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of addiction）是流行病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成瘾医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系指将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应用于成瘾医学研究领域，调查各种成瘾物质使用（或使用障碍）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或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成瘾行为发生的病因、流行规律，预测其流行趋势，评估其干预效果等，从而为制定成瘾行为的预防、控制政策提供依据。根据法律规定，成瘾物质具有合法和非法之分，前者如酒精、烟草等，统称为社会性成瘾物质；后者如阿片类成瘾物质、可卡因、大麻、苯丙胺类兴奋剂等，又称“毒品”。一般而言，社会性成瘾物质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遵循一般流行病学研究的基本思路，而由于非法成瘾物质使用行为的非法性，毒品滥用流行病学资料的获取方法或途径则很不同，常规的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成本高，而且难以获得真实数据，常常应用特征性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或数个调查方式联合应用，因而具有特殊性。

药物滥用流行病学方法可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类。前者一般采用流行病学和统计学原则与方法，以一定数量的调查样本为基础，揭示药物滥用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差异和规律性，可分为描述性研究、分析性研究等；后者则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依据小样本材料或经验，运用逻辑、推理等方法对人群中药物滥用的行为、认知态度、内心活动等进行描述和分析，用于识别从个别到一般的规律性特征，主要包括访谈法、观察法、专题小组调查法和滚雪球调查法等。

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descriptive epidemiological study）是观察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一种类型，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最常用，主要用于描述药物滥用在人群中的分布以及发生、发展的规律，即滥用者的人口学特征、滥用药物种类、滥用方式等。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不同于分析性研究与试验性流行病学研究。后两种研究方法一般都设有对照组，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分析；在收集资料时，往往目的也较为明确，针对性强。而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一般不需要事先设定对照组，所收集的资料也相对粗糙和广泛，但对于了解药物滥用的流行状况、变化规律，以及提出某些病因假设具有重要作用。

现况研究又称横断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tudy），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流行病学研究类型，主要描述某地区、某特定人群中成瘾行为发生的频率及变化趋势，常以患病率和发病率为主要描述指标；或探讨某类成瘾物质滥用的流行特征。现状特指药物滥用流行水平或严重程度，通常用药物滥用年患病率、现患率和发病率表示。药物滥用特征指滥用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等人口学特征，及滥用药物的种类、用药途径等；药物滥用分布是指对不同地域、人群在一定时间内的药物流行分布状况作出的描述。现况研究时，疾病及其因素或特征系在同一时间内获得，为并存关系，因而在分析时只能提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能分析因果关系。前者如：陈氏于2009年10～11月在山东省随机选取12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选取8个行政村或居委会，每个行政村或居委会随机选取40名16～69岁的调查对象，共3840人进行吸烟状况调查，以期了解调查人群的总吸烟率、现吸烟率、戒烟率、被动吸烟率、开始吸烟年龄、吸烟的知识和态度、吸烟与相关疾病的关系等。结果调查人群吸烟率为33.9%，现在吸烟率为26.2%，戒烟率为22.8%，36.8%的不吸烟者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开始每天吸烟年龄为22.4岁，开始吸第1支烟年龄为20.6岁。后者如：陈氏选择上海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和自愿戒毒中心2009年9月～2010年11月新收的339例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者为研究对象，以期了解上海地区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者的人群特点、滥用特征和滥用危害。结果发现，滥用者平均年龄为35.5岁，其中男性占65.2%，初中及以下文化占65.5%，已婚者（包括同居）占35.1%，无业者占49.6%；滥用的主要物质是冰毒（95.9%），滥用方式主要为烫吸（92.6%），平均滥用频率为5.0次/月；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后最常出现的症状为失眠（83.2%）、口干（77.9%）及兴奋（77.6%）；63.7%的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后曾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其中幻听（45.1%）、思维紊乱（39.8%）、妄想（38.1%）。

大体上，现状调查包括普查和抽样调查两种方法。普查是对某一特定区域或人群所有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原则上无一遗漏地进行调查，其优点是没有抽样误差，但所需费用较高、时间较长，不易作深入研究，且不易控制调查质量。抽样调查则省时省力，最为常用，如美国每年开展一次的全国性药物滥用入户调查，只从2000个左右的社区街道中抽取数千户家庭样本进行调查，以此代表全国药物滥用的现状。抽样调查只要设计严密，样本代表性好，质量控制严格，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不亚于普查，有时甚至优于质量控制不佳的普查。单纯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整群抽样等是其常用的随机抽样方法。

Box 2-1　成瘾流行病学调查常用指标及意义

药物滥用现状的指标描述可以是一次性横断面调查的结果，也可以使用连续观察或调查基础上的动态性分布描述，后者需要多次的纵向调查来获得。所谓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也叫追踪研究，是指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对同一个或同一批被试者进行重复的研究，即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个人群进行两次或若干次横断面调查，以观察成瘾行为在人群及个体中的动态变化。如郝伟教授所领导的团队分别于1993年、1996年和2000年在我国部分高发区（广州、安顺、文山、西安、兰州、重庆）进行的三次非法成瘾物质使用的流行病学调查。该调查以15岁或15岁以上的社区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了解这些地区不同时期非法成瘾物质在社区人群中的滥用率、使用种类、使用方式及其变化，推测这些地区物质滥用的发展趋势。其优点是往往能看到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转折点。通过该研究，研究者在进入新世纪初（2003年）就预测到我国阿片类物质滥用将得到有效遏制，新型毒品滥用将迅速发展。

亦是现状调查的一种，系指以物质滥用者集中的场所（如强制隔离戒毒所、自愿戒毒所等）为调查现场，对物质滥用人员进行抽样而展开的调查研究。该方法简单易行，成本较低，能够了解物质使用人员的某些特征，如某强制戒毒所强制戒毒人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构成和首次吸毒的原因等。但其最大缺点是机构内的吸毒人员不能代表所有吸毒人员，抽样获得的样本缺乏代表性，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服药人员不能代表其他不愿接受治疗者，自愿戒毒人员也不能代表强制戒毒人员。机构调查的第二个不足是其数据不能确定“患病率”、“发病率”等指标，不同机构间的数据比较应谨慎，尽量使用统一的定义、分类、诊断标准或评价方法。

分析性研究（analysis studies）是一种检验可疑因素与物质使用障碍之间是否有统计学关联的特殊研究方法。其特点是在研究开始前的设计中，已设立了可供比较分析的两个组（如物质使用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分析两组资料的差异，并借助于病因推断技术，从而达到探索和检验物质使用障碍的假设的目的。

