震亨出生于1181年11月28日，浙江省义乌县（今义乌市）赤岸镇，名震亨，字彦修，晚年被称之为丹溪翁。他出生的年代是蒙古1273年占领临安，宋朝失去实质性根基，1279年宋朝末代皇帝死后，开始实质上支配中国的混乱时期。但是蒙古的元国判断，维持宗教能更有效地统治异族，因此对朱子学和道教并没有进行镇压。朱震亨直到40岁在他的师傅许谦劝他学医之前，是位专注于朱子学的充满侠义心的人物。对于忠于朱子的教诲、充满侠义之心、勤奋而事事求精进的朱震亨来说，他希望医学不仅仅是糊口之策，更希望是大展义气的机会。因此与单纯习得治疗技术投机取巧地过日子距离甚远，学医之初始比较特殊。比起临床技术他更关心医理，也没有盲目地信奉其师傅罗知悌的见解，他的独创性医学见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2.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朱子学理解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滋阴降火论”“气血痰郁论”。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是“阳有余阴不足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是人体先天生理特性，是朱震亨医学思想的开始，由于阴常不足而生相火即为“相火论”，解决这一相火的对策则是“滋阴降火论”。“气血痰郁论”是指当人体气血运行不畅时，痰郁内生的理论。对朱震亨而言气血是阴阳的代表，所以认为阴血不足多见。这可以从他用血病的代表方四物汤的用例比气病代表方四君子汤的用例更多得知。以上是从医学角度对朱震亨主张的说明方式。
本文试图从更为根本性的层面探讨这些主张，为此有必要先理解朱震亨的核心思想，即《格致余论》中“阳有余阴不足论”的整体脉络。1347年由朱震亨所著的《格致余论》其书名本身明显反映了朱子学的特性。“格致”一词也是作者想将朱子学的思维方式直接运用到医学的强烈意志的表现。而且在《格致余论》诸多论说之一“阳有余阴不足论”中朱震亨所主张的内容同样也寄寓着“宜戒酒色，保持有道德的生活”的强烈信息。从整体脉络来看，解释人体的阳气有余阴气不足，也只不过是为了引导出这一主张的意图而已。用“太阳始终如一，而月亮却有阴晴圆缺”和人类能够生殖的时间极其有限等现象强调了“阴气”即人体的精气极易亏虚。为了守住这种“阴气”，把限制性行为列入最首要的行动纲领之中。他所提到的行动纲领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规定了一年中、一月中、一日中不宜有性行为的时间。事实上根据朱震亨所论，一个人可以有性行为的时间一年当中也没几天。不仅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和雷电交加的阴天不宜，日月食、十五、三十也是不宜之日，而且过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感情起伏较大以及饮酒后也不宜行房事，这么算来很有可能没有一天是适宜的；二是在上述基础上朱震亨还认为美食、美香、美色以及温和的触感等，均可以引发对性行为的欲望，应远离这些。虽用美食、美香、美色等概念性词汇，但是毫无疑问这些用词是特指接近美女的场面。
彻底的朱子学信奉者眼中所看到的人体就像在宇宙中一样是太极和理气之理有机地适用的对象。身动之理在于“心”，将这份“心”变成可能的根源（气）是医学中所说的“精”。因此，朱震亨将重点放在了主管“心”“情”的心与肾的易学关系上。心是消耗生命能量的主体，肾是生产生命能量的主体。而且认为在体内的生命能量的消耗常常超过生产，从而主张“阳有余阴不足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在医学上只止于与滋阴降火治法相关的程度，但朱震亨的本意并非如此。由于消耗远远大于生产，因此生命能量总是处于枯竭的危机，从而诱发许多疾病，以此为前提，为了抑制住精的过度消耗，提倡通过修养来减少想法，断绝一切视、吃、喝、闻、感觉等外部刺激，维持道德君子所憧憬的寂静而平静的状态就会使想法减少，并且相信由此可以解决阴阳的不平衡。