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特征（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包括性别、种族、年龄等，是影响成瘾的重要因素。

男性酒精、药物成瘾者多于女性，目前尚未发现不同性别在成瘾方面的生物学差异，但性别的社会角色差异被广泛认可。我国的调查显示，非法成瘾物质的使用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5.1∶1，英国的调查发现男性药物依赖者约是女性的2倍。就饮酒而言，男、女的这种差异可归因为社会规范、社会标准等。如大量饮酒往往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常常被称赞，但若形容女性大量饮酒往往不是褒义。近年来，我国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饮酒，我国女性的饮酒率也呈上升的趋势。Wilsnack发现在美国的一些女性亚群体中酒精使用障碍有所增加，这些亚群体包括年轻女性、未婚同居的女性、从事非传统工作的女性、遭受躯体虐待或性格暴力的女性。

相关研究显示酒精使用障碍存在种族差异。亚裔美国人的饮酒水平和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最低，美国的美洲土著人酒精使用障碍的患病率最高，这种差异可能与乙醛脱氢酶有关。非洲裔美国人与白种人相比，他们酗酒起始年龄似乎更晚，饮酒和酒精相关障碍的发病率偏低，而戒酒率更高。但当把社会经济状况考虑进来，种族往往不是酒精使用的危险因素。

我国不同民族的饮酒情况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朝鲜族酒依赖患病率最高，其次是满族，汉族最低，可能与不同民族对待饮酒态度不同有关。我国汉族受儒教文化影响，对饮酒多持保留和克制的态度；而朝鲜族则认为豪饮是真性情的体现，适逢传统节日，如春节、正月十五等均要饮酒，以表达祝福亲人长寿、安康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有“辟邪”的寓意。

英国的调查发现在青壮年中药物依赖者最多见，特别是16～24岁的青壮年男性；另有研究发现多数物质使用的起始年龄在25岁以下。酒精使用障碍风险最高的是19岁年龄组，并且风险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首次饮酒年龄越小，酒精滥用、酒精依赖发生的风险越高；低龄吸烟与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相关；非法药物使用发生率的最高年龄为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的人对物质的使用有着不同的态度，文化因素不仅决定是否可以接受物质，也对物质滥用和依赖的患病率起到重要影响。如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规定特定的仪式中必须使用酒品，如逾越节晚餐和天主教弥撒一定有酒，他们认为酒是一种强有力的精神饮料，在合理的范围内饮酒可以加强自己的信仰，因而往往对酒充满敬意。而某些社会文化不鼓励饮酒，如伊斯兰教文化禁止饮酒，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提到，“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可见伊斯兰教对酒类是严令禁止，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酒依赖者较为少见。韩国在某些社交场合认为男人应该喝很多酒，因此暴露于这些物质和这样的社会压力下，韩国男人容易酗酒，而且酒精滥用率很高。欧洲及受欧洲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对酒品持欢迎态度，如阿根廷、加拿大、美国、智利、日本、新西兰，这些国家只有占世界20%的人口，其消费的酒量却占世界消费量的80%。欧洲文化虽然允许饮酒，但也不鼓励过量饮酒，不认可酒精中毒反应而作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社会环境下的酒依赖者也为数不多。仅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法国人不但赞赏饮酒行为，同时也不认为醉酒失礼，故法国饮酒问题较其他国家严重，酒精的消费量及酒精相关问题的死亡率均很高。

我国酿酒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夏禹时期，饮酒在朝堂的礼仪庆典、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并逐渐深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重要节假日、朋友小聚时，以酒助兴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足够的支付能力，饮酒行为往往得到周围人的鼓励。这就可以解释在我国为什么酒精消耗、酒精滥用有逐年增高的趋势。