病例对照研究（case-control study）又叫回顾性研究，是从某种欲研究的疾病（如酒依赖）出发，以一组患有某种疾病的人与未患这种疾病的人相对照，调查他们过去是否暴露于可疑致病因子及其程度，通过比较，推断某种因子作为病因的可能性。如果病例组有暴露史者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即可认为这种暴露与患病存在联系。病例对照研究强调比较病例与对照的过去暴露史，所以在病因研究的时间上是“回顾性”的，是从“果”到“因”的推断。其目的是：①探讨病例组及对照组之间对于某些因素暴露的差别；②检验可致病因素与疾病是否有联系。如马晓萍等为了探讨吸烟与缺血性脑卒中的关系，选取1037例住院治疗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为病例组，同期参加健康体检的自愿者1205例为对照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研究对象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信息和吸烟状况。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吸烟与缺血性脑卒中存在关联，调整年龄、体重指数、腰臀比、血压、血糖、血脂、脑卒中家族史和饮酒因素后，吸烟与缺血性脑卒中仍存在关联，其OR=2.158，且随着吸烟量的增加，患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性也在增加，与不吸烟者相比，1～9支/天、10～19支/天和20～支/天的OR值分别为1.097、1.168和2.950，提示吸烟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队列研究（cohort studies）是分析性流行病研究的一个类型，其目的是研究一项疑似病因或其不同的水平与后来发病或死亡危险的关联。即随访、观察并比较暴露于某一危险因素的人群（暴露组）和未暴露人群（非暴露组）发生该病的危险程度（或强度）。在队列研究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一危险因素，如研究暴露因素与疾病发病或死亡的关联，对疾病自然史的影响等。所以从病因推断的时间顺序上说，本法是从“因”及“果”的研究。如吴寿岭等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以2006年7月至2007年10月参加健康体检的6041例男性糖尿病人群作为观察队列，以不同饮酒量进行分组（饮酒量0g/d组，饮酒量≤25g/d组，饮酒量>25g/d组），平均随访4年，用寿命表法计算不同饮酒量组心脑血管事件（急性心肌梗死、心脏性猝死、脑梗死、脑出血、心脑血管病因死亡）的累积发生率，并比较不同饮酒量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的差异，以探讨不同饮酒量对男性糖尿病人群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结果随着酒精摄入量增加，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红素水平增加。与饮酒量0g/d组和饮酒量>25g/d组相比，饮酒量≤25g/d组总心脑血管事件、急性心肌梗死、脑梗死和脑出血的发生率低，提示适量饮酒可以降低男性糖尿病人群总心脑血管事件和脑梗死的发生。

根据取得资料的方式，队列研究可分前瞻性队列研究（prospective cohort study）、双向队列研究（ambispective cohort study）和回顾性队列研究（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队列研究中资料的分析包括以下三部分：①计算不同研究队列的发病率或死亡率和其差别的显著性检验；②计算暴露因素与发病的关联强度，即发病或死亡危险度分析；③剂量反应关系的分析。关联强度的指标有：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特异危险度（attributable risk，AR）、特异危险度百分比（attributable risk percent，ARP或AR%）、人群特异危险度（population attributable risk，PAR）等。

药物滥用具有家族聚集现象，尼古丁、酒精、咖啡因、镇静剂、大麻、海洛因及可卡因等滥用和依赖都有显著的遗传度，药物滥用者的同胞药物滥用发生率远高于普通人群，父母的药物滥用与子女药物滥用的发生有直接关系。所谓成瘾医学遗传流行病学（genetic epidemiology）就是将遗传学知识应用于成瘾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新方法。家系遗传是其中一种，包括家族病史调查、双生子研究、寄养子研究、高危人群对照及追踪研究等。双生子类型可分为同卵双生或异卵双生两种，前者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有利于考察不同环境因素对表型的影响；后者成长环境相同，可用于不同类型基因型的表型效应研究。多项双生子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在药物滥用的家庭聚集中起着重要作用，寄养子研究进一步提示在药物的一般性使用向滥用转变过程中遗传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最早的一项3372对双生子的研究发现，海洛因成瘾具有较大的遗传倾向，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其他毒品都大。此后，美国的男性和女性不同海洛因成瘾者双生子分类研究更显示，男性比女性更易受遗传因素的影响。也有报道指出，非法药物成瘾的遗传度在北美男性中高达60%～80%，而在高加索女性中似乎并不明显。双生子研究还表明，遗传因素参与了吸烟的起始、持续、戒断和复发等成瘾的整个过程，估计吸烟在人群中的遗传度为0.28～0.84，平均为0.53。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又称质性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研究，依据特定的研究目的（如药物滥用有关的行为、病因学和流行规律等）、需要和实际情况，通过特殊的技术，获得人们的感受、想法等较深层的反应信息，目的是了解目标人群有关的态度、信念、动机和行为等问题，可以为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提供某些有用信息或线索。定性研究往往从局部、具体的研究对象入手研究和探讨问题，调查对象可以是个体、群体或组织，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近年在药物滥用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当前海洛因滥用治疗面临的困境是复吸率高、回归社会困难，治疗的参与率低、脱失率高。为构建新的、更有助于患者摆脱海洛因依赖的治疗模式，罗涛等应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25名社区海洛因依赖者进行深入访谈，通过研究对象的讲述，从他们自身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处境、主观感受、内心体验及他们的内在需求。结果发现，躯体状况欠佳、心理状况不良、社会适应不良、经济困难、家庭矛盾、社会歧视、生活质量较差和复吸意念等是影响患者是否复吸的主要因素，提示海洛因依赖者内心深处的渴望是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长期依赖海洛因造成的生理心理伤害、社会适应能力损害、经济困窘、以及家人的不信任、社会偏见与排斥，种种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坚固的藩篱，成了他们通往正常生活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海洛因依赖的治疗应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广泛整合药物干预、社会支持和社区帮教为一体的戒毒康复模式，定位于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恢复正常的生活，而不是单纯的戒毒。这一模式需要多渠道、多部门、多学科的合作，动员社会资源，从治疗、康复、重返社会、善后照顾等多层面，为他们提供医疗干预、心理关怀、就业援助、社会支持等多种服务，使海洛因依赖者在社区和家庭环境中解决面临的生理、心理、经济、家庭等多方面的问题。

药物滥用流行的一般规律是，毒品问题一旦出现，就会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且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鉴于此，非常有必要建立药物滥用流行病学的调查与监测机制。联合国及相关国家非常重视，均建立了专门的体系和机制开展这项工作。

