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叹：“孔子的笼子”3.0版
董仲舒之贡献
《春秋》是鲁国史书，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12代君主，计244年，相传是孔子所作，是中国编年史之祖。孔子在这部史书当中，一改“述而不作”的原则，而采用“春秋笔法”，即为了让今后那些“乱臣贼子惧”，便“微言大义”，也就是在叙述当中对历史人物予以含而不露的褒贬。
当时书写不方便，一些书并不是铸在鼎上，也没在刻在竹简上，而是最原始地以口相传。《春秋》最初也如此。口头相传很容易走样，《春秋》也就变得非常难“读”。后人看到的《春秋》，全文仅16000余字，每一条都是孤立的，有的事件只有一个字，最长也不过40余字，记载零乱，语言晦涩，不着边际，不知所云，所以被宋朝大儒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
然而，一沾上孔子之名，《春秋》再不堪卒读也得啃。对《春秋》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为《春秋》作传者主要有5家，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与穀梁赤《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其中《公羊传》是孔子后期学生子夏一脉传下来的，可信度也许较高。
让我们试读一篇。《春秋》原文第一句：“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就这么8个文字，当中“微言”了什么大义？我们现代人如果不借助史籍，根本读不懂，其实2000年前的古人一般也读不懂。为此，《春秋公羊传》阐释一篇文章，第一段为：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几句古文翻译成现代文，大意说：元年是什么意思？指君王登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开始的季节。王指谁？指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再说正月？因为指的是周王确立的正月。为什么要说周王的正月？是为了表明“大一统”，天下都实行周王的政令。紧接还有一大段文字，大意是：为什么不说隐公登位呢？因为要成全隐公的心愿。为什么要成全隐公的心愿呢？因为隐公想要把国家治好，然后把政权还给桓公。那么，隐公为什么要把政权还给桓公呢？因为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他们兄弟身份尊卑区别较小，国人不大了解。只因为隐公年长而贤明，诸大夫就拥戴他为国君。这时如果隐公辞让，桓公能否顺利登位并没有把握。即使桓公能登位，大夫们能否辅佐他也是个问题。所以，隐公登位全是替桓公着想。那么，隐公年长又贤明，为什么不立为国君呢？因为立夫人所生的嫡子为国君，只凭年长，不凭贤明；立媵妾所生的儿子为国君，只凭尊贵，不凭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也就尊贵吗？是的。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又因儿子而尊贵。瞧，简简单单8个字，隐含了这么一通史实与大道理，无异于天书吧？
实际上，古代许多著述都是借着圣人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公羊传》流传几百年来，到西汉终于迎来飞跃发展，一个弟子胡毋生将《公羊传》破天荒书上竹帛，再一个发扬光大的弟子就数董仲舒了。
西汉开国那班文官武将死得差不多了，汉武帝刘彻亟待起用一批新的人才。为此，刘彻上台第二年就轰轰烈烈开展“举贤良”活动。刘彻在诏书中明确宣告说：朕继承了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将来还要传之千秋万代，深感责任重大，寝食不安，不敢偷闲安乐，深思万事之头绪，生怕有失误。现在，请各郡国公开选拔推荐德才兼备之士，朕要听他们论说大道之要、高论之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在《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一书当中写道：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青少年时代的汉武帝确实出手不凡。我们从他对董仲舒的三次提问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他不仅拥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智慧，而且具有相当的学问。他的那些问题，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证实。也就是说，他所关心、所思考的那些问题实际上在他心目中已有较为明晰的答案，只不过是要那些受问者进行哲学层面的证立而己。
董仲舒对刘彻的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董仲舒疾声呼吁改革——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忧患意识极强。他给现实开具的药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化”。只有更化才可善治，不更化只有灭亡。那么，具体如何改革呢？
董仲舒首先强调“大一统”，指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甚至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从古人造汉字来考证，“王”是通天地的。为此，“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些话语，显然很合刘彻的心思。