自古以来，消极避世的思想深入人心，短期使用阿片类物质可以使人情绪稳定，处于无忧忘我的境界，这与部分国人的处世哲学和性格契合。鸦片战争后，发现自己并非之前认为的那么强大，国人又陷入痛苦的深渊，阿片短期又可帮助绝望的个体解脱烦恼，从而形成了“鸦片文化”的基础。当时社会鸦片文化渗透到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社会阶层，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今社会的中国，吸烟问题也较严重，这与中国男性普遍将吸烟行为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有关，而女性却较少吸烟。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2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为68.94%，女性为8.28%。实际上男女吸烟的性别差异同样是与社会文化背景有关。我国有2/3的男性在成年早期开始吸烟，如果不及时戒烟，这些吸烟的男性中将有一半的人最终死于吸烟。与男性不同，女性的吸烟情况有逐渐降低的趋势，2006～201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女性吸烟率分别为10%、5%、2%、1%。

需要指出的是，在物质使用的初级阶段，使用者往往是为了适应周围的文化，此时物质的使用可能促进社会交往。但随着他们反复大量的使用，他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以获取、使用物质为中心，其社会交往的能力也随之消失殆尽，物质依赖率逐渐升高。

一个国家酒精消耗的平均水平往往与经济因素关系密切。来自英国的大量资料表明，酒精的真实价格对一个国家饮酒人群的影响非常大，当对酒精饮品的税收提高后，嗜酒者的酒精消耗量也会下降。禁止吸烟和香烟广告的政策对美国香烟消费的下降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酒精饮料消费的法定年龄影响了酒精的使用和滥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饮酒、吸毒人员人数逐年增加。我国广东省地处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交通便利，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一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生活无目标，因此广东省成为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高发地区。2011年广东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超过30万，是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口的1/6。

经济发展与饮酒和吸毒的关系比较复杂，目前的结论不一致。一般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肯定增加酒消耗量。近年来，我国酒的生产与消费均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啤酒生产国，人均饮酒量也不断增加。根据WHO的统计，我国成人年人均饮酒量接近6L纯酒精，在文革结束的1978年仅为2.5L。国外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危机与饮酒吸毒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经济收入下降，购买力下降，总体酒消耗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问题导致应激，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以酒浇愁”，增加酗酒次数。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部分人无法面对失学、失业的困境，这些人成为物质滥用的高危人群。当他们放弃奋斗目标，试图从物质中获得安慰或逃避现实时，便开始向成瘾的道路迈进，且愈陷愈深。社会心理学中的失范（anomie）论，是对社会压力下人们使用物质的一种解释。“失范”一词源于希腊语，指一种反常的社会状态，即当危机到来时，社会的凝聚力下降，人们丧失了明确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典型的例子是在经济危机时，人们倾向“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时人们出现违法犯罪、物质滥用等各种偏常行为的可能性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在某些方面也处于无序和失范状态，这与近些年来国内物质滥用问题的发生和蔓延有一定关联。

社会治安与物质滥用或依赖有关。社会治安差，社区内偷盗、抢劫、赌博、色情等犯罪事件对涉世不深又好奇心强的青少年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更容易获得非法物质，物质泛滥的可能性较大。好的治安环境可减少非法物质的泛滥。

物质是否合法，能否轻易获得，与其被滥用的程度密切相关。19世纪初期，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了牟取暴利，英国向“闭关锁国”的满清政府走私毒品鸦片，“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贸易给近代的中国百姓及当时的政府带来了严重危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鸦片，对鸦片的种植、贩卖、深加工等均给予严厉打击，阿片类滥用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国际贩毒组织利用我国云南省与“金三角”毗邻的地理优势，将我国作为“金三角”毒品流通转运站，随着毒品通道的完善，毒品的供应量逐渐增加，我国境内的吸毒人数也日益增加，而云南省则成为我国滥用人口数最多的省份，与之毗邻的四川、贵州、广西等省份、自治区也成为吸毒高发地区。近年来，毗邻我国西北部的“金新月”地区生产的鸦片逐年增加，其毒品产量已远高于“金三角”，阿富汗的鸦片供应曾一度占全球的90%以上，一部分鸦片通过新疆和其他西部省份流入中国境内，使得上述地区毒品泛滥。