所谓药物滥用监测（drug abuse surveillance）是疾病监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用流行病学的方法，长期连续、系统地观察、调查并收集人群中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使用和滥用资料，及时掌握药物滥用现状、动态分布、滥用者的人口学特征、滥用药物种类、滥用方式，预测流行趋势，评估药物滥用风险，为国家有关部门掌握情况、预判形势，制定科学的禁毒和特殊药品管理政策提供基础数据，是国内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理和禁毒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药物滥用监测的手段是尿样毒品检测，检测药物有阿片类物质、可卡因、苯丙胺类物质、巴比妥类和苯二氮 类镇静催眠药等。

国外发达国家的药物滥用监测系统较为完善，一般包括区域性药物滥用数据库、国家药物滥用监测系统，用于收集、整理、分析药物滥用治疗中心提供的相关药物滥用信息，内容定期更新（月报或年报），免费对公众发布。我国政府亦非常重视基本毒情的调查和相关信息工作。1984年，原卫生部在原北京医科大学成立了“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中心”（即现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的前身），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进行我国药物滥用流行病学调查监测。1988年，原卫生部要求各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现的药物成瘾者和社会上滥用麻醉药物的吸毒者进行登记上报，启动了我国的药物滥用监测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全国31个省（区、市）成立了药物滥用监测机构，其主要监测对象为强制隔离戒毒机构、自愿戒毒机构、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机构、拘留所等禁毒执法机构收治/收戒的药物滥用者。每年度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均对我国药物滥用监测总体情况进行分析，重点描述海洛因、合成毒品、医疗用药品以及新发生药物滥用人群监测的情况，并纵向比较近5年的监测数据，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上一年度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2013年的年度报告显示，我国药物滥用的特点为：①新发生药物滥用者持续增加，合成毒品滥用者是新发生药物滥用者的主体（占80.5%），近5年增加了41.7%。②海洛因仍是药物滥用者滥用的主要物质，但呈逐年下降趋势。海洛因在药物滥用监测人群中的滥用率为66.8%，近5年下降22.7%。③合成毒品滥用呈逐年上升趋势，滥用率为33.9%，近5年增长17.1%，“冰毒”为主要滥用物质，占合成毒品滥用人群的77.9%。④药物滥用者年轻化趋势明显，35岁以下人群为合成毒品的滥用主体（占50.7%），70.1%合成毒品滥用者为35岁以下青少年。⑤医疗用药品滥用/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医疗用药品报告滥用率为6.0%，较2012年下降2.2%。2014年的毒品滥用形势总体仍呈现出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快速蔓延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以冰毒为主的合成毒品滥用人员增长迅速，以地西泮（安定）为代表的医疗用药品滥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吸毒人员低龄化、多元化，毒品种类多样化等特点。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毒品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此外，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自1991年起，每年向社会发布一次我国登记在册的药物滥用人数（彩图2-1）。

由于非法成瘾物质使用的非法性，常规流行病学调查缺乏明确可行的抽样框架，研究人员很难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用于在普通人群中发现并确定某类非法成瘾物质使用者，继而对他们展开调查；二是非法成瘾物质使用者往往否认其非法使用行为，即使能明确研究对象也较难收集到真实数据，如机构内吸毒人员多否认其既往犯罪行为；三是社区人群中非法成瘾物质使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现患率低，研究缺乏效率，质量较难控制。鉴于此，为了能接触社区中隐藏的使用者，尽可能地收集到代表性样本，研究人员常采用一些特别的抽样技术。比较常用的调查有机构内调查，针对社区的抽样方法有滚雪球抽样法、目标抽样法、病例发现法、易接近对象晤谈法、捕获再捕获法、死亡率放大法和提名法等。

滚雪球抽样法（snowball sampling）是链式推荐法的一种，就是随机抽取一批符合调查条件的非法物质使用者，然后让他们根据调查标准，给出一定数量的同伴名单和联系方式，研究人员据此找到这些同伴，邀请他们参加调查。之后再让这些同伴给出下一拨同伴的名单。重复多次，直到样本数量达到既定目标。该法的优点是能够找到社区中隐藏的非法物质使用者，但样本同样缺乏代表性。原因是：①第一批样本的抽样不能做到随机，如这些样本的信息由志愿者提供，则偏性更大；②该法具有面具效应（masking effect），有人不愿将尚未暴露的同伴名字推荐出来，从而导致偏性；③社区中社交活跃的使用者，被同伴推荐的可能性较大，参加调查的意愿更强，从而导致对他们的过度抽样，而孤僻使用者被提名或抽到的机会就少，而且即使被抽到了，也可能拒绝参加，从而导致该类人群的抽样不足。

捕获再捕获法（capture-recapture method）又称标记-再捕获法，是一种间接估计非法物质使用患病率的常用方法，就是利用一个地区已知的物质使用者的数据来估计该地区总的使用者数量。具体过程是：首先在该地区或人群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非法成瘾物质使用者，如200名新型毒品滥用者，然后再进行第二次随机抽样，抽取300名新型毒品滥用者。如果第二次抽样的样本中，有10名研究对象第一次也被抽到，则该地区或人群中新型毒品滥用者总量则是6000名（300÷ =6000人）。其使用条件是：①调查人群是封闭的，保证两次抽样调查的总体人群不变，如调查地区某一时段内没有新吸毒人员发生，也没有吸毒人员死亡；②每个研究对象被两次调查被抽到的概率相同。

应答驱动抽样法（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操作方法是先找到一批符合调查条件的调查对象，称之为种子，然后让每个种子介绍一定数量（一般3～4个）的同伴参与调查，这些同伴在完成调研后，再介绍相同数量的同伴参与。周而复始，一般进行5～6轮就能得到一个渐进无偏性的样本，即使继续抽样和增加样本量，样本的构成特征也将不再改变，意味着样本具有了良好的代表性。

标的抽样法（targeted sampling）借鉴了生物学中对细菌、动物的研究方法。在物质使用者中的研究步骤是：首选研究人员融入到当地各种场合，详细了解目标人群的分布，作出详细的分布图；然后根据分布图，抽取一定数量的参与者。该法的样本代表性来源于人口学地图，如果地图足够准确、详尽，获得的样本就很完美。但这也是该法的最大困难之处，分布地图很难准确、详尽地被描绘，而且一名研究人员要融入某个群体，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效率低下。

易接近对象晤谈者（privileged access interviewer，PAI）是指容易接近研究对象的人，如曾经使用非法物质者，或由于工作关系与非法物质使用者有密切联系者。PAI法由研究人员聘请一支PAI队伍，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采用定式工具，快速收集非法物质使用者的资料。

