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

孔子作《春秋》，既然主张大一统，对内以尊王为第一要义，对外也就大赞攘夷者的业绩。猃狁（秦、汉时的匈奴），北方的强族，自殷末以来，即向内入侵，以至逼近周的镐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难。孔子删《诗》，也就保存了《小雅》歌颂北伐猃狁的南仲、尹吉甫，赞美宣王中兴的《出车》《六月》等篇。尤其西部犬戎的入侵镐京，杀幽王，灭西周，迫使平王不得不迁徙洛邑而成了东周。从此，“封疆不固，……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孔子作《春秋》也就以“尊周攘夷”相号召，“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拒抗敌人，捍卫边防。这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一）就“内诸夏而外夷狄”说

孔子尽管对管仲有所不满，说他器量小，不能俭，不知礼（《论语·八佾》）；却高度地赞美了他“一匡天下”，而使诸夏得免于亡而“被发左衽”（《论语·宪问》）的功业；并对吴、楚的称王，而贬之曰“子”（《史记·孔子世家》）。从而：

晋武帝时，江统作《徙戎论》，首先便说“《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今夷狄入居，必生事变，自应发遣，还其本域。帝不能用其言，不满十年，就发生了“五胡乱华”的大灾难。（《晋书·江统传》）

唐武后时，突厥、吐蕃、契丹，往往遣子入侍，左补阙薛谦光因之力陈戎夏不可杂处，而让他们得知边塞、险要，妄生祸心，要当严加禁绝。

明英宗时，吏部主事李贤，又以成祖、宣宗以来的鞑靼降人留住京师，“一旦边方有警，其势必不自安”，请将他们调至各都司卫所，以分其势，而消未萌之患。（《明史》卷一百七十六《李贤传》、《日知录》卷二十九《徙戎》）

总起来说，不都证明孔子“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在历史上发生了深重影响吗？

（二）就“尊周攘夷”说

孔子作《春秋》，意在拨乱反正，道名分“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边远地区的民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日知录》卷七《管仲不死子纠》）。从而：

王夫之“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虽荐辟皆以死拒”。至死，且“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王而农先生事略》）这便是从他自己身上来阐扬《春秋》的大义，以为“夷狄者，义之尤严”，“《春秋》者，精义之立极者也”。（《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读圣人书，所学何事，当着异族大肆入侵，能够临难苟免，而不死节吗？正因为他拳拳服膺“尊王攘夷”之大义而弗失，因之极力推尊刘裕之北伐中原，“东灭慕容超，北灭姚泓”，乃“自刘渊称乱以来，……仅延中国生人之气者”！乃“以功力服人而移其（晋）天下”，不能“没其挞伐之功而黜之”者！（《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武帝》）甚至认为“即令桓温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读通鉴论》卷十三《晋成帝》）也！王氏如此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史论，诚是有得于《春秋》，才如此精辟的。

至于两宋、有明之末，许多英勇奋发、生死不渝的民族死节之士，其悲壮淋漓、惊天动地的“攘夷”业绩，史家又得因事制宜，有的为他们作了专传，有的则列入了忠义传，务使他们的浩然正气照耀万代而不灭，只以篇幅有限，也就不在这一一细述了。

总之，孔子“夷夏之防”的论点，在今天说来，自然是一种民族狭隘主义。然而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要当知人论世，则那为民族死节之士的正气，又是至大至刚，岿然长存而明并日月的呢！