与此类似，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粮食供给丰富，使得酒类产品的供应空前增加，酒店饭馆、超市小店均有酒品出售，且我国缺乏对酒类广告的限制，对饮用、购买酒类的人群无法律方面的限制，这使得酒类的可获得性极高。因此酒类的消耗逐年增加，酒依赖的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

人们通常通过以下三种途径获得物质：①合法购买：烟草是一个典型例子，几乎在各个国家都是合法的商品，可以随意购买。19世纪人们对阿片类药物缺乏深刻了解，此类药物在当时可以自由买卖，许多阿片依赖者就是由于可自由获取阿片类药物所造成的。②医生处方：20世纪早期，阿片类药物和巴比妥类药物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中，当时很多阿片和巴比妥类药物的依赖就是如此形成的。而今苯二氮 类药物的广泛应用，致使产生依赖者增多。③非法获取：即所谓的“街头药物”，如大麻、可卡因、苯丙胺、海洛因等。

来自朋友赞同、支持及示范作用，是成瘾行为产生的重要外部因素。青少年是物质依赖的高危人群，这与青少年好奇心强、追求时髦，同时需要同伴群体的认同，鉴别能力差，价值观容易受其所在群体的亚文化影响等有关。研究显示，绝大多数人初次接触毒品是在好朋友处，往往不花钱使用，且在朋友的鼓动和怂恿之下反复尝试。青少年物质滥用的相关研究提示，对青少年而言，同伴的影响比父母的作用更大。多数青少年看重同伴对自己的态度，竭力想获得同伴的承认和赞许。

1958年，Cohen提出了犯罪亚文化（delinquent subculture），指的是社会中一些违法犯罪少年群体独特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其主要特征是该群体成员不顾任何规章制度的约束，以追求快乐为目标，进行冲动性、破坏性行为。所谓亚文化指的是同种文化下享有相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小群体，文化特征包括身份认同、职业或价值观。在一些不良的同伴群体中，物质的获得、使用、体验和技巧等被津津乐道，或对吸毒行为进行默许、鼓励，同伴间的交往有助于使用物质的行为被模仿，并得以扩散，他们往往有类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往往以吸毒论英雄，在这种群体亚文化的影响下，青少年很容易发展出使用物质的行为。物质的使用在一个地区和社会中出现、传播、蔓延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开始往往局限在某一亚文化团体，随后便可逐渐向其他社会群体扩散，最终可蔓延至各个阶层，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世界各国都从法律上控制成瘾物质的使用，特别是对制毒、贩毒采取不同程度的惩罚措施，并成为预防、控制成瘾行为的手段之一。如美国1996年公布的《受控物质管控法》规定，各州禁毒立法可以制定比联邦立法更为严重的处罚决定。德国《刑法典》规定，凡吸食毒品的，酌情处以2年左右的有期徒刑；我国在2007年颁布了《禁毒法》，2011年颁布了配套的《禁毒条例》，从法律层面确定了禁毒的性质、方针与政策。这些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成瘾物质的使用，降低成瘾行为的发生。但也有相关法律有可能促进成瘾行为的发生，如大部分国家吸食大麻是违法的，但也有部分国家允许吸食大麻，如乌拉圭，只要年满18岁，且事先提出申请，就可以种植大麻。这类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中，大麻滥用问题有可能增加。

稳定的家庭关系和父母正确的教养模式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基础和保障。而家庭关系不良对儿童形成和持续成瘾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调查中发现，物质滥用者的家庭中常常缺少稳定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疏离、相互之间的支持差，在遭遇悲伤或不顺时更容易借酒浇愁。研究表明：在药物依赖者的家庭中，父母花费在教育孩子上的时间要少于没有这些问题的家庭，这也是青少年滥用物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遭遇身体虐待与自身物质滥用问题明显相关。受体罚的青少年，更容易形成使用物质的习惯性行为，与不受体罚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容易使用非法手段获取金钱并购买毒品，在使用毒品后容易发生性行为，并倾向于认为这些物质是无害的或者是不会成瘾的。