德尔菲法（Delphi technique）是一种利用关键信息提供者开展的一种研究方法，适用于一些历史或基础资料不足、不可测影响因素较多或难以采用其他预测方法进行预测的隐匿性问题的调查，较多地应用于吸毒行为或艾滋病高危人群基数的估计。专家就是能够提供隐私行为关键信息的人，具体到成瘾行为来说可以是公安禁毒、强制戒毒所、拘留所、临床医师、预防医生、吸毒者等人员。挑选专家是Delphi法成败的关键，人数可根据估计需要而定，要兼顾专家年龄、经历、职称、学历、单位等结构的合理分布，重视其资历、水平和对所咨询问题的了解程度，使倾向性和一致性更好。

Delphi法的操作过程是：首先成立协调小组，确定专家咨询组成员，编制专家咨询问卷，然后以信件的形式寄给各专家，专家完成问卷后寄回。研究人员对问卷进行分析，根据首轮结果和专家反馈意见，修改和制定次轮专家咨询问卷，开展下一轮问卷调查。一般五轮过后，结果基本能够趋于一致。

病例发现法（case-finding method）特别适用于研究人群中稀发的健康问题，因而更适用于非法成瘾物质的使用调查。其操作过程是，在可能接触物质使用者的各机构中，收集成瘾物质滥用者的所有记录，排除重复者，得到物质滥用者的总数，用这个数字代表“可见的”物质滥用者，计算其在人群中的比例，即物质滥用率。该法的注意事项是，应尽可能地把与非法成瘾物质使用者接触的所有机构的资料都能收集到。

总之，非法成瘾物质使用的流行病学研究亦遵循着流行病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目标都是为了对药物使用的某个或某些特征进行了解。选择方法时，应根据研究的目的、现有资源权衡选择适合的方法或几种方法相结合。比如，采用滚雪球技术能较好地发现社区中隐藏的非法药物使用者；如果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则可选择标的抽样，因为他们的研究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融入目标人群；如果研究的重点是为了估计非法物质使用的现患率或目标人群的规模，捕获再捕获法可作为首选。在死亡登记系统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也可很方便地利用现成资料对非法物质使用进行监测。

由于成瘾性物质使用的敏感性，在常规调查中，滥用者一般不会暴露其行为，因此在调查此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信息偏倚，如滥用药物的被调查者采取不应答、故意说谎或社会期望性应答等。因此，以药物滥用现患调查为目的的量化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往往较差。国内外的多项物质滥用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均表明，所得结果常常低估其真实流行比例。即使此类调查的质量控制较好，也只能提供实际情况的下限。由于药物滥用在人群中的发生率很低，因此即使少数被调查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也会对调查结果带来很大的误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其次，由于药物滥用流行病学调查所涉及的地区范围较广，调查中更有可能遇到种种复杂和难以操作的情况，因而调查质量的控制非常困难。即使由行政部门主导的药物滥用监测资料亦存在诸多不足。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2013年的指令性调查就发现，我国的药物滥用监测在拘留所、社区戒毒的覆盖上属于薄弱环节，体现在新型毒品的滥用比例偏低，填表和上报的过程不够规范，以及上报的时效性不佳等方面；监测工作存在缺少法律支持、经费欠缺、部门之间协调不够、人员缺少等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缺乏全国性的药物滥用现患率和分布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我们所掌握的药物滥用人数只是登记在册的人数。一般认为，登记在册吸毒人数所反映的仅仅是暴露的吸毒者，尚有大量处于隐蔽状态下的未暴露吸毒人群，登记在册人群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例如，英国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英国内务部所掌握登记的海洛因成瘾者人数仅为实际人数的20%。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我国实际药物滥用人数也有不同认识，来自联合国和美国的一些组织、有关国家对中国药物滥用的估计数字为1400万左右，即实际药物滥用人数是登记在册人数的3～6倍。

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酒精流行病学调查是制定酒精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可以提供重要的饮酒人口学信息，描述酒相关问题在社会水平上的流行和分布，而且定期调查能够监测酒精消费和酒相关问题的发展趋势。至200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建立了饮酒模式及相关问题调查和监测的传统，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除外）还不常见。目前有关饮酒流行病学的最大缺陷是缺少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但这些国家随着收入的增加和酒水企业的促销活动增多，饮酒量在不断增加。

药物滥用与成瘾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以及特定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等，因此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药物滥用与成瘾状况差异很大。从毒品形势看，当前国际毒品问题正处于加速扩散期，毒品制造、贩卖、滥用日趋严重，物质滥用已成为一大全球性公害，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当前，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毒品消费问题，吸毒人数已超过2亿。最新资料显示，15～64岁世界人口中有2.43亿在上一年度至少使用过一次非法物质，主要毒品种类是大麻、阿片类、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可卡因等。其中，大麻使用率高居第1位（3.5%），其后依次是苯丙胺类兴奋剂（0.8%）、可卡因（0.5%）和阿片类（0.2%）。从地域上来看，美洲滥用大麻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欧洲，这两个地区是全球大麻的最大消费市场。全球阿片类药物滥用者共1500万～2100万，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亚洲；可卡因滥用者中美洲和欧洲所占比例最大，人数分别达到941万和433万。