其实，董仲舒《天人三策》中一些言论，与贾谊等相关说法相比，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当时皇帝的想法跟刘彻不一样。遗憾的是，马勇说“这次诏贤良的记载既缺又乱，许多问题已不太清楚”。
董仲舒不忘“孔子的笼子”原旨。“天人感应”也不是董仲舒首创的，而是两汉社会的普遍观念。马勇指出：董仲舒的相关主张“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与老子、庄子有相通之处，即使在语言风格上也有明显具有模仿的痕迹”。然而，董仲舒要建立的是一套更严密的天人理论体系，“企图用一个虚构的超自然的物或实体来约束人世间处于至尊地位的君王”。只要“揭开它的宗教帷幕，我们就会发现董仲舒真实用意在于人事而不是神事”，“天学即人学，天论即人论”。他甚至明说：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王者之后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则名绝而不得就位，卫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伯讨之罪，卫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则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顺于天者，其罪如此。
“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这话太明确不过了。千百年来，几人敢如此赤裸裸地威胁帝王？
所以，董仲舒特别卖力地推行“天人感应”的实践活动，在江都大搞“祈雨”又搞“祈晴”，把巫术搞得有板有眼，还撰写了《求雨》《止雨》等文章。高祖庙及其陵寝偏殿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还抱病起草一份奏章《灾异之记》，进一步阐释说：朝政有失，上天会降灾谴责帝王；如不自省，会出怪异现象警告；如果还不悔改，上天会改变授命。这显然是借火灾说上天已经对刘彻不满。写完，也许董仲舒自己也吓一跳，觉得太敏感，犹豫了还没有上奏。不想有个官员来他家里作客，居然把这草稿偷走呈交刘彻。刘彻大怒，要将董仲舒处斩，随后怜悯他才赦免，但还是罢了他的官职。
我有点替董仲舒抱不平，但又不能不怨他“傻”。“天人感应”其实就是“天命靡常”的翻版。周人识别上帝的表态主要通过问卜，巫师的嘴说了算，可以操纵。“天人感应”则全由天“说”了算，洪、旱、火、蝗、地震之类天灾几乎年年难免，岂不是说皇帝工作年年没作好？刘彻怎能上这种当？
这好比想把老虎关进笼子，结果自己差点被老虎吃掉。董仲舒真吓坏了！刘彻复他官职，他以病相辞。至此，我倒觉得董仲舒这个“人物”活了，可爱了。理论上，他顶天立地，睥睨千古，回到生活实际他简直变得猥琐油腻了。马勇说“他贡献出值得人们再三玩味的宝贵思想，而自己却过着单调、乏味的平凡生活”，这评论很到位。
然而，汉时还有其他儒生继续致力于将权力关进“笼子”的伟大事业，前仆后继。秦始皇曾经到会稽郡视察，并在那里的石上留下了文字，当地便刻了秦始皇的木像，与大禹一起庙祀。经学家王朗到任后，说秦始皇是“无德之君”，将秦始皇的木像扔出，不许民众祭祀。如果说王朗是打死老虎，那么博士夏侯胜反对汉宣帝刘询为其曾祖父刘彻立庙作乐，就不能算是打死老虎了。夏侯胜勇敢站出来说：刘彻虽有“攘夷狄、广土斥境之功”，但代价是“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请注意夏侯胜区分明君与暴君的标准：是否“德泽于民”。此后，陆续还有这类英勇的儒生。
霸王道杂之
董仲舒版“孔子的笼子”以“大一统”论为中心，“天人感应”“独尊儒术”为两翼，不失时机地推销给了汉武帝刘彻。在第三次面试的时候，董仲舒建议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初说法。对此，刘彻非常赞赏并采纳了。然而，刘彻嘴上“独尊儒术”，实际上我行我素，杀戮还特别重。
他执政55年战争50年，奠定中华疆域版图，功不可没。有两点不可忽略：一是有些战争显然是非正义的，如为“汗血宝马”一再讨伐大宛；二是战争代价太大，如前119年征匈奴，出塞14万军马，回来不到3万，很快变得“海内虚耗，人口减半”。
法律方面则“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搞“春秋决狱”。为了说明刑罚的必要性，董仲舒拿大自然来打比方，“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他反复强调“大德而小刑”“厚其德而简其行”，并直接向刘彻建言：“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董仲舒编写《春秋决狱》，收录232个经典案例，用《春秋》经义注释刑罚。通俗地说，就是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凡与儒家经义相悖的法律，要以儒家经义为准。再换言之，着重追究犯罪动机，动机好的一般从轻，甚至免罪；如果动机邪恶，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犯罪未遂也要按已遂处罚。有时一句语录可使无罪者祸及三族，又可使有罪者无罪释放。此外，刘彻常根据自己的意愿制定新法律。
当时便有大臣批评刘彻“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评价说，刘彻时期“儒学看上去很兴旺，但实际上儒学并未真正成为有效的社会意识形态”，“半个世纪后，到了西汉后期，孔子学说、儒家正统思想也还是受到来自那些实干的政治家们的严重质疑”，“盐铁会议”激烈争论的“核心就是儒家思想究竟对富国强兵有没用的问题”。甚至有人怀疑董仲舒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刘彻到底采纳了没有？诏令何在？至今是一笔糊涂账。