一项针对酒依赖形成原因的前瞻性研究发现，以下家庭变量可预测个体是否发展为酒依赖：父亲患有酒依赖、与父亲关系疏远、父母婚姻危机、家庭缺少凝聚力、早年反复搬家、母亲对子女监管不力或对子女的要求前后不一致。父母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会通过平日的言传身教，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父母吸烟、饮酒，可能导致子女认同其价值观以及认同其对物质使用的态度，并模仿他们的行为。针对酗酒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可能产生“酒精认同”，从而默许酗酒行为的继续。如家庭中的丈夫或父亲，只有在饮酒后才能放松，并参与家庭生活，此时家庭成员往往鼓励其饮酒。那些感觉自己的家庭气氛更加具有“专制式”和“忽略式”的男性自我报告具有更多的酒精、香烟和镇静剂使用行为。

家庭结构的缺陷与物质依赖的形成有关，尤其对于儿童青少年，如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等。研究发现在单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过分早熟、交往不良、对人冷漠、敌意和品行障碍。Stanton提出物质滥用的家庭理论在本质上指的是内稳态模式。如正常的家庭是一个平衡、亲近和相互独立的稳态系统，一旦某一成员受到威胁，便会采取异常行为。这些异常行为具有一定的保护性，能够使家庭保持内稳态。近些年，留守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留守青少年是指年龄处于10～18岁，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而是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未成年人。研究发现留守青少年的家庭亲密度低，社会适应不良、社会支持不够，习惯于以消极的方式应对生活事件。留守青少年由于长期缺乏教育和监管，容易受到社会不良人员的影响，从而沉迷于网络或使用精神活性物质。

青少年是物质滥用的高危人群，在吸毒人群中，危害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也是青少年。学业失败常导致青少年自我价值观和竞争能力下降，一旦在学校无法取得满意的成绩，会产生低落、自卑等情绪变化。为稳定情绪，或寻找自我价值，部分青少年会采取使用物质的方法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好起来”，或选择沉迷网络，用于逃避现实困难。当以毒品为核心的新的关系网建立后，青少年往往会有被“接纳”的感觉，从而自我价值感提升，故使用毒品的行为得以继续。

人格（personality）指的是个体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模式。人格的形成与遗传因素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环境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人格发展越完善，就越能对自我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压力面前对自我态度、自我行为的调节能力就越强，也就越能形成稳定的心理特征。物质滥用者往往存在某些性格缺陷，称为“成瘾人格”。如情感表达不成熟，对客观环境要求多，需要从周围人那里获得过度表扬和肯定；缺乏独立性，对挫折的耐受性差，一旦遭遇挫折，则容易受伤和自卑；缺乏社会责任感，不能尽职尽责，做事马虎懒散，不能遵守规则；虽然善于交际，但也容易与周围人发生冲突；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也容易受周围人的诱惑和影响；且有意志薄弱、任性、固执、冲动、叛逆、情感不稳定、自信心不足、好奇心强、喜欢模仿等特点。与男性相比，女性普遍追求归属感、自尊感、安全感，若上述要求达不到满足便可能心理失衡，为摆脱这种失衡状态，便借助物质寻求满足。女性物质滥用者的性格多偏外向，交际广泛，深受周围人喜爱，一旦使用物质后，往往脱离以前的生活圈，很少与周围人接触，容易伴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心理特征（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也是影响物质使用的重要因素。成瘾者最初使用物质多是出于好奇心理，想体验人们描述的快感，结果一发而不可收。也有的成瘾者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的自控能力强，偶尔使用不会导致成瘾，或乐观地认为即使成瘾也能轻松戒除，不知不觉中在成瘾之路上越走越远。从众心理也是物质滥用者的心理特征之一，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个体社会化的途径之一。从众心理在某些情况下是积极的，如让个体跟随积极、正能量的舆论导向修正自己的观点和行为。但如若交友不慎有可能被误导，盲目效仿、追随而接触成瘾物质。