近年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因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物质滥用的上升势头已被控制，某些成瘾物质使用已呈下降趋势。如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年轻人吸食大麻的现象似乎正在减少，北美洲可卡因的消费数量有所降低，欧洲市场趋于稳定；东南亚国家的阿片类流行性滥用正在减少，西欧海洛因的滥用水平也基本稳定。然而，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的势头增长十分迅猛，尤其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其滥用形势显著增加。连续多年的《世界毒品报告》均指出，虽然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全球产量和消费数量有所下降，但以苯丙胺类兴奋剂为代表的合成毒品的生产量和消费数量却逐年增加。2014年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发布的世界毒品报告（World Drug Report 2014）显示，全球15～64岁的人群中约3440万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滥用过1次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等物质，其每年的滥用率为0.3%～1.2%。目前，其滥用范围（滥用人数在1580万～5060万）远远大于海洛因和可卡因。亚洲是该类物质滥用的主要市场之一。在亚洲，0.2%～1.4%的15～64岁人群或440万～3790万人在过去一年中滥用过该类物质。据统计，近年新出现了大量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其数量已高达348种，远远超过了受国际管制的精神活性物质的种类数量（234种）。苯丙胺类兴奋剂已成为世界仅次于大麻的第二大滥用毒品，冰毒滥用者经常涉及暴力事件和刑事犯罪，持续增加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对国际禁毒形势构成了重大挑战。另据报道，美国冰毒滥用人群中男女比例各占一半，而其他毒品滥用则是男性远多于女性，这也是新型毒品滥用流行与传统毒品的不同。“传统毒品滥用趋势减弱，新型毒品滥用流行”几乎成为当前世界各国药物滥用近年流行发展的共同态势。多药滥用是指毒品滥用者以加强或降低一种药物的效果为目的，同时或相继使用一种（类）以上药物的现象。目前，多药滥用具有普遍性，已成为一种常态药物滥用模式。在美国，56%以上的药物滥用者使用至少两种或以上的精神活性物质，其中酒精滥用率为76%，大麻滥用率为55%，可卡因滥用率为48%，阿片类药物滥用率为27%。在欧洲，药物滥用者中使用两种或以上精神活性物质者的比例为83.2%。在澳大利亚，98%的大麻滥用者饮酒，77.8%的苯丙胺滥用者使用大麻；而在海洛因滥用者中，75.5%使用大麻，64%使用苯丙胺类物质，48.3%使用镇静剂或催眠药，38.6%使用可卡因，29.9%使用致幻剂。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居民收入越高、地域气候偏温寒、酒文化越深厚的国家，人均酒精消费量（alcohol per capita consumption，APC）也越高，并在达到某个水平后逐步趋于稳定。据统计，全球有饮酒者20亿人，年饮酒率为43.5%（男性为55.5%，女性为32.0%），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6.5L。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pure alcohol per capita annual consumption）都很高，普遍大于12.5L；其次是中亚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为10.0～12.5L；再其次是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为7.5～10.0L。在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中，韩国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最高，日本次之，中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再次。西亚和北非因为宗教原因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最低。当前，全球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的发展趋势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年消费纯酒精量增加。

酒依赖的发生率依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异，全球约1.4亿人属于酒精依赖者，即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病率为4.9%。当代世界酒依赖高发地区分布很广，名列前茅的国家有冰岛、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典、丹麦、芬兰、英国等。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几乎有2/3的成年人饮酒，7.4%的成年人有酒精滥用和（或）酒精依赖，其中4.65%符合酒精滥用标准，3.81%符合酒精依赖标准。冰岛男性人口中，酒依赖的终生预期发生率高达6%～10%，其他上述国家也在3%～5%。在流行病学调查中，研究社区酒相关问题者的人口学特征，在于正确推断社区普通人群中酒相关问题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为社区预防和控制饮酒相关问题提供依据。世界范围内，男性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发生率（7.8%）均高于女性（1.5%），城市居民多于乡村居民、白种人多于黄种人，亚洲地区男女差别更为悬殊。年龄方面，青少年期和中年后期是发生酒依赖的两个高峰阶段。多项饮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年龄与酒相关问题关系密切，首次饮酒年龄是酒相关危害潜在的强有力预测因子。青少年药物使用的病因学研究发现，青少年首次饮酒年龄越早，将来出现酒滥用和严重酒危害的危险性越大。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4岁前饮酒者超过40%的人会发展成酒依赖，此比例是20岁后才开始饮酒者的4倍。

不同饮酒方式影响着酒精相关问题的发生，如一周饮酒14个标准单位者，一次饮用和平均每天饮用所造成的酒精伤害肯定不同。重度饮酒（heavy drinking）系指每天消耗纯酒精50ml以上，狂饮（binge drinking）是指男性一次性饮酒量为90ml以上纯酒精，女性为60ml以上纯酒精。当前，全球饮酒者过去1个月重度饮酒率为13.0%，男性为18.7%，女性为3.7%。

饮酒是酒精性肝病的全因。自1975年以来，美国酒精性肝病在病死原因中居前10位，每年约近20 000人死于酒精性肝病。2013年，因肝病死亡的患者中44%是由酒精所致。近期，《柳叶刀》（ The Lancet）发表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人口健康研究中心的一项前瞻性城乡饮酒流行病学队列研究成果。该调查在全球五大洲12个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进行，以114 970名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瑞典、加拿大等高收入国家有12 904人（11%），阿根廷、巴西、智利、波兰、南非和土耳其等中高收入国家有24 408人（21%），中国、哥伦比亚等中低收入国家有48 845人（43%），印度和津巴布韦等低收入国家有28 813人（25%），随访中位数时间为4.3年。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酒精消费与死亡、心血管疾病、心肌梗死、卒中、酒精所致癌症、外伤、住院以及以上7项复合终点的相关性。结果发现，31%（36 030人）的研究对象经常饮酒，其中高收入国家饮酒人群以中年人居多，男性、女性均有，中低收入国家以男性为主；在所有国家，酗酒均会增加死亡率和外伤发生率，且饮用量越大，死亡率越高（RR为1.31）；与从未饮酒者相比，高收入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经常饮酒者的复合终点风险比显著下降（RR为0.84），但中等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却没有下降（RR为1.07），提示中高收入国家的酒精消费与死亡率有净相关性，中度饮酒者所致的致命性心肌梗死和住院风险降低，可以抵消年轻饮酒相关的外伤和老年饮酒所致的高风险，但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未发现这种中度饮酒的心血管疾病保护效应。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中低收入国家的饮酒虽然可能少于高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的饮酒者很可能会参与最危险的饮酒形式，如因精神问题而突然罕见的大量饮酒，更需警惕其危险性，因为该饮酒形式对健康的影响较多次小剂量饮酒更加有害。