认为随意冒出来的对性行为的欲望不是正常的欲望，而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先天阴阳失调而生的病态表现，因此需要极其注意，所以对这种对性行为的欲望使用了“相火妄动”这一贬低性的表达。这就是朱震亨相火论的核心内容。而即使这么做也无法避免的精气枯竭引起的相火妄动症状，则用滋阴降火法，揭示了积极的性欲抑制剂药物疗法。朱震亨的主张几乎完全与朱子学中所说的道德君子的实践原理一致。朱震亨将这种道德君子的实践规范原原本本地与人体的生理病理联系起来进行说明，告诉那些信奉朱子学的学者们只要照做，人就会长寿无病。本来就沉浸于朱子学的人们，当得知只要照做将得到健康，谁不动心？朱震亨式的人类观就这样在接受朱子学世界观的东亚学者之间迅速传开。
图1 李梴保养论
图2 李梴保养论理论展开
以上图1和图2是整理了继承朱震亨学术思想的李梴于1575年所著《医学入门》中的个人修心论与医学的关系表，李梴在朱震亨的《格致余论》中的内容加上儒家所说的社会美德（阴骘）和《黄帝内经》的养生理论基础上，完成了立足于性理学的保养理论。
3.朱震亨的弟子们与明代医学的形成 朱震亨如其名声，培养了很多弟子，有些弟子（刘橘泉）甚至让自己的儿子（刘纯）也拜其师傅门下。整理朱震亨的医学继承族谱可见有两名具有代表性的直系弟子，一位是经两代拜朱震亨为师的刘纯，另一位则是朱震亨的心腹戴思恭（1324-1405）。他们记录了用词极其粗糙的师傅语录，之后用当代学者们便于接受的精确语言进行改写。只是由于他们的性格不同，整理师傅语录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其中一位徒弟是以纵向深化了师傅的思想，另一位则是横向编写师傅的见解。如此，朱震亨的医学思想纵横发展，精确而丰富。可以说朱震亨所拥有的“金元四大家之集大成”这一称号纯粹是这两位徒弟的功绩。从戴思恭的代表作《丹溪心法》《金匮钩玄》中可以看出朱震亨的相火论和气血痰郁论朱震亨只是倡导，实由戴思恭予以系统化。从刘纯的《医经小学》和《玉机微义》中可以理解朱震亨的学术思想与之前的医学者的医学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过程。除此之外，许多明代前半期活动的医学者们顺着朱震亨这一大势，参与了将以往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以朱震亨式进行再排序的工作。并非《黄帝内经》《伤寒论》《千金方》以及原有的著名医书被忽略或者被排斥，而只是以朱震亨式的观点被理解和接受。这样被接受、整理并经过鉴定的朱震亨式医学经过明代中期（1500）以综合医书的形态更具有了普遍性。《医学正传》（1515）为此拉开了序幕，随后依序出版了《丹溪心法附余》（1536）和《医学入门》（1575）。
图3 丹溪学派痰郁论发展过程影响到《医学入门》
这些书籍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周围其他国家。向北是经到朝鲜的使臣和商人们之手传入朝鲜，往东是通过商船经我国群山市等西南海岸港口运输到日本福冈，往南是越过山岳地带或通过商船传入越南。其他地区则很难到达，即使传入也没有用，因为汉字文化圈的覆盖范围至此。换句话说，通用汉字的文化圈内的有识之士全都是看过或听过这些书的人。2010年6月在日本茨城大学举办的东亚医学史学术大会，是就周边国家是如何与中国进行医学交流并受到中国医学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整理的会议。在韩国是以《东医宝鉴》（1610），在日本是以《启迪集》（1574），在越南是以《医宗心领》（1766？）的刊行为契机，确保了传统医学的整体性。这意味着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普遍全球化的同时，也获得了能够维护本国国民特殊性的医疗自主权。在汉字文化圈的模范三国把本国的医疗水平提高到能够自我再生产的水平的过程中，有贡献的中国医书有《医学正传》《医学入门》《万病回春》等，而这些书籍中大多数是由朱震亨的弟子们经过200年整理的中国医学之精髓。对于已经习惯了朱震亨式人类观的东亚学者们，对于由他的弟子们整理出来的医学体制深入到本国医学体系的基础层面毫无抵触感。