刘彻的后人们也大致如此。宣帝刘询时期，太子刘奭对他提意见：“您持刑太深，应当多用儒生！”刘询一听立时变脸，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霸道”指法家，“王道”指儒家。“霸王道杂之”两层意思：一是王霸结合，即儒法结合，礼法、德刑结合；二是对道、墨、名、阴阳等凡是有利于大一统与长治久安的思想，都“杂”而采之，兼而用之。
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任德教”，或是“纯任法家”。“成康之治”说是“四十余年刑措不用”，并不等于没有刑法。孔子非常强调“仁”，但也相当重视刑。子贡上任信阳宰的时候，孔子教导他为官之道：“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另一位学生仲弓请问法令该禁哪些时，孔子还具体指导说：
巧言破律，遁名改作，执左道与乱政者，杀。作淫声，造异服，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行伪而坚，言诈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这四类死刑，连审理都不需要！如此杀气腾腾，即使出自《孔子家语》，我还不敢相信是出自孔子之口。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缺过惩民之法，奇缺的是约束权力之法以及保护庶民利益之法。只因为儒家被过度美化而法家被过度丑化，人们常将儒家与法家截然分开，标签化，泾渭分明，但这不符合实际，实属误导。著名学者吴思在仔细揣摩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发现支配中国专制统治集团的东西，常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所谓“外儒内法”“内圣外王”，也属于吴思所说的“潜规则”吧，在中国潜行数千年。
儒家也是一个统称。粗略地分，如先秦儒、汉儒、宋儒等等。先秦儒主要指孔孟等，汉儒主要指董仲舒等。有学者认为：一是从思想内涵来看，汉儒将阴阳家、黄老之学、法家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与改造了先秦儒学。二是从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退而求其次，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从批判时政转为维护现实统治。有人指责汉儒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民本思想，转而向专制统治妥协。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给帝王一些约束。好比将老虎关进笼子，汉儒认为不能强行，只能用些鲜活的肉诱使它进去，并把笼子尽可能作得金碧辉煌，以便让它尽量舒适温柔地待在笼子里。
不管怎么说，“孔子的笼子”终于或多或少有些作用了！面对天灾人祸，更多帝王下“罪己诏”，主动检讨自己不够尽责的地方加以改正，百姓获益。不久，出现“异端”即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猛烈抨击“天人感应”理论的虚妄性与欺骗性，但他对董仲舒求雨之类作法却赞不绝口，重申如果久旱不雨，君王必须举行雩祭，以示“惠愍恻隐之恩”，“慰民之望（怨）”，抚慰百姓。显然，王充也是想发挥“孔子的笼子”的作用。
“天人感应”的笼子确实有些用处。比如清朝时杨光先等人上书，攻讦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勾结澳门葡萄牙人，图谋颠覆清廷。鳌拜听信，将汤若望等人下狱，分别判处凌迟、斩首、流徙。幸好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人心恐慌，认为这是因为刑狱不公，上天示警，所以康熙祖母孝庄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传教士才幸免于难。如果没有这号“笼子”，孝庄太后恐怕也救不了汤若望。
不过，这“笼子”也常囚了不该囚的人和事。如715年春夏，山东蝗灾严重，宰相姚崇请求派御史到各州县去组织捕杀蝗虫，大臣却认为没有用，唐玄宗李隆基也犹豫不决。姚崇说：“如今山东、河南、河北百姓都快逃光了，怎么还坐视不救！即使除之不尽，也比看着不救好！”李隆基这才准奏。可是，以廉洁而敢言著称的另一位宰相卢怀慎却表示担心：“杀蝗太多，恐伤天和。”姚崇急得直跺脚：“想想从前，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你怎么偏偏怜悯蝗虫而忍心看百姓饿死呢？如果杀蝗有祸，请让我以身担当！”结果，捕杀了好多蝗虫，救了一些庄稼，饥荒不太严重。
没想到，第二年春夏蝗灾又在山东大起。汴州刺史振振有词说：“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应该努力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养，才能消除。你们忘了吗？刘聪治蝗埋杀，结果出一大堆乱象。”刘聪是十六国时汉（前赵）昭武帝，遇蝗灾时命人埋覆，结果传说哭声闻十余里，蝗虫钻土飞出，不仅蝗食黍豆，还出现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之类怪事。因此，这位刺史斗胆拒绝中央派出的督查团，坐等人们提高道德水平及上天悲悯。姚崇连忙给那位刺史写信，严正驳斥说：“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说什么自古有好官的地方蝗不入境，如果修德可使蝗不入境，那些地方官难道都是缺德之人？”照此逻辑，汴州闹蝗灾，汴州的刺史就不是好官，而当今皇上不也……刺史这才怕了，遵从中央御史督促杀蝗工作，没造成大饥荒。“卫道士”之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