总体来看，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卷烟消费增加了75%。全球烟草产销的市场总体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以较快速度增长，90年代增速逐渐减缓，近几年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相对稳定时期。从全球来看，英美等发达国家，卷烟消费市场已处于总体稳定或趋势性下降的状态，以中国和东欧等国家为代表的中等偏下的国家和地区，卷烟消费市场经过较快增长后，也已进入了数量饱和状况，但卷烟消费的数量和档次仍在不断提高；在南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由于居民收入较低和消费习惯等原因，卷烟消费市场还处于一个数量型的上升和发展阶段。总之，近十年烟草消费在发达国家下降约17%，在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地区增加约12%。目前全世界吸烟者总人数超过13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以及烟草企业的大力市场营销，烟草使用人数持续增长，其使用人数已达8亿。近年来，在发达国家烟草消费持续减少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烟草消费却不断增长。据预测，到2020年，发展中国家死于吸烟的人数将占全球总数的70%。过去20年间，一些发达国家的男性吸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日本男性吸烟率在20世纪中期近90%，目前已经降到50%以下；英国男性吸烟率20世纪中期与我国男性吸烟率接近，目前已下降到接近20%。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吸烟者的增长速度比总人口增长速度高出7%；在非洲，这个数字为18%。经济发展使烟草更加便宜，吸烟在发展中国家导致的患病率还将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然后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的毒品滥用形势不容乐观，正处于“国际毒潮加速泛滥、各种涉毒因素不断增加、国内毒品形势日益严峻复杂”的重要时期。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发现、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人，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吸毒人员显性与隐性比例，实际吸毒人数超过1400万；全国涉毒县市区3048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90%以上。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药物滥用流行形势、滥用药物种类和用药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同全球毒品滥用情况一样，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滥用近年呈整体下降趋势，而以冰毒、氯胺酮为代表的新型合成毒品滥用增势迅速，许多地区新发生的吸毒人员以合成毒品滥用者为主，使得过去以阿片类（海洛因）为主的毒品滥用格局和吸毒人员的构成在近年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由于合成毒品的制作和滥用人群特点均有别于阿片类，我们还缺乏对其成熟的诊断治疗的经验和预防、管理模式，我国的禁戒毒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当前我国药物滥用流行现状具有以下特征。

《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合成毒品滥用人员累计登记人数为145.9万，首次超过传统毒品滥用人数（145.8万）。合成毒品滥用已成为新发药物滥用人群的主体，在2014年新发现的48万名吸毒人员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占79.1%，其中滥用冰毒人员34.3万，滥用氯胺酮人员4.0万，提示传统毒品的蔓延势头得到进一步遏制，我国毒品滥用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常见毒品包括海洛因、鸦片、冰毒、氯胺酮、可卡因、摇头丸、大麻、曲马多等。近年来，毒品消费市场还出现了“底料黄皮”（粗制吗啡或鸦片与其他麻精药品混合物）、“海洛因勾兑液”、“1+1”（丁丙诺啡+东莨菪碱+异丙嗪）、“精神药品套餐”（丁丙诺啡+安定片）、“卡苦”（以鸦片为主的多植物加工混合物）、“开心水、神仙水、摇头水”、“面面儿”（安钠咖）、“筋儿”或“僵尸药”（甲卡西酮）、“忽悠悠”（安眠酮）、“奶茶”（含氯胺酮成分）等含有麻精药品物质。这些毒品包装新颖，欺骗性、隐蔽性强。

吸毒群体由过去的无业人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外出务工人员为主，逐渐向企业事业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群体扩散。当然，娱乐场所依然是合成毒品滥用的主阵地，但出现了由歌舞娱乐场所向酒吧、宾馆、洗浴中心等其他服务场所，甚至出租屋、别墅、度假村、家庭等私密空间蔓延的特点。

最新数据显示，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过半（57.1%），初次滥用药物的人群中近70%为18～35岁的青少年，吸食合成毒品者首次用药年龄小于吸食海洛因者。据报道，首次药物滥用者年龄最小为6.4岁。刘志民等对甘肃等5省进行的药物滥用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药物滥用者平均年龄为31～37岁，在15～50岁年龄段群体中平均药物滥用率为0.68%。为此，加强青少年教育，有效防治合成毒品滥用显得尤为重要。

在我国，通常意义上的多药滥用是指至少使用一种精神活性物质，同时有意识地使用另外一种或以上的非法和（或）合法的精神活性物质，目的是消除戒断症状、增加吸毒快感、延长毒品兴奋时间、帮助睡眠等。目前多种毒品混合使用的比例不少，海洛因与镇静剂组合、冰毒与酒精饮料组合是我国比较常见的多药滥用形式。近年来，随着有药物滥用潜力的精神活性物质品种的增多，多药滥用现象有增加趋势。国内研究显示，就阿片类药物滥用者中多药滥用的发生情况而言，均保持在较高水平（52.5%～100%），在首次滥用2年后，大多数滥用者会发展为多药滥用者。多药滥用发生率与年龄的关系呈不规则“倒U”形，35～45岁人群中多药滥用率最高，已超过70%，20岁左右人群中多药滥用人数已达到或超过单药滥用人数。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患者在维持治疗期间多药滥用率高达78.7%，降低了维持治疗的维持率，增加了戒断难度。云南省的多药滥用调查显示，青少年吸毒者不仅存在着海洛因、冰毒、氯胺酮、大麻等多种毒品混合滥用的情况，还存在着毒品和成瘾性药物混合滥用的现象，混合滥用率高达88.2%。其中毒品混合滥用以海洛因和冰毒混合滥用最常见，混合滥用的成瘾性药物则有复方地芬诺酯、三唑仑、盐酸曲马多、美沙酮、苯二氮 类、丁丙诺啡、吗啡、度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右旋美沙芬等。

由于国家加强了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从而使医疗用药品滥用比例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国内研究显示，宁夏医用麻醉、精神药品（包括哌替啶、苯二氮 类、吗啡、三唑仑、曲马多等）的滥用比例逐年减少，由2008年的33%下降至2011年的11.9%，滥用品种和人次均呈下降趋势。

酒精作为社会性成瘾物质，应用非常普遍。由于文化、种族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饮酒问题尚不突出。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精生产和消费迅速增加，与饮酒相关的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亦急剧增加。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酒精生产数量从1978年起已增长20多倍；我国15岁以上的人群中，1952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为0.4L纯酒精，1978年为2.5L，2009年上升至4.88L，目前已接近6.0L。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上升速度，并且喝酒人群的年龄趋于年轻化。中南大学郝伟教授于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在安徽省阜阳市、吉林省延吉市、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资兴市、山东省济南市和四川省攀枝花市及各自附近农村进行的多中心饮酒流行病学调查显示，15岁以上的普通人群中男性、女性及整体饮酒率分别为84.1%、29.3%和59.5%。饮酒率与年龄关系密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至40～50岁达到最高峰，而后下降。饮酒频度是大部分饮酒者偶尔饮酒或间歇性饮酒，天天饮用者仅占16.5%。样本人均年饮酒量4.5L纯酒精，饮酒者人均年饮酒量7.6L纯酒精，均是男性高于女性。近年江西省男、女成年居民及总的饮酒率分别为65.8%、33.2%和48.7%；男性饮酒者通常每日饮酒量（纯酒精）摄入为9.0g，女性为1.0g；男性饮酒者过量饮酒、频繁饮酒及单次大量饮酒率分别为25.1%、32.6%和56.9%，女性为9.1%、13.7%、17.0%。广东省成年人中饮酒率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而上升，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饮酒率最高（57.1%），职业群体中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饮酒率最高（50.3%），49.5%的饮酒者每周饮酒1天以上。从饮酒种类上看，啤酒饮用率最高，为48.1%，其次为高度白酒（36.0%）。饮用高度白酒时酒精摄入量最高，达到54.2g纯酒精，其次是低度白酒（40.3g纯酒精）。作者前述研究亦证实饮酒量与酒精相关问题的发生呈正相关，人均年饮酒量是决定群体饮酒问题多寡的最重要因素。酒依赖与年饮酒量呈“J”字形关系，即当饮酒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开始出现酒依赖，随着饮酒量的增加，酒依赖发生率陡然增加。这种“J”字形关系普遍存在于饮酒量与其他酒精相关问题中，如酒精性肝硬化、高血压与脑卒中等。以平均每日饮酒50ml纯酒精为界，将饮酒者分为“适度”饮酒者和“重度”饮酒者，结果发现整个样本中重度饮酒者占6.7%，占所有饮酒者的11.4%，但其消耗的酒精量却是整个样本酒精消耗总量的55.3%，提示重度饮酒者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当前的一致观点是，我国城乡居民饮酒频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城乡、年龄、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参保情况、自我健康评分、慢性病患病情况、吸烟和经济收入情况。