多数成瘾者存在心理技能缺乏现象，即适应社会、应对生活事件以及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缺乏。青少年由于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心理承受能力差，应对技巧缺乏，往往无法排解青春期生理和社会变化带来的苦恼，此时容易经不起周围人诱惑而接触成瘾物质。有的成瘾者是为了促进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亲密感，缓解紧张情绪而使用物质。部分成瘾者最初是为了获得同辈的认可，而逐渐走向成瘾之路。也有部分成瘾者是因为缺乏拒绝他人的技能，无法抵御周围人诱惑而选择了使用物质。

情感障碍（affective disorder）是普通人群中发病率较高的精神疾病之一，情感障碍的患者合并物质使用的情况较为普遍。调查显示双相情感障碍中物质使用情况高达40%左右，远远高于单向抑郁。在物质使用的人群中，重性抑郁的终身患病率高达20%～50%，远高于普通人群中该病的患病率。情感障碍与物质使用共病率较高可能的原因为：①躁狂或轻躁狂患者有行为冲动的特点，他们往往为寻求刺激而使用物质；②在情感障碍的发作期应用物质“自我治疗（self-medication）”；③情感障碍的临床表现促发了物质的使用，如情绪低落者“借酒浇愁”等。

大量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焦虑障碍与物质依赖共病的情况非常多见，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加重。焦虑障碍者可能选择使用物质缓解焦虑情绪。Harry等最新的meta分析提示，酒精相关障碍者罹患焦虑障碍的风险是无此问题人群的2.1倍，酒精相关障碍与焦虑等精神科其他疾病共病时，将会影响酒精相关障碍的疾病表现、病程、严重程度及预后。

应激可能导致成瘾物质的使用和依赖。调查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在普通人群中终身患病率高达4%，其中1/2以上共病物质滥用、抑郁、焦虑性障碍。自我医疗理论对二者的共病原因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患者为缓解PTSD的症状开始使用物质，并逐渐加重。

近年的研究发现成瘾与人格障碍、抑郁以及精神分裂症等有关。调查发现约有一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物质使用障碍。人格障碍与物质滥用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如反社会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等。

成瘾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众多心理学流派对成瘾行为产生的原因、维持及预后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分析。

Freud精神分析理论（psychodynamic theory）中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指人的本能、欲望是原始的力量源泉，有即刻得到满足的冲动倾向，遵循的是享乐原则。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学者认为，药物成瘾者要从药物中寻求“享乐”的感觉，以使自己心里踏实，能适应环境。Freud将物质滥用行为用退化至性心理发育阶段中的口欲期来解释，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受性的本能和欲望来支配的，性的背后就是潜在的心理能量称为力比多（libido），它常常驱使人们去寻找快感。对成瘾者而言，吗啡充当了其性满足的替代品，并指出除非建立正常的性关系，否则戒断后的复发在所难免。

20世纪30年代，Rado称物质滥用是自恋障碍，是“对天然自我结构的人为破坏”。当药物作用消退后，物质滥用者的抑郁情绪便会再度出现，与使用药物时引起的情绪愉悦形成鲜明对比，个体自然会产生更强烈的用药渴求。此时自我成了药物的奴隶，物质滥用者便更加关注自己的抑郁情绪，而解除情绪困扰的唯一手段就是继续滥用药物。当药物依赖形成后，药物所致的快感常常取代了性欲和性体验，甚至成了性目的，此时自我便受制于受虐本能和死亡本能。也有精神分析学者认为，耐受性对物质滥用的形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滥用者试图与母体合为一体，是缓解紧张感的内心需要。部分滥用者采用静脉注射法，这象征着他们愿意退行到胎儿期，从而与母体有更紧密的联系。此外，用药使内心紧张得以释放，自我的完整性得以恢复。

20世纪60年代，Savitt认为产生物质滥用的根本原因在于童年期母爱不足，以及父亲被动和无能的人格特征。也有研究者认为，滥用者在童年早期大多经历过对所爱对象的失望，主要表现为处于恋母期的儿童对同性别的家长感到失望。一般认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势母亲对子女过度溺爱、保护和控制，而弱势的父亲处于被动地位，强势的母亲有意培养儿子对她的依赖性，并贬损父亲的形象，使儿子缺乏可模仿的男性形象。滥用者对母亲多有抵触情绪，滥用行为往往是以此来逃避母亲的控制。Savitt还发现，物质滥用者多不能忍受“延迟的满足”，他们之所以使用药物，在于用药后即刻便可获得强烈的满足感。