朱震亨将《黄帝内经》中的“心”解释为朱子学的“心”，获得了一般学者们的支持，而他的弟子们获得了引领医学潮流的主导权。总而言之，“丹溪”是200余年间东亚医学主导趋势的关键核心。
4.从温补学派的立场看朱震亨的影响力 朱震亨的医学通过他的直系弟子和再传弟子不断被继承和发扬，使他的医学思想得到发展和丰富。而在当时朱子学已经占据了社会指导理念的主导地位，朱震亨的医学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了明代医学的主流。这种趋势持续到1500年。但是他所设想的人类和医学并不完美，反而在决定具体治疗方法时出现了几个致命的误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是将性行为本身视为罪恶。问题不在于把性行为视为罪恶这一点上，从哲学和规范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构成问题，而是在于视性行为为罪恶的同时，将性欲定义为“相火妄动”，并且试着用一系列寒凉性质的药物去解决才是问题所在。寒凉药，甚至是寒凉饮食的有害性，早在秦汉时代的《黄帝内经》中就有提到。即使那些寒凉药对抑制性欲有一定的效果，也许那些医学造诣颇深的医生们会仔细判断用药法度及预后，适当地调节用药，而那些医学造诣不高的大多数医学者们和道听途说的一般人们受到不必要伤害的可能性较大。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过有关的案例，只是因为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全面登场的温补学派是从“反丹溪”性质的观点为出发点。温补学派的称号是由后代历史学家们命名的，是因为他们强调寒凉药的危害，提倡相对温补的药物功效。这些学者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把朱震亨视为批判对象，这一点意味着当时朱震亨的地位很高。在这里我们应该留意他们为了证明朱震亨相火论理论的矛盾下了多么大的苦功。如果朱震亨的医学理论没那么大众化，那些批判丹溪的医学者们就不会为了阐明朱震亨相火论的矛盾费尽心思。他们为了阐明朱震亨相火论的矛盾，从相火的上位概念“命门”开始重新定义。中国医学史中关于“命门”的争论，事实上是反朱震亨学派的医学者们为了更细致地阐明朱震亨医学理论的矛盾，而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通过孙一奎、薛己、赵献可以及张介宾等对命门的详细考证，详细述说了从命门而生的相火并不像朱震亨所说的那样单纯地指病理性相火，而是人类生命现象的重点。通过这么巨大的讨论过程，朱震亨的“相火妄动”这一浅表性的论法才被克服。可见朱震亨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之大，足以引发这么一场浩大的讨论来进行精益求精的论证。
（三）结论
深受朱震亨影响的明代后期医学者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提到“医出于儒”，这是出自对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的序中提到的“吾儒”行医方为真正医学的自豪感而说出的话。这说明与医学自身比较，朱震亨和受朱震亨影响的医学者们更加重视理解医学所需要的儒学基础。而且元明时代是崇尚儒学的时代，甚至超越了崇尚，形成了习惯于社会儒学式思维和判断的时代。因此，试着从儒学的立场看医学的朱震亨医学，自然成了明代以后医学的主流。虽然成为主流，但并非所有人都以朱震亨的方式行医，只是自明代以后，朱震亨的医学思想在医学基础中扎下了很深的根。到了明代后期，当一些学者们发现朱震亨的医学有些矛盾点时，他们甚至重新追溯到《黄帝内经》，试着逐条地证明朱震亨“相火妄动”这一表达的矛盾之处。说明朱震亨这一人物的存在感有多强。得益于此，东亚医学对生命的根本有了全面的理解。明代医学的核心是朱震亨，不能理解朱震亨就无法理出明代医学的头绪。明代医学后来成为了清代医学的基础，而这也是现代东亚医学的根基。
（韩国学者 车雄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