世界范围内，饮酒类型在向均一方向发展，即传统上以啤酒为主要消费酒类的国家向高度化发展，以高度酒为主要消费酒类的国家向低度化发展。我国和俄罗斯、韩国、日本地理位置相近，尤其是和韩国、日本有很深的文化渊源，酒精消费结构也有相似之处，都以烈酒消费为主。另一方面，我国自古就有饮用白酒的习惯，啤酒是舶来品，改革开放后才逐步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研究者2001年的调查发现啤酒首次成为我国饮酒者的首选，超过一半的饮酒者饮用啤酒，高度白酒和低度白酒退居二、三位。但纯酒精消费量居前三位的酒类却依次是高度白酒、啤酒和低度白酒（三者占消耗总量的80.5%），高度白酒和低度白酒的消耗量超过一半，说明白酒仍是我国酒精消费的主流产品。

酒精相关问题是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包括急性酒精中毒相关问题和饮酒相关的远期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暴力、犯罪、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和交通事故等，后者主要表现为酒精所致的躯体问题和精神问题。1982年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酒依赖的患病率为0.16%，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项精神疾病患病率调查。10年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酒依赖患病率增加了3倍，达到0.68%，成为仅次于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发育迟滞而居第3位的精神疾病。作者前期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普通人群的酒依赖时点患病率为3.25%，其中男性6.63%，女性为0.10%。近年来，浙江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酒精使用障碍率为3.9%，保定市酒精依赖性与滥用性障碍终生患病率为3.9%，时点患病率为2.0%。资料显示，我国20世纪后20年，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人数在精神病院住院患者中的比例急剧增加，南京脑科医院的增幅达10倍之多（住院构成比由0.2%上升到2.2%）。中南大学20世纪90年代曾调查国内17家精神病院内与酒有关的精神障碍住院病人情况。1980年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住院人数为64人，占整个住院患者人数的0.54%；1984年升至157人，占1.72%；1993年为427人，占2.26%。作者单位情况是，1985～1990年共收治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患者63例，占同期首次住院患者的0.93%，而在1991～1996年因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者213例，占同期首次住院病人的2.62%。近8年共收治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973例，占精神病总住院患者人数的2.04%（973/4773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人数虽逐年增加，但趋势分析表明各年度间在全部精神障碍住院患者的构成比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我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剧增于20世纪后20年间，近10年趋于稳定。人口学特征方面，酒精所致精神障碍住院患者以男性、中青年、体力劳动者为主，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初高中者较多。

研究证实，诸如酒精性心肌病、酒精性胃炎、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硬化等躯体疾病均可由饮酒所致。长期大量饮酒时，人体没有任何器官系统可免于酒精的损害，且饮酒者饮酒时间越长，年饮酒量越大，总体健康状况越差。2004年郝伟等的研究发现，酒依赖患者中胃炎、胃溃疡的一年发生率为7.9%，高于非饮酒者的发病率，并与酒精摄入量有非线性关联；重度饮酒者心脏病（包括冠心病和心肌梗死）、脑出血或脑梗死的患病率高于中小剂量的饮酒者，与饮酒量呈“V”字形关系。本世纪初，南方及中西部省份酒精性肝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成人群体中酒精性肝病患病率为4.3%～6.5%。酒精性肝病占同期肝病住院患者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4.2%增至2006年的21.3%；酒精性肝硬化在肝硬化的病因构成比从1999年的10.8%上升到2013年的24.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卷烟生产国、全球最大的卷烟消费国和全球最大的卷烟受害国。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烟草生产和销售逐年递增。1949年我国卷烟生产量只有800亿支，到2010年卷烟的销售量增长到了23752亿支。即使与2000年相比，增长也近40%。结合人口数据估计，15岁以上人口的人均日烟草消费量，50年代为1支，70年代为2支，80年代为4.3支，90年代为5支，21世纪后上升到5.5支以上。从1984年开始，我国共进行了4次大型的烟草流行病学调查，即1984年、1996年、2002年和2010年烟草流行病学调查。其中最后一次属于全球成年人烟草调查的中国部分。结果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8.1%，其中85.6%为每日吸烟者。据估计，当前全国吸烟人数已达3亿人。过去20年，中国人群中男性吸烟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全球也属于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4次全国流行调查结果分别为61%、63%、57%和53%。国内其他省市的烟草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山东省15～69岁人群中终生吸烟率为33.9%，现在吸烟率为26.2%，36.8%的不吸烟者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开始每天吸烟的平均年龄为22.4岁，开始吸第1支烟的平均年龄为20.6岁。天津市成年人中，全人群总吸烟率、现吸烟率和重度吸烟率分别为31.0%，26.8%和12.9%，男性总吸烟率高于女性（男性为55.6%，女性为7.8%）。调查人群开始吸烟的平均年龄为21.6岁；吸烟者平均每天吸15.2支；戒烟率为13.6%。2012年，江苏省常州市18岁以上常住居民总体吸烟率为30.0%，男性吸烟率为68.4%，远高于女性的1.7%；男性40～50岁组吸烟率最高，为75.4%；30岁以下组吸烟率最低，为45.7%。在男性中，农民吸烟率最高（70.0%），家务劳作者最低（26.1%）；吸烟者中，25岁前开始吸烟者占76.0%，每天吸烟10支以上者占88.5%，戒烟成功率为14.1%，被动吸烟率为71.7%。江西省15～69岁居民吸烟率为24.9%，男性（49.0%）高于女性（1.5%）；农村居民吸烟率（28.1%）高于城市（21.5%）；且吸烟率随年龄增长而呈升高趋势，45～64岁组最高；从文化程度来看，居前3位的依次为初中（27.57%）、高中（25.94%）和小学及以下（22.96%）；职业居前3位的为工人（44.7%）、行政干部（35.9%）和农民（25.7%）。现在常吸烟者开始每天都吸烟的平均年龄为22.6岁，有60.0%的现在常吸烟者养成每天都吸烟习惯的年龄小于25岁；吸烟者以吸机制卷烟为主（93.0%），每天吸烟量平均为18.2支。