近代精神分析学者更倾向于物质滥用不单是退化的表现，可能是一种不恰当的应对方式。药物带来的短暂的愉悦感，使个体可以抵抗强烈的情感，如愤怒、羞耻和忧愁等，使其退回到“与世隔绝的极乐世界”中，对其不完善的自我防御有补充作用，以逆转其原本退化的状态。当代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成瘾者早期发展过程受到干扰，从而使其无法将父母的形象适当地进行内化，最终发展为自我照顾能力的缺陷，因此该理论认为成瘾行为是成瘾者自我照顾能力缺陷的一种反映。1970年，Khantzian等通过研究发现，物质滥用与自我功能受损有因果联系，他们视个体用药为应付日常困境的手段。滥用者之所以用药，是因为他们不会运用适应性防御机制，不能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一旦遭遇挫折和冲突，便求助于药物。而药物又可以影响情绪，产生“解脱”的假象，似乎问题得以解决。

此外，成瘾者常常伴有情感与行动调节功能及自尊维持功能受损，这使得成瘾者在客体关系中出现问题，导致成瘾者将物质视为抚慰性内在客体的替代物，因此成瘾者反复使用药物，以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消除无力、无助感，并期望补偿自我调节功能的缺损、低自尊以及人际关系问题。

总之，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物质依赖者的人格结构多有缺陷，且脆弱、低自尊，为弥补不良的心理结构而使用物质。在此过程中，患者能够重建部分自尊，达到内在的和谐。不幸的是，上述自尊与和谐仅在使用物质后短暂存在，一旦恢复清醒状态，上述效果也随之消失。与单药滥用相比，多药滥用者可能有更为不稳定的童年经历，他们以滥用药物的行为作为“自我治疗”的方式。

行为学习理论（behavioral learning theory）包括下面三种理论。

经典条件反射，又称巴甫洛夫（Pavlov）条件反射，是指一个刺激和另一个带有奖赏或惩罚的无条件刺激多次联结，可使个体学会在单独呈现该刺激时，也能引发类似无条件反应的条件反应。巴甫洛夫发现，他的一条狗经常由同一个实验员反复为其注射咖啡，后来当这只狗看到实验员拿着的注射器时，狗会出现流涎、呕吐等反应。最早应用条件反射理论解释物质成瘾与复发问题的是美国学者Wikler，他视成瘾为一种动作训练的结果。1971年，Wikler用大白鼠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特定的情境可诱发动物出现戒断样反应。在临床工作中Wikler也注意到，从医院或康复机构出来的滥用者，一踏上原先熟悉的环境就可能触景生情，出现戒断症状，从而产生强烈的用药冲动，且大多数人难以自持。滥用者不仅承认某些情境会诱发自己对毒品的渴求感以及一定程度的戒断症状，还可按各因素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对其进行排序。

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强化指伴随于条件刺激物之后的无条件刺激的呈现，是一个行为前的、自然的、被动的、特定的过程。而在斯金纳（Skinner）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中，强化是一种人为操纵，是指伴随于行为之后以有助于该行为重复出现而进行的奖罚过程。斯金纳将强化分为两种类型：正强化和负强化。当环境中增加某种刺激，有机体反应概率增加，这种刺激就是正强化；当某种刺激在有机体环境中消失时，反应概率增加，这种刺激便是负强化，是有机体力图避开的那种刺激。人们可以用这种正强化或负强化的办法来影响行为的后果，从而修正其行为。药物成瘾的形成与强化密不可分，当个体使用物质后心情愉快放松，甚至产生快感，为再次享受这个状态，个体继续反复使用该物质，最终使用物质的行为得以强化，即正强化。如成瘾者试图停止使用物质，或使用物质量较前减少时，会出现躯体不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感，成瘾者往往选择再次使用该物质，最终使这种行为得以增加，即负强化。正强化主要造成对药物的精神依赖，负强化主要造成躯体依赖，二者相互关联，互相影响。成瘾者从偶然用药到习惯性用药，再到成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联想性学习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成瘾药物引起的奖赏性学习记忆异常顽固，可以持续多年，是一种病理性的学习记忆。

社会学习理论提出者班杜拉（Bandura）认为，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观察习得的，依靠替代强化形成的，通俗讲就是由模仿而得，它受注意、保持、动作再现、动机等心理过程的支配。行为结果包括外部强化、自我强化和替代性强化。替代性强化是指观察者看到榜样或他人受到强化，从而使自己倾向于作出榜样的行为。物质滥用就是一种习得性的社会适应不良行为。例如孩子如从父母处学习饮酒行为，也可能模仿其饮酒模式，在同伴群体中学会了吸烟或饮酒。持续性的物质使用是由于物质对个体效果的增强导致的，而反过来这又加强了对物质使用的积极结果的期待，继而再次反馈为物质使用行为的增加。社会学习理论一方面重视榜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自我调节的作用，自我调节是个人内在的强化过程。社会学习理论观点认为成瘾者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自我调节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社会或家庭因素使得他们产生不恰当的自我调节方式。

心理控制是Rotter在社会学习理论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个体认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握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研究表明，毒品依赖者的内控性低，有比较高的外控倾向。他们较多地相信行为的结果由外部所控制，而较少地相信成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高外控者更易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缺乏自我把握和控制能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斯洛（Maslow）、罗杰斯（Rogers）等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人格发展，强调把自我实现、自我选择和健康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建立了人本主义理论（humanistic theory）。马斯洛曾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所组成。他将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很多心理学家从人本主义视角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网络上充满了多媒体声光刺激对青少年产生了无穷的诱惑。青少年处在青春发育期，伴随性生理的成熟，性心理也开始萌动和发展，对“性”充满了好奇和疑问，青少年通过互联网上的色情音乐、图片获得生理需要；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失败时可以在虚拟网络中寻求保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他们由于无力应付现实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造成的威胁；网络上社交互动性服务项目可以使青少年找到归属感；网络游戏具有的仿真性能够满足游戏者拥有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获得别人的赞扬和肯定，也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网络也给青少年提供了自我实现的舞台，可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上述原因使得青少年容易沉迷网络。罗杰斯将自我划分为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接近时，人格便处于和谐状态；而当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较大时，人格便处于冲突状态，个体就有可能产生怨恨、苦闷等情绪问题。当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发生冲突时，个体可能会在使用物质的过程中构建自我想象世界，以迎合自己的心理需求。当心瘾发作时，“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使得个体内心的道德感、责任感与罪恶感、失败感相互作用，其最终结果可能是重新使用物质。

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也是一种学习理论，它强调个体对当前情境的理解即认知，是导致人们情绪和行为的关键因素。贝克（Beck）是认知疗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脑中那些错误的自动化思维，往往造成认知歪曲，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和行为。使用物质是后天习得的行为，随着反复进行，逐渐形成自动思维和特定的行为模式。物质滥用者常常将歪曲的认知与客观真实现象相混淆，作出错误判断；个体也可能会夸大对物质使用的积极结果的期待，并且将负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例如酒精依赖者可能会有与酒精使用有关的认知歪曲，如“我不喝酒就无法工作”、“为了放松，我必须喝酒”。每当产生情绪波动，面临压力或面对困难时，成瘾者习惯性使用物质解决情绪的问题，回避遇到的困难，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物质成瘾的原因错综复杂，由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动物实验和神经影像学对成瘾的神经机制从大脑结构、功能方面进行了探讨；遗传学进一步阐述成瘾受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个性特征、应对方式等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而社会环境、经济因素等社会因素在成瘾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多元模式不仅关注了物质成瘾形成原因的多元性，也关注各个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上述因素相互影响，周而复始，从而导致成瘾，并影响成瘾行为的发展及转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