综上所述，我国烟草流行病学的特征是：男性吸烟率居高不下，女性吸烟率维持较低水平，但年轻女性吸烟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农村男性现吸烟率高于城市；青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逐年上升；戒烟率和戒断人数有所增加，但复吸比例高，戒烟成功率低。

疾病负担又称疾病的经济负担，包括直接经济负担和间接经济负担两方面。直接经济负担是指为了需求救治疾病所产生的直接费用或资源消耗；间接负担是指由于疾病对社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即患者由于早死或伤残而导致劳动力有效时间减少和工作能力的下降。其评估指标为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包括早死所致寿命损失年（years of life lost，YLL）和伤残所致健康寿命损失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两部分。

Box 2-2　疾病负担的背景、常用指标及意义

毒品滥用不但可以严重损害滥用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一系列心理、生理不良后果，还可导致艾滋病、肝炎等传染病的流行蔓延等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因吸毒引发的家庭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产生沉重的疾病负担。Whiteford等在2010年全球疾病、伤害及危险因素负担研究的基础上，对187个国家的20种精神疾病与物质使用障碍的流行病学数据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发现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共造成了1.839亿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占全球总疾病负担的7.4%。其中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为860万，伤残损失寿命年为（YLD）为1.753亿，占全部YLD的22.9%。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是全球YLD的首要原因。DALY因年龄和性别而有所不同，10～29岁人群的DALY所占比例最高。1990～2010年，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的负担增加了37.6%。在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所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中，列前4位的是抑郁症（40.5%）、焦虑症（14.6%）、非法药物使用障碍（10.9%）和酗酒（9.6%）。据WHO估计，全球注射吸毒者人数1270万人，其中HIV感染率为13.1%，全球因注射吸毒而携带艾滋病病毒者170万人，其中一半者感染HCV。据估计，若要支付与全世界毒品治疗相关的所有费用需2000亿～250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3%～0.4%。同时，因吸毒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英国因欺诈、盗窃、抢劫等与毒品犯罪相关的费用也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

药物滥用的最坏结局是过量致死。2011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报告显示，药物（主要指止痛药、镇静剂和兴奋剂等）现已取代车祸，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首要原因，药物滥用、依赖和成瘾是导致美国人死亡的三大原因。其中非法药物使用引起的DALY占所有死亡导致DALY的0.8%，即每100例成人死亡中就有近1例死于非法药物使用。2012年全球毒品相关死亡人数估计为18.3万人，成年人人口中死亡率为17.3/100万。在我国，截至2014年底，仅在册登记吸毒人员已死亡4.9万名，海洛因滥用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3.5%，合成毒品滥用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1.4%。一名吸毒人员年均花费至少4万～5万元购买毒品，按实际吸毒人数上千万估算，全国每年因吸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2014年，全国破获吸毒人员引发的刑事案件14.9万起，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12.1%，其中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性案件7.2万起，涉毒犯罪案件4.7万起，杀人、绑架、强奸等严重暴力案件300余起。随着合成毒品的快速蔓延，因吸毒出现精神症状后引发的自杀自残、伤人、毒驾、袭警抗法等极端肇事肇祸现象亦时有发生。因此，甲基苯丙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依赖性强，是我国危害最大的合成毒品。

饮酒被认为是导致死亡和致残的第三大可变风险因素，放纵饮酒和大剂量饮酒是其重要原因。放纵饮酒增加外伤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长期大量饮酒可以导致酒精中毒、酒精依赖和酒精所致的精神障碍等，亦是心脏病、肝硬化、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随累计饮酒量的增加而增加。研究发现，饮酒可引发60多种危害健康的疾病和威胁生命安全的事件。在我国，一直缺乏酒精所致危害的系统研究。对全国5个地区24 992名15岁或以上社区普通人群调查显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9.0%，酒依赖患者中胃炎、胃溃疡的年发生率为7.9%，心脑血管疾病与饮酒总量呈“V”字形曲线关系。

全球约4%的疾病负担由饮酒导致。在全球疾病负担中，酒精使用障碍是处于第2位的精神神经疾患，超过烟草和非法成瘾物质，与传染性疾病相当。估计全球每年由饮酒引起的死亡人数约为250万，其中80%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很大部分发生在青年人身上。2005年饮酒导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死亡9439例，犯罪所致经济损失354亿美元，创伤所致经济损失422亿美元，其中医疗费用385亿美元，精神补偿54亿美元，不能工作所致损失253亿美元，犯罪矫治费用78亿美元，生活质量下降带来的损失为303亿～600亿美元。2007年一项针对广西城乡居民酒精依赖疾病负担的调查发现，因酒精依赖造成的DALY损失为1.45DALY/1000人，其中因死亡造成的损失为0.05 DALY/1000人，因残疾造成的损失为1.40 DALY/1000人。

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真正成本或社会成本还包括环境污染、毁林，最重要的是，与吸烟有关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升高。吸烟有害健康人所共知。烟草使用是世界前8位死亡原因中包括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结核、气管、支气管和肺部癌症等在内的六项原因的危险因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烟草流行每年导致600多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10，也就是说全球每6秒就有1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若不加以制止，到2030年时该数量将增加到每年800万人以上。中国目前每年由烟草相关疾病致死的人数为100万，如果吸烟状况得不到有效控制，趋势继续下去，到2030年归因于烟草使用的年死亡人数将超过200万，到2050年超过300万，累计死亡人数近1亿人，其中50%将在中年（35～60岁）死亡。在美国，由于吸烟所致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0.85%。据估计，每年除了470亿美元的收入和生产力损失外，治疗吸烟相关疾病的公共卫生总开支每年约5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